当中共来到四川 天府之国变炼狱(图)

当中共来到四川，天府之国变炼狱。（网络图片）

一

九十年前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据召集人李达的回忆，代表湖南的毛泽东，当时并不是党员。尽管后来毛被中共尊为创始人，人们至今也找不到他登记入党或被介绍入党的记录。一滩浑水，这就是中共的一大。四川人没有代表出席，幸甚！

远离中共，四川人过得有滋有味。在国民党治理下，老百姓不是奴隶，没有被饿死，被屠杀，被运动，被限制一切自由。无论是重庆还是成都，民办报纸每天都在批评政府，揭露社会阴暗面。就连国民党的死敌共产党，也在公然地壮大着地下组织。

很少有人能看透中共。毕竟在夺取政权之前，中共喊的是民主自由，反的是独裁贪腐，扛的是正义进步。不要说青年学子、知识精英，即使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或地方乡绅，都不乏中共的同情者。中共地下党员一旦被捕，通常会有地方显赫人物出面保释。一位老成都告诉我，他几乎没有听说过枪毙共产党。直到中共兵临城下，才大抓一批，杀了几个，那也是在南京政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命令下执行的。

中共军队开进成都时，没有鲜花、口号、标语的夹道欢迎。春熙路上的商铺生意兴隆，茶馆里人声鼎沸，电影院前人头攒动。人们的普遍想法是：这就像从满清到民国，日子不也照旧的过。用当年大北茶厅胡老板的话说：国民党在这儿，我喊蒋委员长万岁；共产党来了，我喊毛主席万岁。有啥子害怕的嘛！

不久开始镇反，胡老板被中共公安拉到昭觉寺墙外的树林里，敲了“砂罐”（枪毙）。当年也是镇反积极份子的作家铁流回忆他目睹胡老板被杀的情景：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

二

四川人的苦难就以这种方式开始。刚刚上台的中共，以镇反和土改的名义，在四川滥杀了三十万人。昭觉寺的老和尚告诉我，每天一批批地枪决，白花花的脑浆溅满草地，鲜血把泥土变了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根本没法念经打坐。

被害者几乎都是无辜者，胡老板就是一个。他为了过当官的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头衔。中共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自首，胡老板第一时间跑到派出所登记。他以为就此解脱了，孰料中了中共的圈套。

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时也是一个。夏之时曾任成都革命军总指挥，蜀军总司令。30年代退出政界，回到家乡合江，潜心研究佛学。中共杀他，为的是凑够毛泽东下达的杀人指标。

我朋友父亲的表兄，乃金堂县某大地主的公子，供职于成都某银行。中共请求他帮忙劝说金堂的反共武装分子放下武器，他办到了。镇反时，那些接受招安的反共分子连同表兄一起，统统被枪决。临刑时表兄只说了一句话：你们共产党不讲信用。

土改杀人也大同小异。诗人流沙河讲过这样一次经历：十多个地主并排跪在少城公园的审判台上，在喊打喊杀的口号声中，挨个地被要求交出钱财。谁要斗胆回答没有，身后的解放军立刻对准其头部开枪。

从未见过的恐怖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惧，夜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消说一声：解放军来了！小孩马上收泪止声。随后几年的一场场运动，把四川人彻底打趴下了，中共要的就是这种战战兢兢的效果。然而，四川人怎么也想不通的是：都乖乖地做顺民了，共产党仍然不放过他们。

三

1958年的大跃进，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是毛泽东企图称霸世界的努力。要大规模从苏联和东欧进口军事工业项目，必须大量出口食品。为了满足毛的野心，中共在四川的头面人物李井泉，搞了个反瞒产私分的运动，以便把粮食从农民手中夺走。其做法之一，就是逼迫农民在产量上吹牛撒谎。

在我的老家宜宾，一些生产队长被倒吊在村里的广场上，拷问他们：每亩生产多少斤小麦？如果实事求地回答“四百斤”，立即挨打。说八百斤吧，还得挨打！结果，有的人不得不把数字提高到一万斤，有的人因拒绝胡说八道而被活活打死。粮食产量就这样被打上去了，中共的征粮指标也就上去了。农民连口粮也不能留，大饥荒出现了，到1960年，名扬四海的天府之国，大批的人在饿死。

李井泉不仅不把夺来的粮食还给农民，反而调运出四川。他的儿子申在望后来辩解说：这是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下的命令，原因是京津沪等地，正面临断粮。疯狂的大跃进，已经使全中国陷入饥荒。从周恩来、邓小平到李先念、李井泉，无人不清楚调粮的可怕后果。他们完全可以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已经表示愿意援助中国。但为了维护毛泽东的面子，为了表现中共有志气，更为了掩盖罪恶，隐瞒真相，以继续向全世界编造中共统治中国的所谓丰功伟绩，他们宁可让四川人去死！

这场人为的饥荒，吞噬了四川百姓八百万，平均九个人就有一个饿死。李井泉因调粮有功，在1961年升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统管云贵川三省。可怜的四川人，能忍受一家大小饿死，村子饿死一半人；能忍受吃泥土、啃草根、人相食；竟然无人反抗，就连政府粮仓里属于自己的粮食也不敢动。做奴隶做到这份儿上，我真的无话可说。

四

文革压根就是中共的一场内战，自上而下，波及社会各阶层。在四川，文革的每个阶段都是一场大戏：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最终人人都成了牺牲品。

我曾跟随红卫兵去地主儿子家挖“变天账”；曾在学校里参与羞辱老师的行动；曾流落街头，与黑社会为伍；曾目睹父亲被批斗被毒打；曾到处寻找被造反派抓走的母亲；也曾旁观过最惨烈的武斗，身边横七八竖躺满被打死打伤的工人。

文革在我心头激起的震荡是终身的。它对四川人的影响，远远不像镇反与大饥荒似的单纯，几乎家家户户都被牵连进去。因各种原因遭受不同程度迫害的人，超过一千万。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高官还是平民，死于群众暴力的，死于批斗的，死于武斗的，死于自杀的，死于刑讯的，死于监禁的，难计其数。文革中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

我父亲也是在这时被整死。1938年他步行从四川去延安，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他的忠诚白费了，梦想也粉碎了。对现实的幻灭促进了人们的觉醒，文革期间四川持不同政见者空前增多。当时满街贴着杀人的布告，你经常能从中看到“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集团首领”的字样。即使活在最恐怖的年代，他们依然敢挑战中共的统治，寻求自由的道路。

（本文有删改）

作者简介：

张朴，四川成都人，旅英华人作家，现居伦敦。迄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人物特写、政论文章等各类作品逾百万字。他是世界名著《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的中文译者。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轻轻的，我走了》，被评论家誉为“新移民小说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