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正潤：「是剽竊，還是白日搶劫？」
2000年10月楊正潤教授參加在浙江師範大學舉辦的「中外傳記文學研討會」時，向大會提交了論文提綱《當代西方傳記理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並針對其中的問題作了半個小時的發言。這篇論文包含了他多年來研究西方傳記理論的心得和他在美國半年時間的艱辛勞動。
據瞭解，楊正潤教授從事西方傳記文學和傳記理論研究已近二十年。他1987年開始陸續發表論文，94年出版了專著《傳記文學史綱》，曾獲江蘇省和國家教育部優秀成果獎。在承擔教育部博士點基金項目「傳記理論研究」時，由於特別需要借鑒西方研究的成果，楊正潤在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下，到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作高級訪問學者，從事其中的核心子項目「當代西方傳記理論」的研究。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楊正潤告訴記者，由於涉及論題複雜，除給華盛頓大學和南京大學博士開過講座，這篇論文還沒正式在刊物上發表。他向大會提交這篇論文，就是想聽聽同仁意見，以便進一步修改。吳松江也參加了會議，拿到了楊正潤的論文。楊教授沒想到，不久前在拜讀《文藝報》上吳松江教授的大作時，駭然發現：其文章的主要部分竟然與他的論文提綱幾乎完全相同，約1500字的論文提綱，只有不足50字沒有抄用！此外他在大會上的發言也有約900字被抄襲，兩項合併共約2300餘字，佔吳全文4300字的約54％。
楊正潤憤慨地告訴記者，由於論文在會議發表與在刊物發表有個時間差，這就給某些人剽竊以可乘之機。以前他遇到論文被別人搶先發表的事時，往往礙於面子，忍氣吞聲也就算了。這一次，當他把涉嫌抄襲的證據和有關材料寄給《文藝報》並要求給予解釋，結果據說吳教授一口認定文章就是他自己寫的。
從楊教授提供的材料來看，吳文涉嫌對他的抄襲包括論文和發言兩個方面。在其文章的第三個部分，涉嫌抄襲的內容佔這一部分的91％。據楊教授介紹，吳文這一部分對其提綱中的基本觀點全盤照搬，只是行文略作改動：原文的（一）、（二）、（三）改為「首先」、「其次」和「再一個」，原文的「應當」改為「必須」，「衰落」改為「式微」，「解釋」改為「詮釋」，美國傳記家艾德爾（Leon Edel）被改譯為埃德爾，「將來」改為「在21世紀」等等。
楊教授認為，對他論文的抄襲，白紙黑字，自有公論。而涉嫌對他大會發言的四處抄襲，可能由於沒有書面文字的根據，無一沒有「硬傷」。
楊教授在發言中引用美國學者約瑟夫．胡根（Joseph Hogan）1994年提供的統計資料：自1970年以來，美國研究自傳的論著增加了25倍，吳教授卻誤認為「在過去二三十年中，西方的傳記論著增長了25倍」，「美國」被換成了「西方」，「自傳」被換成了「傳記」。楊教授認為，這一換，誤差豈可以道里計。
對於吳文中「現代傳記學者對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楊譯為斯特拉奇）所著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四名人傳》中幾個20世紀最重要的形象進行研究，發現斯特雷奇所描寫的三個女性形象都是他母親形象的投影」一段，楊教授認為這裡鬧出了大笑話。楊教授告訴記者，斯特拉奇是二十世紀西方最重要的傳記家之一，他這部作品被稱為「英國傳記的里程碑」，研究西方傳記的沒有不讀的，此書分4篇，各寫一人，其中只有南丁格爾是女性，其他三位都是男性，並沒有什麼「三個女性形象」。楊教授在大會發言中講的是一個常常被人引用的例子：霍爾勞伊德在《斯特拉奇傳》（Lytton Strachey：A Biography，1973）指出，斯特拉奇三部名著中的女性傳主身上都有他母親的影子，這三位女性除南丁格爾外，其他兩位是《維多利亞女王傳》中的維多利亞女王、《伊利莎白和埃塞克斯》中的伊利莎白女王。
楊教授還指出，吳文中「傳記研究學者對《尼克松傳》的傳主進行分析」的說法，既弄錯了書名，也沒有聽清楚作者是誰，只有含糊其辭，讓讀者也跟著莫名其妙。事實上楊教授在會上介紹的是美國傳記家白勞底（Fawn M Brodie）的傳記名作《尼克松性格的形成》（Richard Nixon：The Shaping of His Character，1981），白勞底認為，童年時代兩個兄弟的死亡造成了尼克松的精神疾病。
另外，吳文「司馬遷……筆下的傳主有二百多是悲劇人物」的說法也犯了傳記學中屬於常識的錯誤。楊教授介紹說，他當時是引用了《史記》專家韓兆琦教授提供的統計資料，司馬遷《史記》中大約有200個主要人物，其中120個是悲劇人物。
吳松江：「很抱歉造成侵權，但這中間有一些誤會」
