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俊：中共的黨內鬥爭與中國的民主化

自中共十六大之後，海內外的民主力量似乎又多了一份希望：一份對中共新領導層重新啟動政治改革、主動走向自由民主和法治國家的希望。一段時間以來，民間輿論和海外傳媒對江澤民戀權不退多有責難、對胡錦濤親民務實大表好感、對半是傳聞半是想像的江胡權爭十分關切，李瑞環、朱鎔基、李鵬、張萬年和曾慶紅、溫家寶等大佬們的言行舉止無不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在觀察中國、解讀中國的方式方法上面，普通的北京百姓也罷，有學問的民運人士也罷，都選擇了從那十幾個達官顯貴身上找答案，這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中國特色！這至少說明瞭兩個問題，其一是體制外的民主力量弱小無力，或者說至今沒有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所以以對手的內耗求自身的壯大，才抱這種「中共內鬥，民運得利」的虛幻之念；其二，盼明君聖主、望救世青天仍然是今天中國人的慣常心態，人們仍然認同人治社會的基本準則，工人農民在等待「黨的好政策」、被冷落的精英學子在期盼著成為「智囊」和「座上賓」，所以人們把對江澤民時代的失望自然而然地轉化為對胡錦濤時代的憧憬。

關於中共的新班子，目前有兩個最大的懸念：胡錦濤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擺脫江澤民及其派系的牽制而掌握實權？新班子能提出並推行什麼新的舉措？假如一切都順天應人，兩大懸念都有正面的結果：胡錦濤成為壓倒江澤民的新一代中共強人，而且以胡錦濤為首的新領導班子對現行政策做出重大的調整，即便這一切都成為現實，但是，如果中國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海內外的民運力量仍然弱小無力，不足以構成影響權力運作的一股力量，那麼，黨的領導層的任何變更對於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又能有多大的意義呢？難道中共本身能成為一支自由民主的推動力量嗎？難道靠派別鬥爭取勝的當權者會放棄派別利益而成為大眾利益的代表嗎？當年國統區的青年才俊和民主人士曾經相信過毛澤東的民主建國綱領，當年全中國的士農工商也曾經相信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在經過無數次的打擊和失望之後，中共即便有新的領導人、新的政策策略，我們還能找得出相信他們會把自由和權利交還給人民的理由嗎？

自中共誕生之日起就沒有停止過殘酷血腥的權力鬥爭，但單純的黨內權爭一向是政治毒素，充滿陰謀詭計、栽贓陷害、文攻武嚇，從來就沒有多少積極意義。除非黨內的權爭不再是權謀之術、不再是暗箱操作，除非權爭以民意或至少以黨意為依歸，向公開競選的方向發展，否則，權爭仍然還是中國的政治毒素。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胡錦濤將自己的權力建立在爭取民眾支持的基礎上，在奪取實權的過程中藉助正常的民主程序，藉助民主人士的力量，向普通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求助，如此則即使他將來想拒絕民主改革也難，相反，如果胡錦濤取得實權需要向中共保守派、太子黨求助，向鄧力群之類的左派和李鵬之類的六四凶手求得援手，這樣爭取來的大權又於中國的民主化何益？如此則即使胡錦濤將來想進行民主改革恐怕也難。我們不要忘記，戈爾巴喬夫之所以成為蘇共的終結者，乃是因為8.19後將他迎回寶座的不是蘇共中央而是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派，這使得戈氏只能倒向激進派一邊；同樣，七十年代末鄧小平與中共凡是派之間的權爭之所以產生積極的作用，乃是因為鄧小平的聲望和形象是由四五天安門運動中的廣大民眾所樹立起來的，鄧小平藉助了人民厭倦文革和反感毛時代的民意才奪取大權，所以他只能沿著否定文革的方嚮往下走。

八九年六四慘案過去十三年了，儘管當局血債纍纍、腐敗墮落日甚一日，但仍然大權在握、不可一世，與海內外的反對勢力相比，我們不能不悲傷地承認，中共仍然是被大多數中國人無奈地接受的唯一有能力進行有效統治的組織；儘管中共的權力精英中也不乏有識之士，朱鎔基的錚錚誓言和李瑞環的開明務實也並非全是做秀，但在政治體制上除了個別名詞術語和標語口號以外什麼也沒有改變。江澤民政權建立在六四屠殺的基礎上，指望這樣一個政權自行發動旨在擴大民主的政治改革簡直就是一場夢想。把這樣一個夢想轉而寄託在胡錦濤的新班子身上，我們是不是過於天真幼稚？有志於中國的民主政治事業的人們是應該反躬自省的：胡錦濤的權力來源可有民意的成份？在胡錦濤鞏固權力的過程中，可有民運的壓力或助力？反對派的聲音是否大到足以加入到中共的權力鬥爭的大合唱之中？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政改力量可否有借胡錦濤崛起而復興的可能？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中共的內鬥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有利於中國的民主化，實在大可懷疑。

六四以後，中共黨內的民主力量遭受到比較徹底的清洗，黨外的民主力量一直受到中共頑強的壓制，海外的民運力量不僅未能凝聚共識也沒有向國內政治運作施加有效影響的渠道，而工人農民自發的反抗活動所形成的政治壓力也還不能與黨內權爭相互響應，在這種情況下，只能指望胡錦濤在權爭過程中主動地激發民意、主動地尋求民主支持，舍此沒有將中共內鬥升華晉級的途徑。如果胡錦濤一味走共產黨高層拉幫結派、任人唯親、陰謀詭計的宮廷鬥爭路線，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對此感到樂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