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儘管大眾化的「女排熱」和「氣功熱」、精英化的「尋根熱」、官方化的「振興中華熱」等等，已經標誌著民族主義思潮崛起，但畢竟有強勁的對外開放以及西化浪潮相平衡，並沒有引發排外和反美的情緒。倒退１２年，美國在國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並在八九運動前後達到高潮。六四大屠殺剛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紛紛宣布對中共政權的制裁，那時的大陸百姓，特別是大學生、知識份子和親歷過大屠殺的市民，顯然把這種「干涉內政」或「多管閑事」視為主持正義，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讓劊子手在國際上陷於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對１２年後的９１１恐怖大屠殺，大陸民間的主流傾向則相反，幸災樂禍的聲音遍佈網路。那些高聲叫好的民眾，以青年人居多，他們認為美國遭此劫難「活該」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國太傲慢，「喜歡多管閑事」、「動不動就教訓和制裁別人」。也就是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申奧失敗、銀河號事件、誤炸使館事件和２００１年中美撞機事件，使民族主義情緒不斷升級，越來越表現為對美國的反感甚至仇恨。僅僅１２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眾由親美操控到仇美，大陸民間的民族主義由「振興中華」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後，中共反制美國制裁的拿手絕活，就是強權恐怖、輿論灌輸和利益收買的三管齊下。當暴力鎮壓和人人過關的恐怖恢復了基本秩序之後，小康承諾的收買緊緊跟上，鄧小平南巡所鼓動的發財之夢，一下子扭轉了人們的主要注意力。與恐怖和收買同時奏效的，是意識形態灌輸的巨大作用。美國十幾年來堅持人權外交，大陸的人權狀況又持續惡化，使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對立極為尖銳，中共政權必然把美國視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敵人。中共抓緊反對和平演變的宣傳和愛國主義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針對六四後入校的大學生，重新啟動棄置多年的新生入學軍訓。對內反對自由化和對外防止和平演變，把愛國主義教育列為「五熱愛」之首，把台獨、藏獨等分裂主義和美國的支持緊緊捆在一起，成為中共政權十幾年來的主導意識形態，而中共確定的自由化與和平演變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個－－美國，不遺餘力、不擇手段地對美國進行妖魔化，在四年後的１９９３年，這種洗腦便顯示出強勁的效果，北京申奧失敗成為狂熱民族主義濫觴的轉折點。這時，已經不用官方聲嘶力竭的提倡了，六四大屠殺的血腥記憶被申奧失敗的恥辱所代替，美國制裁中共的仗義之舉被單級強權的四處伸手所取代，西方國家出於對六四的記憶而聯手支持悉尼戰勝北京，被置換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中共的強制性灌輸演變成自發性的民間情緒和知識界的主流，整個大陸加速了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方向的狂奔：強化中共政權的權威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息息相關，增強國力軍力和反美反霸互為表裡，學術的本土化、大眾文化的偽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權一脈相承；１９９７年的香港回歸和２００１年的申奧、入世、足球衝進世界盃的成功，作為民族復興的偉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歡；而１９９９年５月使館被炸和２００１年４月撞機事件，則作為新的國恥銘刻在被洗得接近歷史空白的民族記憶中，顯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強烈的雪恥復仇情結。
恰在此刻，美國發生震驚世界的「９１１」恐怖慘案，正好為雪恥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糾纏的畸形民族主義，提供了絕好的宣泄素材。啊哈，象徵著最大財富的世貿大廈，就這麼輕易地變成了廢墟！象徵最強軍力的五角大樓，也未能倖免，原來號稱世界超強的霸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原來總是在別人國家中耀武揚威的美國人，也會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擊，原來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聖戰，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間，全部搞定，太牛逼了！」「如果美國支持台獨，我們就要把台海變成火海血海」，「讓美帝國主義的航母化為灰燼」……一些匿名網民如是說。「美國本身就是當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國流氓就是對於孩子們最有效的『愛國主義教育』……先從揍美國流氓做起，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這一點血性都沒有，這一點精神都沒有，談什麼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談什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自稱為學者王小東如是說。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災樂禍，甚至延伸到美國發生的一切災難－－不管這災難的性質如何－－比如「哥倫比亞號」的解體，引來許多網民的歡呼（參見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長大的國人》）。
二、中共政權對美國的分裂態度
由於中美之間的歷史恩怨和當下衝突，更由於中共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傳統文化的浸泡，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大多數愛國國人心中的美國形象，呈現出日益分裂的特徵。具體到中共政權的外交政策和國人的個體選擇，就是一種更具中國特色的分裂。
（一）愛國主義的內在分裂
