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主義與中央主義
這兩種不同的地址書寫方式，反映的不僅是兩個民族空間定位系統上的差別，也是兩個民族文化上的差別。英語民族把個人和身邊事物置於優先地位，漢語民族則把天下、國家和皇權看得高於一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這種漢語地址書寫法的最好註腳。精神境界上升到士大夫的中國人，自己沒有飯吃，不用愁，愁的是皇帝現在吃飯了沒有。自己的家鄉與皇都一比，就變得微不足道了：「日暮鄉關何處是，長安不見使人愁」，雖然李白的家鄉在四川，甚或在今日的俄國境內，但他鄉愁的對象卻是長安。
可見，英文地址書寫法表現的是英語民族所珍視的個人主義和地方主義，中文地址書寫法則體現出漢語民族所鍾情的國家主義、天下主義和中央主義。這裡沒有必要對這些「主義」評頭論足，有趣的倒是奉行個人主義和地方主義的英語民族最終建立起了兩個世界帝國，不列顛帝國和美利堅帝國；而偏愛天下主義和中央主義的漢語民族卻逐漸成為一個地區性國家，到上世紀初，則貧弱到幾乎亡國的地步。中國的中央主義最早是秦王朝建立的意識形態，在其後2000多年的時間裏，雖然郡縣制的中央集權體制有時伴隨著分封制，但在意識形態上，在政治理念上，國家主義和中央主義從未受到過認真的挑戰。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諸侯造反，或是宮廷政變，雖然都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其目的都在改朝換代，不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創新。
清末明初的地方主義
根據臺灣政治大學胡春惠教授的研究，這種情況到清末民初有了很大改變，中國各省開始興起地方主義。清末地方主義的第一推動力是太平天國運動。清廷由於財政不足，中央軍隊（綠營）無能，無法抵擋太平軍的蔓延，只好改變「祖宗成制」，讓各省督撫自練兵勇，自籌糧餉。這不僅改變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權的軍事體制，也改變了中央集權的財政體制，軍隊和財政都地方化了，從而刺激地方主義意識的覺醒。
清末地方主義有兩隻翅膀，一隻是漢民族主義，另一隻是從西方引進的憲政主義。中央權力向各省督撫傾斜，也就主要是由滿人向漢人傾斜，因為到太平天國後，多數督撫都是漢人。雖然光緒年間清廷意識到政治權力正在從滿人手裡流失，一度試圖「削藩」，重新加強中央集權。但這時，中央主義和地方主義的鬥爭已經變成了滿族民族主義和漢族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由於漢族是多數民族，鬥爭越激烈，地方主義就越深入人心，越廣泛傳播。實際上，辛亥革命是通過各省宣布獨立的方式獲得勝利的，它不僅是被壓迫的漢民族對壓迫者滿族的勝利，也是現代共和主義對傳統專政主義的勝利，還是地方主義對中央主義的勝利。
只有一隻翅膀，地方主義還飛不高，飛不遠，它能展翅高飛，還得益於另一隻憲政主義的翅膀。如果說，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喚起了地方主義，那麼，清末的立憲運動則從分權自治的角度培育了地方主義。前一種地方主義，可以稱為地方民族主義；後一種地方主義，是地方自治主義。不遺餘力地鼓吹地方自治的思想家，是梁啟超，他是清末立憲運動的指導者。他認為地方自治乃文明政治之象徵，地方自治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法國雖號稱民主，而其民主績效反不如英國的原因，就是它的地方自治之力不若英國的緣故。不僅在野的政治思想家有此見識，在朝大臣中也不乏地方自治主義者。1906年，派赴各國考察憲政大臣載澤等回國，在《會奏請宣布立憲折》中，載澤認為立憲為挽回國勢唯一之途，而預備立憲所必須首先實行的三事中，就包括要清廷宣布地方自治一項（胡春惠，中國社科，2001）。
期待收穫聯邦主義
以前的史學家傾向於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反封建革命，其實也可以認為它是一場地方民族主義和地方自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的後果，是清失其鹿，天下共享之，不是天下共逐之。當時的輿論就已經注意到，在臨時政府體制下，省都督和各省議會，是國家法理上的主權者（胡春惠，2001）。竊以為，清末明初的地方民族主義和地方自治主義思潮的湧起，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地方主義的第一次浪潮，它對於後來民國初年國體的設計，已及共產黨執政後民族自治區的設立，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作為一種思想傳陳，薪盡火傳，它在中國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逐漸復活，形成了地方主義第二波。這一波，從經濟領域開始，目前正在向政治領域推演。
作這番回顧，是想向讀者說明，中國的土地，也並非只生長中央集權主義的罌粟，也開過地方主義的奇芭。對於現代聯邦主義，中國現在並非蠻荒之地，它已經被先驅者們開墾過，耕耘過了。當時沒有多大的收成，是因為父輩們還沒有像懂得農業雜交技術那樣精通政治雜交技術。當中央主義和地方主義相互雜交，相互妥協，達到平衡時，聯邦主義就是收成。
2002年6月19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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