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武汉中心医院去世的医生（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1年1月29日讯】摘要
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四章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直译意思是：当老百姓不再怕死，那么统治者用剥夺其生命的方式来威吓人民也就没有作用了。一般认为，人对死亡的恐惧是最大的恐惧。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人会选择生而不是死。如俗话所说：好死不如赖活。但是老子的教诲并不适用于集权制度。
本文从武汉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医生在2020年1月3日参加医院中层干部会议的会议记录谈起（参见图1）。会议记录共11个词，其中讲政治和保密纪律两词最为重要。
武汉市中心医院，又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中心医院，是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有职工4300多人，其中博士、硕士就有1200余人。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前身是汉口天主堂医院，历史悠久。武汉中心医院因“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和“发哨人”艾芬医生而闻名。
1月3日江学庆医生由于戴着口罩参加会议而受到院领导的批评，因为领导认为，医护人员戴口罩就暗示着这种不明原因肺炎是传染病，是会人传人的，是和上级的紧急通知唱反调。作为全国优秀医生的江学庆明知SARS冠状病毒会人传人，致死率也有很高，他曾亲口劝一位退休职工尽快离开，说这里很危险。但是江学庆医生坚持在医院里不戴口罩，将自身完全暴露在病毒下。1月17日江学庆医生发病并被确诊感染，1月22日被转入医疗条件更好的武汉市肺科医院治疗。1月27日用上ECMO（体外膜氧合），病情仍没有好转。2月29日，江学庆医生的病情突然恶化，出现多器官衰竭，告别了这个不让医生戴口罩的世界，享年55岁。
为什么江学庆医生面临生与死的选择，选择了死而不是生？
孙立平教授在《极权主义的诱惑与免予恐惧的自由》一文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恐惧的政治，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强度超出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弥漫性的，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孔之中；这种恐惧会升华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约束。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共的政法机构（如武汉市公安局）、宣传机构（如新华社、CCTV、网管机构）、卫健委构成的铁三角，再加上基层党组织如蔡莉、李蜜这样党棍的配合，使得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务人员处于极度的恐惧之中。揭露真相的医务人员受到训斥，被“依法惩处”，刚刚用勇气和亲情撕开冰山一角的事实又被重新遮盖，致使原本可以被控制在初发阶段的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湖北、中国乃至全世界流行，最终导致人类发展史上的最大悲剧，目前还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2021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小组的13位专家达到武汉，一些人还心怀希望。由于武汉医务人员的恐惧如今依然存在，他们不敢说出真相，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只能是无功而返。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读下去。
一、武汉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的会议记录
图1是武汉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在2020年1月3日参加医院中层干部会议时所做的记录。
图1：江学庆主任2020年1月3日参加武汉中心医院中层干部会议的记录（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记录中只有十一个关键词：
李书记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
不易使用新型冠状病毒（笔者注：不易，应为错别字，正确的是不宜）
没有人传人的证据
讲政治
十条纪律规定
保密纪律
指挥部
不准请假公休
不准到处乱讲乱谈
及时传达到每一个人