這種分裂，首先是由於政權、集團和個人之利益與國家利益的背離。事件的複雜在於，儘管有《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義，但是在現實的國際關係中，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則主要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一個民選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大致上與民眾利益是一致的，因為政府的合法性必須以民意為基礎。而一個非民選的獨裁政權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大都是挂羊頭賣狗肉，常常與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政府權威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暴力恐懼和意識形態謊言之上的。而一旦獨裁政府通過強制灌輸和謊言誤導，將國內危機轉化為外部敵人的威脅，就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維護的，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的利益。
在大陸，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表達就是「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凡是涉及愛國主義的主題時，無論純官方的、半官方的、民營的，還是保守的、開明的、中間的，所採取的公開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發言。官方新聞發言人說：「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國人民絕對不答應」；大陸的國際問題專家說：「布希政府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決心和勇氣」；反對倒薩戰爭的知識份子說：「中國人的聲音決不能缺席」；即便像《南方週末》這樣以開明和敢言著稱的報紙，也很少區分政權利益、國家利益和個人選擇之間的區別，更不具有媒體理應保持的新聞專業態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根據的煽情報導，比如它對中美撞機事件的頭版頭條報導，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一個名字：王偉」，事實上，誰有資格代表「十三億」如此龐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偉」名字的國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麼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這種自封的代表資格和絕對發言權，恰是中共式的偉光正宣傳手段濫用幾十年的結果。
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造不同的外來強敵，把民眾對積貧積弱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從毛澤東時代的反帝反修到鄧江時代的反霸權反和平演變，愛國主義在道義上被絕對化，作為中共政權立足之本和國人的道德之本。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發布的所有道德訓誡，第一條都是愛國主義。任何個人權利都不足以作為高於祖國利益的合法性來源，包括憲法權利。在此基礎上，道義情感被完全政治化，愛國主義被扭曲為愛政權愛執政黨甚至愛領袖個人，民族主義被扭曲為國家主義。於是，民族等同於國家，國家等同於政權，政權等同於政黨，政黨又等同於黨魁個人及其權貴。雖然改革開放以後，由於民間社會的崛起和價值多元化的發展，民族主義及其愛國主義正在逐漸去政治化去政黨化去領袖化，在中美之間的一系列衝突上，民眾的民族主義狂熱經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調，江核心也常被罵為賣國賊。但是，作為一種道義合法性，愛國主義的絕對霸權沒有根本的改變。
自稱是「祖國」、「民族」和「人民」的那些代表，及其種種煽情的大話式言說，實際上連他自己及最親近的人都無法代表，他們本人也從不會相信自己筆下的大話。抽象空洞的口號和宏大高調的表演，類似於短暫節日中的話語狂歡，只不過是習慣性的表面說辭而已，根本無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號下的國人的複雜心態。恐怖統治下的「政治正確」，使人活得過於聰明，以至於心甘情願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謊言中，活在「大話」傳統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妝舞會的話語作秀裡。
（二） 對美外交的低調務實
中共的對美外交政策，則與其對國內的宣傳，明顯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從制度對立及臺灣問題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國作為最具威脅的外來顛覆者，決不會放棄確保一黨獨裁體制的防禦性主權外交：用支持「多極化」和「地區霸權」來制衡美國的全球霸權，用加大軍費開支和盡快提升軍力來提高威懾力，用收買無賴國家來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對內宣傳上的妖魔化美國進行意識形態洗腦。
另一方面，國際格局的巨大變化和美國超強地位的確立，國內的政權合法性的脆弱和社會危機的持續積累，使中共的政權利益又離不開美國，所以只能尊奉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實用主義外交策略，以低調務實的靈活應對，處理中美之間的棘手問題。特別是９１１後，俄羅斯迅速投向西方懷抱，中共意欲聯俄抗美的戰略企圖隨之流產，中共就更沒有底氣扮演反美先鋒。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國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上，比如倒薩和北韓核危機，中共決不充當反美急先鋒，而是採取「以夷制夷」的傳統策略，樂見西方同盟內部出現裂痕，也希望美國陷於日益孤立的窘境，跟在法德俄的後面，扮演敲邊鼓的角色。雖然中共一直提倡多邊主義和聯合國權威，但對美英的倒薩的具體決策，其態度模糊而圓滑，很有點坐收漁翁之利的超然姿態。
在中美關係成為中共外交主軸的前提下，盡量維持中美關係的穩定，乃是中共堅定不移的外交方針。對布希政府剛剛上臺時的咄咄逼人的強硬態度，中共高層頓時陷於不知所措的炭種(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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