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指出，二○○一年七月一日，江澤民藉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紀念會上演講的機會，效法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做法，也給馬克思頭上插上幾朵中國玫瑰花，替馬克思主義來個「創造性的發展」。在講話中宣布了新發明，聲稱新的共產黨具有「三個代表性」︰第一是代表「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的新發展」，第二是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新方向」，第三是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中國大陸先進生產力的新發展已發展到什麼新高度？中國大陸先進文化的新方向是什麼方向？中國大陸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哪裡？中共又是怎麼代表的？江澤民並未作任何實際說明。他所謂「中國共產黨的三個代表論」，不過是三句空話，歸根究底，什麼都沒有代表。但是，三個代表論的空泛性，可能卻是江澤民刻意保持的。
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廣大的中國人民」，理應包括眾多的勞工階級，但事實上中國大陸放棄勞工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每個月有多少工人丟掉飯碗？有多少人被迫提早退休？礦場爆炸時間發生頻率有多高？有多少工人表示抗議？又有多少意見領袖被關進監獄？江澤民口口聲聲說中共代表中國大陸人民，但卻拒絕承認中國大陸勞工在抗議罷工時被視為叛亂份子，而報導評論這類新聞的人被等同於反革命份子的情形。
中國共產黨與農人階級之間的關係，同樣也是一片虛偽。當初毛澤東在長達數十年的內戰中所需的大量軍力及補給，多由中國大陸的農人提供。由於共產黨承諾農人將給予土地，因此他們願意追隨毛澤東。但革命成功後，毛澤東卻決定將土地收歸國有。他「教育」農民，所有的土地都屬於國家，黨的農民「代表」則成為新的土地所有人。
在沒有民主的中國大陸，學生的思想動向成為政治氣候的關鍵風向儀。學生與工農階級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來自各種不同領域，因此可以代表社會所有階層。因此，動員他們發起運動的力量，也就代表那個時候社會的整體意向。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之間，學生及支持民眾在天安門發出結束極權專制，掃除貪污腐敗，建立民主制度的聲音，反映的就是中國大陸人民的集體心願。
當時決定對這群學生進行血腥鎮壓的政權，沒有任何權利自稱「代表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而所謂「永遠代表先進發展與先進文化」的說詞，也同樣充滿空洞。中華文化的歷史超過三千年，未來可能還將延續數千年，豈是區區一個政黨可以「永遠代表」的？一個文化自然知道該往什麼方向尋求發展之道，不需要任何所謂「代表」。
三個代表性中意義比較明顯的，是「永遠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要求」。換句話說，中國共產黨想要代表最近出現的新富階級的利益。這個階級的勃發，主要也是因為與政府走得近。這個代表性，除了拉攏這批人之外，並沒有其他的深層意義。
在目前的中國大陸，金錢與權勢的結合，造成官僚體系的日益膨脹。在大躍進以前，中國大陸地方政府財源欠缺，只能勉強擁有幾個全職幹部支撐。現在，每個縣都擁有數以百計的幹部。他們的基本薪水由中央政府支應，但他們的紅利回扣等額外收入，則全靠所謂「先進的生產力量」提供。這就是所謂「中國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真相。
一九四八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時，代表的是社會主義、馬克思思想，以及工農階級的歷史任務。在五十多年之後的今天，社會主義的優勢、馬克思思想的實際性、共產黨的工農性質，無疑都受到嚴酷的挑戰。因此江澤民提出所謂「三個代表性」，不過是企圖挽救中國共產黨的基礎，以使一黨專政的局面可以持續下去。也就是說，可以懷疑社會主義，但「先進的生產力」不容懷疑；可以不再相信馬克思思想，但「先進文化」卻必須信賴；黨不再代表工農階級，但卻可以代表包括「紅色資本家」的「廣大群眾」。
鮑彤在結論中指出，事實上，在革命意義上已經變得痴肥無力的中國共產黨員之所以能繼續高舉紅色旗幟，完全是因為他們接受一黨專制的遊戲規則。「紅色資本家」越來越多，並不代表社會的民主化。共產黨員只是要設法鞏固多元主義與法制規則為他們創造的利益。維持極權專制、進行非政治性的改革，是中國共產黨生存的手段。這才是「三個代表性」理論的真正面目。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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