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太陽在天上照得亮晃晃的，鳥兒在街道旁邊的樹枝上跳來跳去唱得正歡。我提著外婆交給我的「菜盒子」，給爸爸送去「菜盒子」是外婆的叫法，現在該叫飯盒。那是個三層搪瓷盒子，藍底紅花，我喜歡那些花和明亮的寶藍色，一路走一路仔細看，有時將掛鉤弄得脫落無法再掛上，就只好半提半捧小心翼翼地往前挪。
爸爸在一家印花合作社當經理。那兒離我家不遠，只有一條街的路程。開初外婆帶著我，後來我就爭取到單獨去。每次到了他的辦公室，他總是誇張地張開雙臂接過菜盒子聞一下放在桌上，然後在我臉上親一下，說聲：「唔，好香!」再牽手把我送出大門。走到街的拐角處，我總會回過頭去，我知道他正站在那株老黃桷樹下向我揮手。
但今天有點不對頭。怎麼平常跟我很熟的、喜歡我的叔伯阿姨們，都像不認識我了?進了大門，又看見牆上貼著許多寫著毛筆字的大紙(當時不知後來才聽說這叫「大字報」)，雖沒上過學，爸爸已教我認識了好多字。我念不通那些文字，但看見了爸爸的名字，上面還劃了大叉。只是我仍然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走進爸爸辦公室，一個不認識的人坐在那兒。我有點驚慌，不過還是做出挺勇敢的樣子問他：「我爸爸呢?」那人並不回答我，只說：「把飯給我。」我把「菜盒子」往身後一藏：「不!」掛鉤脫落下來，「菜盒子」掉在地上，我急得哭了，大叫「爸爸，爸爸」那人過來幫我揀起盒子，帶我走出辦公室，拐彎抹角去了一間有點黑的屋子。
爸爸正在那兒來回踱步。他突然顯得很瘦，鬍子都冒出來了(我從未見過他臉上的鬍子)，眼睛比平時更大。他看見了我，便停止了踱步，趕緊走過來抱起我。我覺得他好用勁，箍得我的雙臂都發痛了。他在我臉上狠狠地親了一陣子，然後放我下地說了一聲：「回家去吧，好好走」我不敢看他的眼睛，那裡面分明有淚光。
當天，爸爸沒有回家。而我和弟弟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從媽媽鐵青的臉上，我們知道出了大事，可誰也不敢問。後來我們長大了，回想當時的情景，或許當時爸爸已意識到和我的那次見面，將會成為永訣。
過了幾天，家裡來了一群「大蓋帽」，叫住媽媽，問了好些問題，又在爸爸書櫃裡翻了好一陣子。我知道爸爸書櫃裡大部分是外文書，有英文法文，還有俄文的。我靠在門邊看他們折騰，心裏卻藐視地說：諒你們也看不懂這些書!一頭又想起爸爸.那時，我家院子裡只住著幾戶人家，孩子很少。院裡種了幾棵樹，其中最老最大的是株柚子樹。四、五月間，柚子花開的時節常有夜雨，早上起來就見院子裡一地落葉一地細碎的花。我仔細地在落葉中尋找花瓣和花蕊，用小手絹包好放在枕邊。晚上，爸爸會走來坐在我的小床邊，給我念英文「五十一個少女的故事」，念過英文再講一遍中文。我就在醉人的花香和爸爸似乎越來越遠的音樂般優美的唸書聲中沉入夢鄉。
俗話說：「嚴父慈母」。我家則不然，父親快樂隨和，母親卻嚴厲苛責。所以在那些日子裡，我們家失去了往日的歡歌笑語，變得死氣沉沉地。在默默地等待中，終於有一天，媽媽給我穿戴好，她拿個大包袱，先是坐公共汽車，繼而又坐三輪車，到了個叫「寧夏街」的地方(這是我從街口的牌子上認得的)，因此這街名，是我幾十年來印象最深刻的街道名稱了。我沒有問，媽媽也不曾告訴我，不過我清楚地知道，這是去給爸爸送東西。想著就要見到爸爸，我又高興又激動，怕媽媽不高興，終是不敢流露出來。
三輪車載著我們在一個很大的門前停下來。門口有人站崗，雙手抱著槍。媽媽拎著包袱進了旁邊的小門，片刻之後，又空手走出來。我呢，正呆呆地望著那兩道高牆夾著的似乎沒有盡頭的通道，眼淚像兩隻小爬蟲在眼角蠕動，最後終於滾下來。我知道，我是再也見不著爸爸了。
