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立後，派大將竇固等西征討伐重新興盛起來、稱霸天山南北的匈奴。竇固的部將班超英勇善戰，為東漢王朝在西域重建聲威。
在經營西域過程中，公元97年，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的東部地區）。
甘英的使團來到正處在安息治下的條支海濱（今伊拉克境內）。安息西界人說到海上航行的艱難：「前方海域廣闊，往來者如果逢順風，要3個月方能通過。若風向不理想，也有延遲至2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攜帶3年口糧。海中情境，令人思鄉懷土。船行艱險，多有因海難而死亡者。」
甘英於是知難而止，沒有繼續西行。後來有人推測，安息人阻撓漢人西入大秦，是為了壟斷絲綢貿易。
甘英的目的地是大秦，這個目標因為他對越海遠行的保守態度而未能實現，但他成了歷史上記載的最早到過伊拉克的中國使臣。他創造了中國古代官方外交使節西行極限的歷史記錄。
杜環：將伊拉克風情著書的第一人
公元8世紀中期我國盛唐時期，也正是阿拉伯帝國的擴展達到鼎盛的時期。兩大帝國的軍事力量就在中亞地區迎頭相撞。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中國與阿拉伯帝國（大食）的軍隊在怛邏斯（今名塔拉斯，在今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交界處）發生了一場遭遇戰，唐軍大敗，數萬士兵被俘，這些俘虜分別被帶到了阿拉伯境內各地。其中有一人名叫杜環，他輾轉流落到亞俱羅（人們考證認為此即Alula，即今伊拉克之庫法，當時是大食的臨時首都，在今巴格達以南，而巴格達當時尚未開始興建），居12年才得以回國。在這裡，他意外地遇見了祖國同胞－－「京兆人樊淑、劉 、河東人樂、呂禮」，他們都是手工業的金銀匠、畫匠、綾絹織工、造紙匠等，可見當時早有不少中國人在伊拉克生活。尤其可貴的是，杜環對伊斯蘭教教義及習俗作了至為簡要而準確的描寫。這也是見諸漢文典籍的對伊斯蘭教最早的描寫。例如：「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 「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士稟化，從之如流。」（所引內容與《古蘭經》第二篇、第九篇基本相符）。 「法唯從寬，葬唯從儉。」 上述對伊拉克和伊斯蘭教教義的記載，見於杜環回國後所寫的《經行記》一書。這本書是我國具體記載伊拉克情況的第一本著作。可惜的是，現在人們只能看到此書的片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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