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住在外地乡下的姥姥给母亲带信，一个同村的乡亲要到北京看病，让我们照应着点。
谁都能想象乡下人初到大城市时的惶惑和茫然，母亲奉命奔波了好几日。最后，在积水潭医院病人被确诊是骨肿瘤，医生说很可能是癌症，让他做手术，手术费３万元。姥姥所在的是个山村，人均一年收入不到４０００元。四十多岁的男人当着母亲潸然泪下，说回家就和老婆离婚，不能再拖累别人了。母亲给他５００块钱，劝他回家筹钱动手术。
前两天，病人给母亲打来电话，说筹到钱了，想让我们帮着在医院排队做手术。
我拿着住院单，在杂乱的医院一头雾水地忙活了半天找住院处，所问及的医生、护士态度有好有坏，但是做记者的职业和平日的办事经验使我脸皮“很厚”，没有丝毫焦躁情绪。住院处的大夫说，你要先到南楼二层询问病房的情况。
我直奔二层，七拐八拐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指引到一个房间。我推门谦虚地请教眼前正低头写东西的医生，他抬头皱着眉对我很不耐烦地甩出一个词：“护士站”。因为听不懂这个专业术语，我有一秒钟没反应。医生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用手中的笔点着桌子喝道，“知道这是哪儿吗？我让你去护士站。”我赶紧道对不起，返身退出。
后来我明白这个房间是用来看病的，可是我不明白医生的疾言厉色是不是仅仅因为我的唐突。
护士站对坐着一男、一女两位大夫。他们看起来很和善。我说明情况，问是否可以排队预约。男大夫说病房确实紧张，需要排队。接着马上说，“你先让他筹钱，没钱别谈。”我赔笑说，“病人在外地，您看能不能留下我的联系电话，有床位了提前一天通知我。”
“那不行。没法儿提前，只能随时打电话，随时到这来问。”
“可是他人在外地。”
“让他到北京，附近的旅馆多的是。”
我耐心地解释：“如果要在北京等几天，不是还要花很多食宿费吗？他为了做手术已经借了全村人的钱，基本上是倾家荡产了。”
“呦，你可别说倾家荡产，倾家荡产这病就别治了。我们这儿没钱的人多的是。”
我感到一丝吃惊，没想到医生们的同情心都已经被磨练得如此“刀枪不入”。我还是忍耐着继续磨。男医生被“磨”动了，一查病历，发现当日有一个马上要出院的。
他很慷慨地说，“马上办住院手续吧。”
我说，“能不能先留下床位，我让他明天一早九点就到。”
“不行，你要是要这个床位就马上替他办手续，先交３万。从今天起开始计费。”
我懵了，“可是我一时到哪找３万块呀。”我很不舍得这个“恩赐”的机会，“您看能不能我先欲交三、四千块钱，把床位留下再说？”
“那哪儿行？！”大夫着实被我搞烦了，“要不就拿３万，从上午现在开始到下午好几个小时呢，你赶紧找钱去；要不我们没法留。要是人家有揣着钱来的，我们只能给他们先办。”
我在心里迅速、激烈地展开斗争，打了好几个电话跟母亲商量，最后，带着一丝希望恳求说，“您就不能有一点其他办法通融一下吗？”
医生快发火了，“这住的好多都是没钱的农民，到时候拖欠住院费你负责啊？”
他一转身疾步离开忙别的事去了。
我正发愁迟疑，一个瘦高、戴眼镜的大夫一屁股坐下来，“谁给你签的单字你找谁，要不就找住院处，别在这儿待着。”
“难道你们这就连几个小时的事都不能解决一下吗？”
他皱着眉头非常轻蔑地对我说，“知道怎么买东西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一个道理！”
郁积了很久的愤怒终于忍无可忍在此时爆发了，我大声冲他喊：“你说的算是什么话？！是当医生的应该说的吗？！”我气得心脏“咚咚咚”地直跳，一边头昏脑涨地喊叫，一边奋力向外冲去－－我不能让眼里的泪水流下来，因为这一定会被那群冷漠的人视为软弱。而我无法抑制地流泪，是因为心中有无数不平和不解：
首先，稍有经验的人就会知道我的病人可能是患上了癌症，我自己还仅仅是一个代理人，就已经几乎无法承受医护人员的态度，想象一下可怜的乡亲吧，他带着绝望到这里寻找希望，除了白眼，连一个普通人给予的恻隐和同情都得不到，更别提高尚的人道主义了。
另外，我不知道为什么有文化的医护人员对农民有这么大的歧视。我想，在我们这个刚刚向城市化迈进的国家，大多数人数不到三代就会有生活在农村的前辈，从什么时候开始，父辈成了我们轻视的对象？
我不知道谁给了这些医生对患者职业性冷漠的权力。难道每天诊断大量患者就可以作为理由吗？且不说医院是公立的，支持其运转的恰恰是我们这些老百姓交纳的税费；就算是市场经济吧，谁都知道现在医院上不起，一个感冒能看到２００块钱，老百姓已经为医院的财政作出了“重大贡献”，哪怕“看在钱的份上”，难道连一个平等的笑脸都没有吗？
这次经历最后的结局是，我在住院处得到不容商量的答复：“只能一次性交齐３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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