收到楊正潤的材料後，為慎重起見，記者與《文藝報》李維永女士取得了聯繫。李編輯告訴記者，她接到楊教授的電話後，感到這件事非常嚴重，隨即在給吳松江的樣報中附了個通知。但究竟是否抄襲一時還不能確定，具體情況可以直接採訪吳松江教授。
由於吳松江出差在外，記者數天之後才接通他的電話。在說明採訪意圖後，吳教授首先向記者坦承，由於主觀上的原因，造成了對楊正潤成果的侵犯，再由於一些因素，沒有及時與楊教授取得聯繫，解釋原委並及時採取補救措施，他對此非常抱歉。
對於楊教授提出文章沒有註明引他論文的出處，涉嫌剽竊的問題，吳松江解釋說，由於地址有誤，我9月上旬才收到《文藝報》8月29日掛號寄來的樣報，才知道文章已發表。信封中有李維永的一封簡訊：「文章已見報，寄上樣報兩份。遺憾的是，隨即我信即接到讀者來電，稱此文為他所寫。這讓我們十分為難。究竟此文是誰的？希望能給我們一個回答。」當時我感到非常納悶，隨即給李維永打電話，介紹文章的成文經過和資料來源，提到其中有一些資料是根據楊正潤教授金華會議發言所記的筆記整理的。我隨即根據1999年北京會議通訊錄上的電話號碼給楊正潤打電話，打了四五次，一直沒有人接（據瞭解，楊教授由於搬家，電話號碼已經更換）。因當時急著校對出版社催要的一部譯著的清樣及另一部的書稿，日夜加班，就把這事耽擱了。
針對楊教授提出文章中存在的一些「硬傷」，吳松江說，由於籌備第二屆傳記文學國際研討會，急於在暑假前向有關人士發出第一輪會議通知，同時也想為會議和傳記文學作些宣傳，因此在6月底7月初向《文藝報》李維永寄發會議邀請之前，根據手頭資料匆匆寫了一篇綜述性的文章連同邀請一起寄出。因習慣手寫，打字不熟練，請同事代為輸入並列印。雖然列印後也匆忙校對，改了一些錯誤，但後來發現還是有其他好些錯誤沒有校對出來，如「現在傳記學者對斯特雷奇所著的《維多利亞時代四名人傳》等中幾個20世紀最重要的形象……」中就漏掉了重要的一個「等」字。不過，我的原稿中並沒有將「美國」改為「西方」。另外，寄出的文章旨在綜述介紹西方傳記文學發展與研究的情況，標題為《西方的傳記文學與傳記理論研究》，沒分章節，文章發表時編輯將標題改為現在的標題，並分為三部分，加上了副標題。對於文章中引用楊正潤論文提綱和發言內容的情況，吳教授解釋說，提綱比較簡單，只有1000多字，沒有具體論述和例子，會議結束後與往常一樣，就與其他與會論文提綱一起丟在賓館了，這篇文章中所用的資料都是根據筆記整理的。楊教授在提要中談到傳記文類的界定、解構主義和新歷史主義對傳記的滲透、自傳契約、精神分析對傳主人格的詮釋，傳記作家與傳主的關係等問題，以及發言中舉的一些例子，直接用在了文章中。
引用了這麼多內容，為什麼沒有說明出處呢？吳教授說，這主要是他主觀上的一些原因和不嚴謹造成的。首先，他並沒把這篇文章作為學術論文，而是作為綜述介紹來發表，其中引用的內容都沒有註明出處。這篇文章除引用楊教授的提綱和發言外，還有Encyclopaedia Britannica，CD2000等9種參考書，他本人96年赴美訪問後寫的論文《美國傳記文學評述》，費力樸．樂熱內（Philippe Le jeune）的《自傳的契約》，以及去年金華「中外傳記文學研討會」上記的其他筆記等，也都沒有註明出處。
事情還未了結
幾天之後，記者又對吳松江就其與楊正潤勾通後的情況進行了採訪。吳松江說，根據記者提供的電話，他與楊教授取得聯繫後，在電話中就侵犯其研究成果向他道歉，並提出補救措施。楊教授在電話中並沒有說此文不是我寫的，而是指出第三部分主要是他論文摘要的內容，要我在《文藝報》上登個聲明，就文章第三部分引用他提綱和發言的情況，在《文藝報》上做一個聲明。按照楊教授的要求，我將聲明傳真給他，略作了一點修改。吳教授還告訴記者，他對文章第三部分詳細比統計了一下，總共只有2141字左右，楊教授的統計數字有些出入。對其中認為是引用別人的成果的內容（7處887字），除了他認為是大家所熟悉的理論表述沒有註明，對哪些是別人的研究成果還是加以區別指出了。不過，忘了最根本的一點，應該註明這些資料是根據楊正潤學術報告的筆記整理而成的，是楊教授近20年的研究成果。因此實際上造成了對楊教授研究的侵權。吳松江表示，以上說明並不是想為自己辯解，而是訂正一些事實，這是我最大的不嚴謹，後悔莫及。
對於這一事件，吳教授還表示，經過事後的反省，寫文章尊重別人的成果，註明出版，這是應有的學術規範，但由於自己的不嚴謹，違背了這一規範，這是應該記取的嚴重教訓。人都會犯錯，重要的是敢於承認，知錯就改。另一方面，對別人的錯誤，也要實事求是地批評。記者原以為事情基本解決了，也再次採訪了楊正潤教授。不料楊正潤卻告訴記者，吳松江10月中旬給他發去要在《文藝報》刊登的聲明的初稿，徵求他的意見，楊正潤表示基本同意文稿中對事實的敘述，不過問題的性質是「抄襲」還是「誤會」，請《文藝報》編者和讀者確定。可是近兩個月過去了，其小段囊氈ā返睦畋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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