記不得我們是怎麼回家的。我的眼前只是晃動著那條高牆夾著的灰色通道，還有那天爸爸抱我親我的情形。儘管在以後漫長的艱難歲月裡，除了生活的艱辛和每到「運動」來臨時，那近乎恐怖的心境全都是因為爸爸的「問題」。甚至在學校和鄰居們中間，我們都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我們也不曾怨恨過爸爸，更沒有被壓垮。但我和弟弟們也從不提起爸爸，像是有種默契，或者是誰也害怕去觸摸那條永在滴血、永不癒合的傷口。我心深處更有一種奇怪的意識：好像我為他所承受的壓力越大，他的壓力就會減輕些，這樣，我才對得起他的愛。
爸爸也真的沒有一點消息，只是媽媽告訴我們，她已辦了離婚手續。雖然年紀很小，我們都明白，她是為了保護我們，儘管後來證明是徒勞的。我們家裡那時有許多張爸爸媽媽在教堂結婚的照片，爸爸穿黑西服打領帶，媽媽披著雪白的婚紗一臉燦爛。連我們都知道這離婚是無奈，別人豈會相信?更何況，媽媽就再也不曾涉及過婚姻之事。在那些一切都匱乏的年月，我們四個不到十歲的孩子，首先學會了生存。我們揀煤炭，餵雞兔，挑水拾柴，上房檢漏，下河撈魚，上小學時就在寒暑假期間找些零工做，掙點角票、分幣，補貼家用。我們都懂事得很早，希望用我們的優秀換來與爸爸的早日重逢。
得到我爸爸的確切消息，是在「文革」中期。媽媽單位的「革委會」通過「內查外調」，將媽媽定為「國民黨師長姨太太」、「反革命分子家屬」。根據是我爸爸在上海讀大學時，參加了國民黨，並在抗戰初期，擔任過國民黨漢口區分部書記。特黨委委員。套上共產黨的官階，該為「地師級」。又在擔任合作社經理期間，用集體基金給每個職工發了十元困難補助，即所謂「挖社會主義牆腳」。本來，準備把我爸爸抓來和媽媽一起批鬥的。紅五類們調查的結果是，我爸早在進監不到一年即已告別了人世間(到底情形如何，只有天知道了)，只好單獨揪鬥我媽媽。只是缺了我爸，他們感到有些掃興，兩次揪鬥以後沒有新鮮東西，就只好限制媽媽自由。讓她去幹又髒又累的車間裡的活兒。兩年以後才得脫離「牛棚」生活。
「文革」過後，許多受迫害的當事人或家屬，紛紛奔走於「平反昭雪」之路。我們沒有。1986年，大概是「平反昭雪」已接近尾聲了。某個下午，我接到電話，讓回家一趟。原來是法院來了人，主動為我爸「糾正」，帶來一份約兩百多字的文件，道是當年錯把「內部矛盾」判定為「敵我矛盾」，現予「糾正」云云。我問：「他人呢?」他們說早在六零年就病死在勞改農場。「那麼骨灰呢?」「這不歸我們法院管。這是監獄方面的事。」我冷笑一聲：「拿這《糾錯通知書》給我何用?一條人命和我全家二十多年的苦難，給一張小小紙片就結束了?」他們並不尷尬，陪笑說：「這通知書一方面可以交給你們這些親屬的單位備案，對你們的政治前途有幫助，另一方面，可以找你父親原單位作些經濟補償。」「真是荒唐!『反革命子女』的十字架已背了二十多年，要什麼政治前途?我願意繼續背下去，直至到天國與我父親相見!至於經濟補償，簡直太可笑。當初母親帶著四個小孩瀕臨餓凍死亡的邊緣，又靠著健康的基因和堅強的性格挺到了今天。我們需要什麼補償?莫說讓我拿這單子東奔西跑上下遊說，就算你給我送上門，我也不要。若我接受了我會噁心，我會感到是在喝我父親的血!」說完，我衝進母親房間，讓積存了多年的淚水在臉上洶湧。
流年似水，往事依稀。而父親與我最後見面那一瞬間，欲說不能的目光卻牢牢地定格在我終生的記憶裡。現在我的年齡和當年父親的年齡差不多。讓我耿耿於懷的是我們家已沒有一張父親的照片，也沒有他的任何遺物。時近清明，人們都會去祭祀親人的墳墓，可我爸爸的墳呢?哪怕我想為他造個衣冠塚，也沒一張照片可葬。只有在靜靜的夜裡，讓我重溫那永恆的瞬間。我堅定地相信，他在等著我，與我用眼神對話。
(博訊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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