记录中的李书记，应该是指武汉中心医院纪委书记李蜜。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一词，betway体育手机网 来自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0日15时10分在系统内下发部门文件《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我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中心医院领导要求医生在为患者做诊断时，不要用不明原因肺炎或病毒性肺炎，而用肺炎或者肺部感染等，掩盖传染病疫情的真相，也是为逃避签署《国际卫生条例》后的责任：如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各缔约国应在评估公共卫生信息后24小时内，以现有最有效的通讯方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不宜使用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是让医生在为患者做诊断时，不要使用新型冠状病毒一词。新型冠状病毒一词在2019年9月18日武汉海关联合军运会执委会在武汉天河机场举行以“守国门安全，保军运平安”为主题的应急处置演练活动中，模拟处置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护送感染者的医护人员身穿全套防护服。冠状病毒一词也出现在李文亮医生上传的信息中。2020年1月1日新华社记者廖君撰写报道称：“武汉市公安局1日通报称，日前一些关于‘武汉病毒性肺炎’的不实信息在网络流传，公安部门对此进行了调查。目前，8人因散布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武汉警方提示，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警方呼吁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李文亮医生上传武汉市中心医院有7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在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这是武汉市中心医院中层领导以上的干部都知道的事实，不是什么不实信息。但是武汉市卫健委和中心医院领导要求医生不要使用新型冠状病毒一词，以免与武汉警方对李文亮医生的依法处置产生矛盾。
没有人传人的证据，这个说法来自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13时38分发布的《情况通报》：“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其实人传人现象早已出现。金银潭医院收到的一名转院病患曾某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其妻之与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接触，但也被感染。在艾芬医生2019年12月28日接诊的病例中，有两人是母子关系。在张继先医生2019年12月27日和29日上报的7个病例中，有三人是一对老人和年轻的儿子。根据武汉市第五医院消化内科吕小红主任，在2020年12月25日前后，就听说武汉市两家医院有医护人员疑似感染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并被隔离，其中还有呼吸科的医护人员。另外，在2019年12月31日前湖北省新华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1位护士也出现轻微感染。
讲政治，这一条很重要。这说明，李书记今天谈的已经不是一般的卫生健康事件，而是政治事件。在政治事件中站错队、说错话、做错事，就是政治错误。对政治错误的处置的边界在哪里，只有让与会者自己去思量。武汉市中心医院领导在会议上强调“讲政治”，就是卖力地贯彻武汉市卫健委封锁疫情的旨意，打压“吹哨人”和“发哨人”，让李文亮、艾芬闭嘴，让其他医务人员也都闭嘴。2019年12月31日上午李文亮医生被医院领导约谈，并应要求写下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至今内容没有公布。根据武汉中心医院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医生透露，武汉中心医院本来决定开除李文亮医生或吊销医生职业资格，在一些中层干部向下传达会议精神时，也都拿李文亮医生要被开除来说明事情的严重。2020年1月2日上午艾芬医生被医院领导约谈，党委书记蔡莉给艾芬医生扣上的三个政治大帽子分别是：“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政治罪名何其大也，送哨人艾芬医生就是这个政权的敌人。
十条纪律规定，应该是指医院内部制定的纪律规定，是院领导对医务人员的特殊要求，比如关于患者人数的上报规定等等。中心医院院领导不允许医生在传染病直报系统中将病人按“不明原因肺炎上报”，甚至将病人诊断为“病毒性肺炎”都是不允许的，只能诊断为“肺部感染”，这样大量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的真实情况根本无法上报。从1月3日那次会议后，医院不允许医生给患者做肺泡灌洗，也不许拿相关样本向第三方送检做基因测序等等。这都是纪律规定。
保密纪律，这是中共极权统治最为有效的工具。中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所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某一事项泄露后会造成下列后果之一的，应当列入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以下简称保密范围）：（一）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
（二）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
（三）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
（四）影响国家领导人、外国要员的安全；
（五）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
（六）使保护国家秘密的措施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
