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住在外地鄉下的姥姥給母親帶信，一個同村的鄉親要到北京看病，讓我們照應著點。
誰都能想像鄉下人初到大城市時的惶惑和茫然，母親奉命奔波了好幾日。最後，在積水潭醫院病人被確診是骨腫瘤，醫生說很可能是癌症，讓他做手術，手術費３萬元。姥姥所在的是個山村，人均一年收入不到４０００元。四十多歲的男人當著母親潸然淚下，說回家就和老婆離婚，不能再拖累別人了。母親給他５００塊錢，勸他回家籌錢動手術。
前兩天，病人給母親打來電話，說籌到錢了，想讓我們幫著在醫院排隊做手術。
我拿著住院單，在雜亂的醫院一頭霧水地忙活了半天找住院處，所問及的醫生、護士態度有好有壞，但是做記者的職業和平日的辦事經驗使我臉皮「很厚」，沒有絲毫焦躁情緒。住院處的大夫說，你要先到南樓二層詢問病房的情況。
我直奔二層，七拐八拐被一個穿白大褂的醫護人員指引到一個房間。我推門謙虛地請教眼前正低頭寫東西的醫生，他抬頭皺著眉對我很不耐煩地甩出一個詞：「護士站」。因為聽不懂這個專業術語，我有一秒鐘沒反應。醫生像看一個怪物一樣用手中的筆點著桌子喝道，「知道這是哪兒嗎？我讓你去護士站。」我趕緊道對不起，返身退出。
後來我明白這個房間是用來看病的，可是我不明白醫生的疾言厲色是不是僅僅因為我的唐突。
護士站對坐著一男、一女兩位大夫。他們看起來很和善。我說明情況，問是否可以排隊預約。男大夫說病房確實緊張，需要排隊。接著馬上說，「你先讓他籌錢，沒錢別談。」我賠笑說，「病人在外地，您看能不能留下我的聯繫電話，有床位了提前一天通知我。」
「那不行。沒法兒提前，只能隨時打電話，隨時到這來問。」
「可是他人在外地。」
「讓他到北京，附近的旅館多的是。」
我耐心地解釋：「如果要在北京等幾天，不是還要花很多食宿費嗎？他為了做手術已經借了全村人的錢，基本上是傾家蕩產了。」
「呦，你可別說傾家蕩產，傾家蕩產這病就別治了。我們這兒沒錢的人多的是。」
我感到一絲吃驚，沒想到醫生們的同情心都已經被磨練得如此「刀槍不入」。我還是忍耐著繼續磨。男醫生被「磨」動了，一查病歷，發現當日有一個馬上要出院的。
他很慷慨地說，「馬上辦住院手續吧。」
我說，「能不能先留下床位，我讓他明天一早九點就到。」
「不行，你要是要這個床位就馬上替他辦手續，先交３萬。從今天起開始計費。」
我懵了，「可是我一時到哪找３萬塊呀。」我很不捨得這個「恩賜」的機會，「您看能不能我先欲交三、四千塊錢，把床位留下再說？」
「那哪兒行？！」大夫著實被我搞煩了，「要不就拿３萬，從上午現在開始到下午好幾個小時呢，你趕緊找錢去；要不我們沒法留。要是人家有揣著錢來的，我們只能給他們先辦。」
我在心裏迅速、激烈地展開鬥爭，打了好幾個電話跟母親商量，最後，帶著一絲希望懇求說，「您就不能有一點其他辦法通融一下嗎？」
醫生快發火了，「這住的好多都是沒錢的農民，到時候拖欠住院費你負責啊？」
他一轉身疾步離開忙別的事去了。
我正發愁遲疑，一個瘦高、戴眼鏡的大夫一屁股坐下來，「誰給你簽的單字你找誰，要不就找住院處，別在這兒待著。」
「難道你們這就連幾個小時的事都不能解決一下嗎？」
他皺著眉頭非常輕蔑地對我說，「知道怎麼買東西嗎？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是一個道理！」
鬱積了很久的憤怒終於忍無可忍在此時爆發了，我大聲衝他喊：「你說的算是什麼話？！是當醫生的應該說的嗎？！」我氣得心臟「咚咚咚」地直跳，一邊頭昏腦漲地喊叫，一邊奮力向外衝去－－我不能讓眼裡的淚水流下來，因為這一定會被那群冷漠的人視為軟弱。而我無法抑制地流淚，是因為心中有無數不平和不解：
首先，稍有經驗的人就會知道我的病人可能是患上了癌症，我自己還僅僅是一個代理人，就已經幾乎無法承受醫護人員的態度，想像一下可憐的鄉親吧，他帶著絕望到這裡尋找希望，除了白眼，連一個普通人給予的惻隱和同情都得不到，更別提高尚的人道主義了。
另外，我不知道為什麼有文化的醫護人員對農民有這麼大的歧視。我想，在我們這個剛剛向城市化邁進的國家，大多數人數不到三代就會有生活在農村的前輩，從什麼時候開始，父輩成了我們輕視的對象？
我不知道誰給了這些醫生對患者職業性冷漠的權力。難道每天診斷大量患者就可以作為理由嗎？且不說醫院是公立的，支持其運轉的恰恰是我們這些老百姓交納的稅費；就算是市場經濟吧，誰都知道現在醫院上不起，一個感冒能看到２００塊錢，老百姓已經為醫院的財政作出了「重大貢獻」，哪怕「看在錢的份上」，難道連一個平等的笑臉都沒有嗎？
這次經歷最後的結局是，我在住院處得到不容商量的答覆：「只能一次性交齊３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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