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隱瞞疫情 港首當其衝
在今次SARS事情中，香港成為了重災區，李卓人認為，「最大問題是香港和中國本身是很緊密，如果香港就算做好了，中國方面不做，或是做得不夠，有漏洞，其實好容易那些疫情會過來，即病毒會過境，即使是裝置了紅外線也沒有用，因為（病毒）是潛伏的，如果他們不小心或是隔離方面做得不好，過了境後就會影響香港，……香港很明顯是大陸隱瞞疫情的第一個受害人，所以做香港人很擔心，因為香港人有一個問題就是好像覺得我們特區政府不敢向中央政府挑戰，不敢批評中央，如果是這樣的話，長期下去，發生這類問題，我們變得很難保護自己，所以整件事反映出中港關係，有時要有比較強硬一點的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提出挑戰與質詢，然後才可以讓香港市民得到一個較好的保護」
他繼續解釋何謂強硬措施，「就是我們現在和中國政府本身，是要強烈要求他將中國本身的疫情和隔離措施做足，如果他們那邊不隔離，我們香港也不成，因為會過境。除非我們封關，但封關的經濟代價很大，所以我們要平衡一下，看有沒有在不封關的情況下，把病毒隔離，唯一能夠把病毒隔離的方法是跟廣東省政府說，他們那邊一定要做好（控制疫情），不單只是通報機制，而是隔離的情況有沒有做到足，我們也要知道，香港政府有責任問廣東省政府或其他地區政府，他們的隔離措施有沒有做好，如果隔離措施做好的話，確保（受感染）的人不過來香港，那麼用紅外線作為一個關閘來檢查，也可能有用」
老辦法對付新問題
李卓人指中國隱瞞疫情「是一個體制的問題，中國共產黨一路的管治是在體制上覺得不需要透明而是掩蓋事情，覺得掩蓋了就沒有事，以前有好多事情可能真的是掩蓋了就沒有事，他們可能想這次疫情和以前一些災難情況一樣，去掩蓋，但想不到這個疫情和其他災難不同的地方是這個疫情可以擴散，其他的可能掩蓋了沒有人知，……他們習慣於將一些事情隱瞞，而又沒有一個傳媒的監察，迫他們有一個透明度，是用一個老辦法對付新問題。」
他認為，今次在肺炎事件上，中央下令撒換兩官員「是一個進步，起碼他嚴厲地對付有份隱瞞疫情的官員，起碼比香港的高官問責制好，香港的高官問責制，從來沒有見到政府嚴厲地懲罰那些問責官員，出了錯可能還說那官員有高尚情□，所以在這方面中央政府的反應顯示他們也覺得用老方法對付問題是不成，所以他們的撒換官員是向世界表示他們會改善透明度，相信這是一個進步。」
但對於北京所公布的疫情數據，李卓人認為很難定斷是否真實，「以前說過慌，讓人很難相信，現在北京當局撒換人，希望他們也不夠膽再隱瞞，到底數字是否真確，只有希望他們（中國）開放給世衛組織去看，如果世衛說數字可信，那麼世界其他人也會安心。」
被記者問及中國內地兩名官員被撤職，香港的官員是否也要同樣付上責任時，李卓人認為，內地官員和香港官員的情況有些不同，「例如北京那邊，我想最大的問題是隱瞞疫情，是真的罪不可恕，香港的問題就是開始時評估得來，沒有做好準備，變成慢了去回應這個情況（SARS）。是否罪致於要所謂『人頭下地』，要徹職，我覺得是要再深入地去研究，要看當時他們拿到甚麼資料，而他們的判斷是慢了，到底錯的程度到哪裡，我覺得要有一個深入的研究，才可以做出一個公正點的決定」
港人失信心成政治死結
不過，他指出，「始終香港人現在對政府沒有信心，都是董建華的問題，不單是楊永強處理這件事，而是政府在整體上沒有給人信心，這是香港政治在長期以來的死結，……董建華如何努力，其實他都不會挽回到市民的信心，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政治的死結，是膠著。……好多問題是很難解決，很難反彈上來。」
李卓人分析，SARS對香港經濟最大影響「就是那幾個災難行業如零售、旅遊、飲食和娛樂，現在已經有公司倒閉，工人失業，我們估計現在有一到兩萬人，另外是那些現時放無薪假或被減薪，那些估計起碼有六萬人，對這班工人來講，影響很大，除了對這批工人的影響外，最慘是接著下來要捱多久我們不知道，如果很快地恢覆信心，游旅客再到香港那最好，但我們最保守、最樂觀的估計是最起碼要等到十月旅遊業來復甦，這半年已經很難捱，另一方面，還要視乎疫情是否可以控制到，所以舒緩的措施是緊要的，但針對性不夠。」
救市措施未能全面照顧
對於董建華昨日所推出的救市八招，李卓人認為：「有一些舒緩措施是受市民歡迎，如免差向，免水費或不加費或貸款，但這些措施是忽略了一班人，例如現在正在放無薪假的工人，沒有提供任何幫助；忽略了很窮的人，如拿綜緩的人，所以在整個措施上，有一些人應該加強力度去幫的沒有幫到，這是比較令人失望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我們不明白政府為何這樣做，例如退稅23億，跟著加稅30多億，對沖了等如是給錢市民去交付加稅的項目，最後那個人沒有錢用，因為退了稅後要留錢來交付下一次的稅，其實對市民或市都沒有幫助，所以退稅的措施是應該把錢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如不減綜緩，可以幫到幾十萬用著綜緩的老人家，所以有一些地方應該多點針對性。」(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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