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著名诗人陆游。（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宋代社会富庶，使文人官员出门远行的机会增多，而出游时所留下的诗文数量与质量均远多于前代。不过细看后发现，其中过半数都是由到地方上任职，或是奉命外出办理公务的宋代官员所写下。
制度意外让士人有机会经常远行
为何宋代官差出游的机会变得那么多呢？这与宋代的官员任官、选官制度方式密切相关。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下诏：“河东、江浙、川峡（宋代川峡四路，含今四川省大部分，陕西省汉中秦岭以南的子午河、星子山以西，贵州省安顺、贵阳、遵义与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广南（宋代广南东路与广南西路，包括今广东、广西与海南省）官自今满三考并与除代”。虽然地方官任期以三年为一任，但随着科举取士、人数大量增加，官吏冗多的问题逐渐浮上台面，为了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只好缩短地方官员的任期。到了元佑三年（1089）地方官的任期缩短为两年。
另外，宋代的官员考核制度，也促成官员频繁往返地方与京城。由于朝廷实行“三年一磨勘”的考核制，任期一到须将履历、任职功过等，交由吏部铨选部门审查，通过后符合升迁资格者，就能进京受皇帝召见。而外任地方官者在任期届满后，也须进京述职。地方官频繁的更换、官员考核需赴中央报告，都加速了官员的流动性，也让他们有机会写下出任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搭乘官船携家带眷一同赴任
远赴地方就职的宋朝官员，可搭乘由朝廷配备的交通工具前往当地。任枢密行府参谋的郑刚中（1088－1154年），随签书枢密楼照前往陕西，这段经历全都被收录在其所著作的《西征道里记》：“行府舟具。欲发前一日，宰执出钱于接待院”。
行府
为南宋调度军务的机构，郑刚中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所搭乘的船只皆为行府所准备。北宋天禧二年（1018）朝廷又下令，任何至南方赴任的官员，都可从京师乘载舟船前往，且沿途所经州县也都能为官员配备船只，这项制度直到南宋时也没有任何变化。
不过即使朝廷能为因公出差的官员提供官船，但官船的数量仍然有限，并非每位外放官员都能享受到此等待遇，如诗人陆游（1125－1210年）入蜀时，就曾换过许多船只，先是在临安搭乘官船，后行至镇江则“迁入嘉州王知义船……舟行甚速。然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摇兀掀舞，才知一叶……有广汉僧世全、左绵僧了证来附从人舟”。显示陆游一趟下来，除了官船外，还搭了商船与客船。
由于多数官员都是远赴外地上任，常会带着全家人一同前往。曾主持刊刻《文苑英华》的周必大（1126－1204年）于干道六年（1170年）知南剑州（今福建省南平市）任期届满时回京奏事，就是带着妻小一同坐船入浙。
亲友设宴送行沿途游山玩水
无论是就职还是离任，总会有亲友前来饯别，因此聚会宴饮也非常多。陆游前往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一带）任通判：“夜至法云寺。兄弟饯别，五鼓始决去。十九日黎明，至柯桥馆，见送客”。除了亲朋好友举行的私人筵席外，每当地方官赴任、离任时，当地太守、郡守、将帅、知府、县尉等官员也会举办宴饮，并邀请将出行官员的友人一同参加。
因为路途遥远需要有充分的时间为出行做准备，宋太宗淳化二年（991）正月下诏：“京朝官厘务于外者，受诏后给假一月浣濯，所在州府以赴上日闻，违者有罪”，意为给予远赴外地任职的官员一个月的时间自备行装，但也并非毫无期限。北宋咸平元年（998年）有诏：“京朝官差知州、通判、知军、监县场及监临物务者，差定后不得更赴朝参，限五日朝辞，除程更与限一月，如违三日已上，别具闻奏”。清楚规定了官员差遣确定后，不可在京城逗留，除了一个月的休假与路程外，若上任迟到超过三日也有相应的处罚。
宋朝疆域图。（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如被称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1126－1193年），出任静江府（今广西省桂林市）知府时途经梅花村，因赶着赴任而无法停留，只好感叹“客行匆匆，自无缘领略，可叹也”。但整趟赴任途中，范成大也去了不少地方，如与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同游石林，到了隆兴府（今江西省南昌市）与家人一起登滕王阁、游东湖，还前往玉虚观、登仰山（位于今江西省宜春市）等。陆游赴任时，同样也去了不少名刹道观、名山名园，可见尽管朝廷虽规定赴任的时间限制，但旅途中官员依然还有相当充足的时间可自由支配。
透过文人留下的相关游记，在欣赏其所记录的沿途自然、人文风光、传闻轶事、风土民情之余，还能看到宋代公务旅行的样貌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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