（七）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
（八）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失去保障。
这个保密范围是没有界定的标准，它确实起到一个寒蝉效应，“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某一事项本来并不属于国家秘密，比如接诊一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检测结果为冠状病毒。一旦这个检测结果为公众所知道，专制政权认为这个信息的泄露会危害国家政权，或者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其他原因，就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处置。本来不是国家秘密的信息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秘密。
艾芬医生获得一例SARS冠状病毒的检测报告，李文亮医生把这份检测报告上传。武汉中心医院发现冠状病毒患者，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卫健委、新华社、CCTV、中心医院领导却罔顾事实，把吹哨人李文亮等打成是“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造谣者，用的就是保守国家秘密法。其实李文亮并没有转发不实信息，他只是一对一地转发了一份检测报告的复印件。如果说这份检测报告含有什么不实信息，那么就是检测报告上写着“SARS冠状病毒”，而这个病毒完全正确的写法是“SARS冠状病毒2”（SARS-CoV 2）。在2019年12月30日“SARS冠状病毒2”（SARS-CoV 2）的命名尚没有出现，所以写“SARS冠状病毒”没有任何错。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一）规定“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的”，就是“泄露国家秘密”。李文亮医生上传检测报告，使“SARS冠状病毒”被不应知悉的民众知道了，让海外的人知道了，就是泄露国家秘密。纵然“SARS冠状病毒”的检测报告来自第三方检测机构、是真实的，但是它现在成为了国家秘密，就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范畴。那么被民众知悉的“SARS冠状病毒”就是国家秘密法认定的不实信息，上传这个信息的人就是造谣者。这是极权统治者的逻辑，也是他们对国家秘密的定义。
指挥部，应该指医院成立了疫情指挥部，由领导亲自坐镇。按照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第一条就要求加强责任领导，成立工作专班。习近平上台之后，特别强调领导责任制度，武汉中心医院出了问题，就拿书记、院长问罪。据说那段时间武汉中心医院领导出去开会都抬不起头，因为艾芬、李文亮“造谣生事”而受到更高级别领导的批评。所以医院领导对艾芬、李文亮等是怒火万丈，中层领导也惧怕蔡莉等拿他们出气。
不准请假公休，这是疫情期间的特殊规定，如武汉市金银潭等医院也不准请假公休。
不准到处乱讲乱谈，这是再次强调，不允许私下谈论疫情，不允许向外界透露新冠肺炎病毒人传人的客观事实，不允许透露医院的真实情况等等。
及时传达到每一个人，按照会议要求，会议内容由与会的中层干部马上口头传达给科室的每一位员工，要求每一位员工自觉遵守，自我约束。
总结江学庆医生的记录，最关键的词只有两个：讲政治和保密纪律，这两个词所制造出来的恐惧，超过死亡所能产生的恐惧；及时传达到每一个人，就是这种恐惧要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孔之中；最终这种恐惧会升华为每一个医务工作的自我约束、自我臣服。
二、中国医师奖获得者江学庆
江学庆医生1963年出生于武汉市，1986年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进入武汉市二院（现武汉中心医院）普外工作。同济医科大学的前身是德国医生宝隆博士于1907年在上海成立的德文医学堂，后发展成为国立同济大学医学院。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同济大学医学院从上海迁往武汉，与武汉大学医学院合并为中南同济医学院，1955年改称武汉医学院，1985年再次改名为同济医科大学。1985年笔者到德国留学，德国教育部只承认中国两所大学的学历，一所是上海的同济大学，一所是武汉的同济医科大学，因为这两所大学都是德国人建立的。直到现在，德国文化交流协会还是把上海同济大学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排作中国教学质量最好的两所大学，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前。只要是这两所大学的学生，都可以优先获得德国大学的入学许可。
2005年江学庆医生赴美国著名的贝勒医学院留学，主要从事肝癌、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分子生物学的学习、研究和学术交流。2007年江学庆医生回国，加入武汉中心医院刚成立的甲状腺乳腺外科的工作。参加工作后又能出国留学，学成后又按期回国服务，可以说江学庆医生是通过了一个很大的政治考验。
