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改革開放初期，允許部分民眾與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的確成功的使大陸東南沿海經濟繁榮起來，而這種不平衡的經濟發展戰略，卻也加大了大陸貧富差距，以及東西部地區發展的不均衡，並形成外界看衰大陸未來經濟最大的理論基礎之一。
曾分別在香港和北京的工作過的美籍律師、著有「中國即將崩潰」一書的章家敦說，大陸改革開放二十年，雖帶來局部經濟繁榮，但以工農為絕大多數的大陸民眾，不僅沒有從中享受到好處，反而要面對失業、長期領不到工資、農產品滯銷、生活品質下降等問題。
就工人問題而言，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就曾在對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拜登會談時坦承，對於未來二十年的大陸發展面貌，他所憂慮的是，國有企業轉型中所帶來的問題，因為成千上萬的國企員工，如何適應新市場經濟，可能是難控的定時炸彈。
而關於農民問題，大陸著名國情研究專家胡鞍鋼也指出，大陸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三分之二，而農民的人均稅費也高於城鎮居民的人居稅費，但中共政府財政用於農村發展的各類支出，卻僅佔政府全年總支出的一成至一成五，及大陸ＧＤＰ總量的百分之一。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已經成為大陸社會最大的潛在矛盾。
章家敦甚至表示，近日大陸遼陽、大慶等地發生的下崗工人示威，人數數以萬計，而江西省也發生了好幾個縣的農民串聯示威的事件，足以說明大陸工農群眾的不滿情緒已經十分激烈，如果中共再不設法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應付世界貿易組織有關法規正式生效後帶來的短期經濟困難，後果將不堪設想。
大陸經濟學家茅於軾更坦承，大陸有七成的人口是農民，僅讓這七成的農民從事農業生產，以養活另外百分之三十的城市居民，大陸是富不起來的。茅於軾說，要讓大陸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唯有採取農村城市化的辦法，也就是協助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向城市流動。
根據章家敦的估計，大陸約需要一萬億美元，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保障機制，但中共至今還沒有拿出辦法來。他說，中共國務院曾考慮讓準備上市公司，以部分股本作為社會保障機制的資金來源，但是兩次出臺政策時，都造成上海、深圳兩地的股市動盪，不得不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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