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新聞界的敵人
在中國大陸，新聞是一種重要的統治手段，它一直被當作「引導」輿論導向的陣地。新聞工作者的定位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馴服工具、是「喉舌」，因此當有人推動新聞改革，呼籲新聞自由的時候，就被視為異己，打成「右派」、「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甚至投入監獄送去勞改。江澤民過去對控制新聞界是不會手軟的，一九八九年他置當時的法律政策於不顧，在鄧小平、李鵬決定血腥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之前，他已經先在上海查封了當時最敢言的《世界經濟導報》，並將總編輯欽本立撤職，所以說江澤民是以壓制新聞發跡並不為過。在他坐上中南海的龍椅之後，對於新聞界的壓制和摧殘更是不遺餘力，如因向香港媒體披露了江澤民十四大講話的新華社記者吳士琛和他的妻子，雙雙入獄被判長期徒刑；後來又有《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的助理白偉基夫婦被判刑入獄；還有為香港媒體撰稿的著名大陸記者高瑜、施濱海等鋃鐺入獄……。為此，江澤民連續幾年被國際新聞組織評選為當今「世界新聞界的十大敵人」。
紅牌一出撤職查辦
江澤民喜歡表演，自認為善於堅持「兩手硬」，一方面他要向國際社會裝扮成開明的改革家，例如在接受美國ＣＢＳ電視臺節目主持人華萊士訪問時，儘管對方以咄咄逼人的口吻當面稱江澤民為「獨裁者」，江澤民還是和顏悅色的以柔軟身段取悅對方；另方面對國內的新聞業除了提出「政治家辦報」等要求，還在新聞界實行所謂的「紅」、「黃牌」制度（對於違反宣傳紀律的媒體和當事人先是提出「黃牌牌」警告，對於繼續觸犯宣傳紀律者出示「紅牌」取銷該媒體單位的編製，從社長、總編到普通記者全部下崗），對於一批網路媒體上的探索者黃琦、綦彥成等人被當成了「嚴打」對象。用中共意識形態官員的話來講，過去是殺雞警猴，現在是有雞殺雞，有猴殺猴。
一般而言，港臺記者是享受介於外國記者和大陸記者兩者之間的「待遇」，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還是比較受到「禮遇」的，對於他們的「擦邊球」，北京大多是睜隻眼閉隻眼，對於其中不受歡迎的對象大多是採取不發給回鄉證或採訪證，個別的甚至會炮製一些「竊取國家機密」之類的間諜案件，把他們關幾天後驅逐出境。像席揚被關三年多的倒是例外。
記者分等崇洋媚外
香港記者本來待遇原本與外國記者是差不多的，但是因為九七香港主權轉移，北京當局常常情不自禁的會把香港當作自己的權威「領地」，喜歡把對國內新聞界實行的做法移到香港記者身上來用，即使有些媒體老闆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明顯的「自律」，而每一次在香港開新聞自由倒車的時候都激起強烈的社會反彈，北京當權者都能置若罔聞、視若無睹。另外，因為北京為了凸顯對臺灣主權，也有意無意的要將對臺灣新聞從業者的控制納入自己的軌道，如把臺灣新聞記者逐出聯合國就是一例。只是現在臺灣還沒有完全落入北京的囊中，還繼續是中南海的統戰對象，所以其待遇似乎要略高於香港同行。
在江澤民為首的中南海中共當權者統治下，中國大陸儼然已成為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新聞記者當然也是有等級的。第一等級的是外國記者：高鼻子藍眼睛黃頭髮的外國記者要算是最高等；其次是外國記者中的其他膚色人種。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表面上十分強調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北京當局，恰恰對有華裔血統的外國記者採取特別的歧視政策，一般這些記者要得到採訪和常駐的簽證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沒有講出來的理由是：與中國人同樣的膚色講同樣的話到大陸採訪或常駐，令有關方面在監控管理上帶來難以與民眾區分的困難。第二等級的記者是臺灣香港的記者，他們通常是不會有華萊士那樣面對面採訪江澤民的機會的。中國大陸的記者只能排在第三等級，他們連張寶華那樣的發問機會都沒有。
欽點問題港人關心
這次江澤民怒斥香港女記者張寶華，似乎有倚老賣老吃u豆腐」嫌疑，張寶華無需感到「十分無辜和無奈」，她u相信其他任何記者都會問這個問題」和事後香港社會反映，證明她是盡了一個新聞工作者責任，她是一個合格記者、優秀記者。她問的問題是香港人民心中要問的問題、是香港社會客觀存在的問題，且比張寶華資深香港報人、專欄作家們也在問張寶華同樣的問題，且人們相信就是讓江澤民崇拜的華萊士也會問這樣的問題。張寶華的問題之所以讓江澤民暴跳如雷，主要是觸及到江澤民獨裁者的神經了。
江澤民一怒向國人暴露心靈深處崇洋媚外。這也使我想起：八九年江澤民在製造「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時，曾拍著桌子吼道：「難道我一個政治局委員不能撤一個局級幹部（欽本立）的職？」他那種性喜弄權的淺薄溢於言表。從這個意義看，張寶華扯下江澤民「皇帝的新衣」，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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