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桥（图片来源：唐柏桥提供）
【betway必威体育官网 2021年5月23日讯】惊闻我的昔日好友、恩人、老师、兄长罗斌仙逝，悲痛莫名，百感交集。我忍住绞心的牙痛，写下这段文字，以示悼念！
第一次在香港见罗宾，是30年前。当时支联会负责人、立法议员刘千石先生带我去他办公室。没想到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而且开始了长达半年多的合作。“六四”后他一直在美国最大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香港办公室工作。他见过很多大陆异议人士，却唯独跟我一起合作完成了一部长达200多页的人权报告《失败之歌——六四后的湖南镇压》。是他有眼光，还是我善于推销自己？或者兼而有之?总之，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生活背景和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年龄也相差很大，但却一见如故。过去30年来每每回想起来，都感叹不已！
我于91年夏天第二次逃往香港，第一次是“六四”镇压后不久。我当时遭到通缉，香港一批义士冒着生命危险对我展开营救。但最后功亏一篑，我在预计逃离中国的最后一天在广东边境小城新会被捕入狱。第二次是出狱后。这一次因为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最后成功出逃，过程颇为顺利。来到香港后马上跟香港专上学联取得了联系。一位学联负责人将我和另一个随行成员李威接到学联办公室，并请求支联会给予协助。很快我们拿到了香港合法居留的身份。一切从零开始，我对此充满好奇和憧憬。
自从认识罗斌这个在香港神通广大的白人“鬼佬”（香港人戏称英国人为鬼佬）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几乎每天见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有段时间经常去他办公室附近的金陵大厦顶楼旋转餐厅喝早茶（其实是吃西式早餐），每次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两个孤独的灵魂碰在一起，无话不谈。为了获得国内第一手人权信息，我们在一起从事过很多秘密工作，有些事情甚至现在都不能完全公开，跟电影里从事间谍活动没什么区别。与我们合作从事秘密活动最多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同学。我们两人都与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有很深的渊源，其中很多学生会干部后来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们协助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还有人甚至在前往大陆前写下遗书，并表示一旦被捕就销毁香港居民身份证和回乡证，让中共永远无法了解他们的真实身份。那一段充满激情的青春岁月，那一群充满理想的中大同学，每每忆起，感动莫名！
罗斌后来跟我们营救出来的很多湖南民运人士也成了朋友。他们长期停留在香港，大部分都住在他居住的南丫岛，他给予了他们巨大的帮助和照顾。96年香港移交给中共前，我曾回到香港看望这些战友。有一次大家一起请他吃饭，我“不怀好意”地让他吃一种特别辣的辣椒，骗他说不辣。他吃完后辣得大声骂娘，颇有些失态。这件事情我一直颇为自责，是我当时太放肆了，在此向在天堂里的罗斌说声对不起。
我在香港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他给我操办。他陪我去美国总领馆填表，得知我离开香港来美国的具体时间后，在他家开了一个欢送我的派对，最后亲自送我通过机场特殊渠道上飞机。在我临走之前几天，他还很有心地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美国总领馆领事斯考特，还安排我在临行前住在斯考特家。他们在斯考特家也开了一个派对，来的都是香港的名流，我有点受宠若惊。记得当晚还遇到了我很欣赏的电影演员张敏，我当时说了几句上海人精明小气的话，她就坐在我旁边，轻声地说，她就是上海人，弄得我很尴尬，从此后我不敢随便说哪个地方的人的不是。我们在香港了太多事情。一件件往事历历在目，永世不忘。
92年“六四”前夕，我以政治难民身份抵达美国。他因为要向公众推介我们共同完成的人权报告，也回到美国“人权观察”总部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马上又在美国一起共事。有时候他一天陪我去见10多家媒体。那段时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美联社等美国主要媒体都大幅报道了我们的人权报告，《纽约时报》主编发表社论称之为中国人权黑皮书。我也是通过他认识了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夫妇。纪思道最早通过采访我披露了砸毛像的天安门三君子的事迹。
最令我感动的是，2003年他还专程从香港赶来纽约参加我的婚礼，当时有来自世界近30个国家的100多人参加。我很感动，也值得永远珍藏这份记忆。过去近20年，我一直随身带着这些照片，时不时翻出来看看。当然，我看得最多的一张照片就是跟罗斌的一张合影。我戏称他看起来像是教父电影里的教父。
要写罗斌，必须提到另外两位民运人士刘青和韩东方。刘青、韩东方和我，应该是他最在意的三个大陆民运人士。我们三人也曾经一度关系极为密切，相互视为知己，并共同创建了一个反抗组织“公民议政”。后来以非常令人遗憾的方式解散了，我们三人从此分道扬镳。我顿时有一种坠入深渊的感觉，这是我一生中遭受的最大打击，迄今仍然难以释怀。事情缘起是我参与发起由法轮功推动的退党运动，韩对此颇有意见。双方都不愿意让步，最后大家不欢而散。在这里提此事不是为了辩个是非，而是如实陈述历史。我想此事还有一个人会感到特别痛心，那就是罗斌。因为他当时在韩东方那里工作，我们之间形成对立，他很难置身事外。这大概是他后来再无跟我有任何来往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原因，我猜想是因为罗斌听信了一些谗言，对我产生了误会和偏见。这些年来，我本来一直想寻找机会跟他解释说明，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太多针对我的中伤污蔑，我是百口难辩。因此我只能寄希望他有一天能明白，是中共的无所不用至极导致了我们之间的裂痕，也导致了海外反对派运动的分崩离析。今天他去了天国，我借此机会对他说一句：柏桥此生上对的起天，下对得起地，对朋友和同道更是肝胆相照、两肋插刀。另一位“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曾经将此归于江湖义气。而我不仅不以此为耻，反以为豪。我觉得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道德沦丧，人们普遍没有了义，也就没有了公义之心。
罗斌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他是一个几乎无法再找到第二个与他类似的人。用特别两字不足以形容这一特点。我起初以为西方人都是这样。后来我来到美国，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遇到一个跟他类似的人。原来他是那么特别的一个人，不仅仅是跟我们东方人不一样，跟与他同文同种的英国人（苏格兰人）也不一样！他的特别在什么地方？坦率地说，我没有能力准备描述。总之，他既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人，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既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又是一个诙谐有趣的人，他是天生的社会活动家。
从我的角度讲，他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这也许也是我一直视他为我学习的榜样的原因。我承认，我有很多地方是从他身上学到的，比如将严肃的话题轻松化，永远保持一种乐观心态。
我对罗斌的感情之深，天地可鉴。我一直过着一种孤独的流亡生活。亲人都不在身边。我一度把他当成我最亲的人，亦父亦兄，亦师亦友。他或许清楚，或许不清楚。不过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会永远像缅怀我的亲人一样缅怀他！
我们逃亡出来的湖南民运人士有一次在香港与他一起聚餐。我当时说，他是我们湖南人的恩公。将来中国民主化后，我们要授予他湖南荣誉公民。今天我虽然不是湖南领导人，不能代表湖南人民，但是我可以代表我自己和我能代表的众多正义人士对在天堂的好兄弟罗斌说一句：“你早已是人才辈出人杰地灵的湖南荣誉公民。湖南人有一天一定会将你的雕像高高的地竖立在岳麓山下！“
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对罗斌兄长的怀念之万一。唯愿我最亲爱的兄长在天之灵安息！RIP
唐柏桥于美国佛州家中
2021年5月22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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