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江澤民的「新思想」其實只是一種藉口，真正的目的是權力交接，具體而言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分配。去年江澤民未能成功地把他最信賴的心腹曾慶紅弄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這次有四名常委要離休，對江而言是最後一個機會，他要達到目的。這不僅因為曾慶紅是江澤民精神的接班人，而且2002年江澤民退休後，身兼中央組織部要職的曾慶紅至少還可以保護江選拔的接班人。
文章認為，中共內部圍繞江澤民「三個代表」理論展開的論爭，從共產主義理論史的角度來說其實都是陳詞濫調，但在這種表面毫無新意的廢話後面，卻掩蓋著中共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場基本觀念的論爭。由於共產黨的內部的論爭總是導致某種「批判」或「修正」，因而這種關於黨的基本觀念的「名理」之爭，其理論色彩的變化也決定著未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社會佔據何種地位。
文章指出，這種潛在的變化可以從中共歷史的一些理論事件來加以考察。60年代毛澤東把蘇聯的赫魯曉夫說成是修正主義分子，因為赫魯曉夫曾說共產黨應該代表全民的利益，修改了馬克思關於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的理論。四十年後，又發生了同樣的論爭，這次是在中國內部。江澤民以某種形式重新提出赫魯曉夫的理論，說中國共產黨應該代表先進的生產力、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和人民的利益。
文章作者認為，這場發生在今日中國內部的理論事件應從兩個層面來看：首先，江澤民要樹立他個人與毛澤東或鄧小平齊名的威望，不得不將他的所謂「新思想」強加於全黨，意識形態也就成為黨爭的藉口；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方面，理論之爭不僅在黨內，也在少數知識份子之中引起對共產黨自身地位和社會構成的重新評估，這就是江澤民關於允許企業主入黨的理論之由來，亦即保守派所抨擊的江澤民的「向右走」。按照江的理論（朱鎔基也贊成），代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50％的私營企業的企業主，理所當然應該加入共產黨中來；但在以李鵬為代表的中國保守派看來，江澤民的這種做法是一種「背叛」。
至於這種論爭下引起了什麼後果，或者說現在的中國政權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除了經濟現象之外，可以從中國左右兩翼知識份子的充滿矛盾的心態反應來加以分析。文章指出，江澤民之所以強調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是因為以江為首的中共核心已經意識到，中國沿海大城市的新資產階級不進入共產黨領導層，他們早晚會造反。
談到中國知識份子對中國社會和共產黨的評價時，文章認為右翼知識份子和新左派代表了這一時期來自兩個方面的反應。文章指出，右翼知識份子潘岳最近曾撰文建議共產黨重新評估過去只依賴一種社會階層的傳統做法。潘岳認為，在經濟立國成為國策之後，共產黨依靠的社會最先進力量應該是社會的技術人員和企業人員，而不是工廠的僱員或工人了。潘的這一觀點完全投合江澤民的胃口。江可能受一些智囊的建議，前不久曾邀請中國最大的企業家夏中華參加共產黨在北戴河的會議。這一舉動自然遭到來自「左」的攻擊。林炎志在左派雜誌《真理的追求》的討伐文章即是一例。林炎志的文章說私人企業老闆加入共產黨勢必在共產黨內部埋下不和的種子，並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江澤民為此下令查禁了這本雜誌。
文章指出，雖然外界看到江澤民封了《真理的追求》這樣的保守派理論陣地，但在權力交接迫近之時，其實總書記並未能全盤掌控政局。面對保守派的攻勢，他不得不依靠在黨內的右翼勢力。而實際情況是，中國理論界更有地盤的是新左派，而不是江澤民想依靠的右翼勢力，儘管江澤民試圖在黨內扶植右翼。
文章認為，中國的新左派目前的作為，其實是與共產黨的正統意識形態專家站到一起批判官員腐敗和社會不公正。新左派所受的啟發，可以歸結為何清漣那本暢銷書《現代化的陷阱》的內容，那本書講的是1998年共產黨如何成了土匪和唯利是圖的商人的路標。書作者本人感到她的觀點不為當局所容，最後選擇了流亡美國的道路。這種個人的命運對新左派而言，可能是悲哀的。
文章最後指出，今日的中國共產黨雖然走上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但共產黨本身的性質並沒有改變。一個專制政權的本質就是容不得不同的觀點和探討。現在的中國政權已經變成一個平庸的右翼極權政體。可悲的是，很多人還不能很快就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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