江学庆医生生前获得过许多奖励，如荆楚楷模奖、武汉“五一劳动奖”、武汉市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奖、“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等。2018年江学庆医生获得第11届中国医师奖。中国医师奖是2003年经卫生部批准设立的中国医师行业最高奖，其目的是表彰奖励医师队伍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代表，为全国的医生建立一些标兵、模范。作为中国医师奖获得者，与全国劳动模范等一样，有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如退休、医保、奖金等等。截至2020年全中国只有945名中国医师奖获得者，如钟南山、王辰、李兰娟等都是此奖的获得者。武汉中心医院一共只有两名中国医师奖获得者。所以说，江学庆医生就是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中心医院树立的一个楷模，一个活雷锋。
根据江学庆医生的一位同事兼邻居介绍，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医术很高，又有在美国留学的经验，每年的过年过节都还在做手术，把时间全部给了病人。江学庆问诊时说话轻言细语，因此被病人称为“60分贝暖医”。江学庆曾表示，“说话轻言细语是我工作的一部分，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因为我的患者绝大多数是女性，对女同志说话本来就该客气点。”
在2020年1月3日，江学庆医生戴着口罩去参加中层领导干部会被院领导批评，此后他在医院里就不再戴口罩了。作为一位医生，江学庆对2003年发生的SARS疫情是有经验的，对2019年底和2020年初在武汉市、在武汉中心医院发生的诸多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患是有了解的，对于已经存在的病毒检测报告与李文亮医生等上传的冠状病毒信息也是了解的，对于这类病毒是否会人传人也有专业的判断。所以江学庆医生是戴着口罩去参加会议的。在会议上受到领导批评之后，江学庆医生就不再戴口罩。这是无畏还是恐惧？
笔者认为，江学庆医生之所以不戴口罩，是出自恐惧。作为一位科室主任，作为诸多荣誉的获得者，特别是中国医师奖的获得者，他确实是有比同事更多的荣誉、更优惠的待遇，但是也要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行为准则，要时刻听党的话，处处跟领导走，起模范带头作用。因此，他比一般的医生、比一般的中层干部有更大的恐惧，有更强的自我约束，害怕自己一个小小的动作，比如戴着口罩上班，泄露了什么机密，偏离了领导的要求，给领导带来麻烦，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等。小心驶得万年船，就像江学庆医生说话一样，轻声轻气的。
1月8号下午，江学庆医生在南京路院区22楼组织了武汉市甲乳患者康复联欢会。根据中心医院退休职工于林的回忆，她最后一次见到江学庆医生是1月13日下午，他正在专家门诊，还没吃午饭，饭在旁边放着。江主任对她说，“大姐，你来这儿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你办了事赶快走。”说这句话的时候，江学庆医生正被病人围着，没有戴口罩。可见江学庆医生对SARS冠状病毒的传染性和危险性是十分清楚的，“这里很危险”！但是他是中国医师奖的获得者，就要表现出“不怕死”的样子，就不能戴口罩。
1月14日江学庆医生给患者做完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手术。1月16日江学庆医生发病，做肺部CT显示出症状，1月17日被确诊感染，被病毒感染应该是在1月16日之前的日子。江学庆医生的病情发展很快，1月22日被转入医疗条件更好的武汉市肺科医院治疗。但是病情没有得到抑制，继续恶化，于1月27日用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病情仍没有好转，但生命体征都还平稳。2月29日，江学庆医生的病情突然恶化，出现多器官衰竭，告别了这个不让戴口罩的世界，享年55岁。一位护士感慨地说：“这对于江医生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他在ECMO上坚持太久太久了（共33天）。”
江学庆医生被确诊感染后，他显得十分平静，好像事先知道这个结果会到来。江学庆医生走得也很平静，并没有那种临终病人所有的暴躁和绝望。最为可悲的是，江学庆医生在整个患病过程中，没有表现出那种对求生的渴望，也没有死不瞑目的意愿，也许是ECMO的关系，毕竟他在ECMO上坚持太久太久了。江学庆医生的治疗过程，也证实了作为中国医师奖的获得者所能收到的医疗待遇，与李文亮医生相比，江学庆医生转入医疗条件更好的武汉市肺科医院，于1月27日用上ECMO；而李文亮医生一直留在中心医院治疗，在心脏停止跳动3小时后才上了从其他医院借来的ECMO。
图2：江学庆医生于2020年2月29日死于新冠疫情（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图3：江学庆医生的讣告，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三、武汉中心医院——医务人员感染、死亡最多的医院
武汉中心医院是武汉是最早确诊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医院，也是最早检测出新冠病毒的医院。
武汉中心医院是最早揭露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的医院，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和送哨人艾芬医生。
武汉中心医院是医务人员心存最大恐惧的医院，除急诊科、呼吸科和ICU之外，其他科室医务人员不许戴口罩，也没有人敢提出质疑。对于这个问题，武汉市中心医院影像科一位医生是这样解释的：“每一级领导包括每个医护人员都集体失声，每个人都有责任。我是影像科我们很早知道，但很多科室真的不知道（病毒的严重性）。但我们怎么敢去发声？三令五申不能说，除非你不想在这待了。”一般认为，当知识分子成为中产阶级之后，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要求会更加强烈，这也是社会政治改革的动力。但是在中共极权政权下，知识分子的收入有了改善，有了用按揭购买的舒适的住房，步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后，他们对极权政权的恐惧是与日俱增，害怕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所有他们宁愿放弃对民主、自由、对社会政治改革的冲动，对专制政权表示衷心的拥护和心甘情愿的服从，积极合作，积极地自我约束，从而也失去了血性。
