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物資的匱乏，那時的中國實行的正是高度集中的、大一統的計畫經濟。平時，許多商品的供應都需要憑票。春節時，各種各樣的票證就更加不能少了。每到春節前，街道居委會就要給每家每戶發放供應春節物資的票證，比如，豬肉票、魚票、糖果票、瓜子票、花生票，甚至還有香菸票、白酒票……等等。從這些票證中，人們不難感受到當時老百姓的物資匱乏和生活窘迫。父親總要我和姐姐拿著票證到政府所指定的商場去購買，因為，父親白天要忙著上班，而我和姐姐正好放寒假在家休息。
「文革」時期的購物，尤其是購買生活必需的緊俏商品，是一份苦不堪言的差使。在商場門前，購物的人們總是排著長龍般的隊伍。我和姐姐佇立在凜冽的寒風中，在隊伍裡隨著人群慢慢地蠕動。令人氣絕的是，好不容易排到了櫃臺前，面容冷若冰霜的售貨員卻告訴我們東西賣完了，要明天再來。碰到這種倒霉事，在計畫經濟年代是司空見慣的。當時，連「食」這樣最基本的物質需求都如此難以入手，其它方面的物質享受就更不用說了。比如，在玩的方面，童年時代的我壓根不知道花炮為何物。
物質生活的貧困，伴隨著的是精神生活的貧困。童年時代的春節是單調的，沒有童話般的斑斕色彩。因為「文革」就是要「革」文化的命：不僅要「革」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命，還要「革」自己祖國傳統文化的命。而春節作為民間古老的傳統文化，當然不能倖免受到衝擊、破壞的命運。在那荒誕的歲月，老百姓鮮有機會過過端陽節、中秋節、清明節等傳統節日，因為，它們都被當作「四舊」（舊道德、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而被「橫掃」了。但由於春節這個傳統已經根深蒂固於這個民族的生活習慣之中，不是任何極權制度所能夠隨意摧毀的，當時，極權者們確實不可能不讓老百姓過春節。但他們對春節這一傳統文化進行了肆意的摧殘、改造，並賦予了極左的政治色彩。
「文革」時期的春節，老左們曾提倡過一個響亮的口號，就是「過革命化的春節」。比如，春聯還是照貼不誤，但傳統的吉祥的語言不見了，而代之以「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這類的政治語言。又比如，我記得父母同鄰居們之間相互拜年，用的祝福語就常常是：「祝你今年能夠上北京，見到毛主席」之類庸俗的政治話語。總之，就是春節要洋溢著革命化的色彩，用革命化的色彩去打擊、甚至去摧毀傳統的色彩。用毛澤東發動「文革」時的話來說，就叫著「不破不立」。
「文革」時期的春節還有一個口號，就是「移風易俗」。在這個口號下，民間許多歡慶春節的傳統活動和儀式，如逛廟會、扎花燈、舞龍、耍獅子等，都紛紛地銷聲匿跡。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後，隨著極權意識形態的淡化，它們才逐步地被承認和恢復。後來，國門打開，當我接觸到臺灣的文學、影視作品時，我發現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在臺灣要比在大陸保存完好得多。比如，無論是侯孝賢的電影、羅大佑的歌曲，還是餘光中的詩歌、白先勇的小說，都是很「中國味」的。
童年時代的春節儘管有些單調、乏味、甚至辛酸，但當時還是覺得蠻快樂的。因為，那時我們念的小學課本反覆告訴我們，臺灣同胞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過著吃不飽、穿不暖的悲慘生活。我讀小學時的一個班主任老師也曾不厭其煩地告誡我們：「你們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啊！」今天回憶起來，才覺得這些謊言竟是那樣地荒誕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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