武汉中心医院因李文亮医生一度成为中外新闻的焦点，但医务人员（除艾芬医生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使用化名，那位影像科的医生也用的化名，可见医务人员的恐惧有多大。
武汉中心医院是也是医务人员感染最多（曾报道230多人感染）和死亡最多的医院。六位去世的医生是：
李文亮，眼科医生，2020年2月7日去世，享年34岁；
江学庆，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2020年3月1日去世，享年55岁；
梅仲明，眼科副主任，主任医生，2020年3月3日去世，享年57岁；
朱和平，眼科副主任医生，2020年3月9日去世，享年67岁；
刘励，伦理委员会医生，2020年3月20日去世，享年45岁；
胡卫峰，泌尿科副主任医生，2020年6月2日去世，享年42岁。
根据武汉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回忆，李文亮和梅仲明两位医生都是在1月10日被一位82岁青光眼患者感染，两位医生当时都是在不允许戴口罩的情况下接诊了这名病人后被感染的。在中心医院去世的六位医生中，三位来自眼科。
这六位医生的年纪在34岁到67岁之间，平均年龄只有50岁。而根据当时对新冠疫情的介绍，只是对70、80岁以上的老人风险比较大，而中青年人都能够挺过去。但是武汉中心医院去世的这六位医生，他们都是中青年医生，他们在被确诊感染之前都没有佩戴口罩。中国有四大悲的说法，幼年丧母，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对这六位医生的家庭来说，他们的离去，给家庭造成了三大悲剧！
四、极权制度下的恐惧
老子《道德经》第七十四章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直译意思是：当老百姓不再怕死，那么统治者用剥夺其生命的方式来威吓人民也就没有作用了。一般认为，人对死亡的恐惧是最大的恐惧。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人会选择生而不是死。如俗话所说：好死不如赖活。
但是为什么江学庆医生面临生与死的选择，选择了死而不是生？
孙立平教授在《极权主义的诱惑与免予恐惧的自由》一文指出：极权主义是一种恐惧的政治，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恐惧。这种恐惧的强度超出对于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弥漫性的，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孔之中；这种恐惧会升华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约束。
在文化大革命中，笔者的老师、同学的父母、邻居有的选择了自杀。当时年纪小，搞不懂这是为什么？特别是听说作家老舍是趴在太平湖边，自己把脸浸到湖中“溺水”而亡，这种毫无留恋，弃生求死的决意实在令人深思。也许那时的离去者还有一股“士可杀不可辱”的血气。
在德国、在欧洲旅游，会去参观二战期间纳粹建立的那些集中营，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不反抗？就是走向毒气室时他们也不反抗！
多年以前，笔者撰写过一篇题为《天问》的文章，论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并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那时候发生了大饥荒，特别是河南信阳地区，国家的粮库里有粮，但是老百姓宁可饿死也不敢动国库里的粮食。为什么？
也许有人会说，江学庆医生不戴口罩是勇敢的行为，因为他已经没有恐惧，勇敢地选择了被感染，选择了死亡。其实在极权制度中，人面临生与死的选择，选择死亡是最简单的，反而选择生存、选择做儿子、做丈夫、做父亲的责任才需要勇气和担当。
暴力和谎言是极权政府维政权稳定的最主要手段。极权制度会以讲政治的名义制造出一个或者一批威胁政权稳定的敌人，让民众对极权政权、对极权制度心怀恐惧。过去民众害怕成为阶级敌人、成为黑九类，如今害怕成为泄露机密、散布谣言、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罪人，进而失去尊严、失去自由、失去工作、失去养老保险金，甚至危及子孙后代。民众害怕成为极权制度的政治敌人，因此愿意做出让步，愿意与极权政权合作，愿意承认极权制度的合法性，愿意臣服。
从江学庆医生的会议记录十一个词汇中，可以看到极权制度制造的恐惧，讲政治，保密纪律……惩罚是没有边界的。“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你就是制度的敌人。已经做出让步并表示愿意臣服的江学庆医生，他对政治的恐惧、对保密纪律的恐惧，已经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他不敢在医院佩戴口罩，尽管他十分清楚，“这里十分危险”，不戴口罩更加危险！正是武汉市医务人员的恐惧，刚刚用勇气和亲情撕开一角的事实又被重新遮盖。原本可以被控制在初发阶段的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湖北、中国乃至全世界流行，最终导致人类发展史上的最大悲剧，目前还看不到尽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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