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監督條例備受各界關注，從立項、論證、起草、修訂共經歷了13年時間。具體地說，早在1990年3月12日，中共十三屆六中全會即正式提出要制定黨內監督條例，直到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才正式付諸實施。
黨內監督條例正式確立各級紀委為黨內監督的專門機關；統一規定十項監督制度，形成全面推進態勢；首次規定黨代表的監督責任，為全面推行黨代表常任制找到了切入點；賦予輿論監督的法規保障地位等等，這些都被認為是前所未有的亮點。
而黨紀處分條例共有178條，定性、量紀細緻全面，從投敵叛變到包養情婦、通姦、不贍養父母，都有相應的紀律處分。其特點是要求各級紀委主動監督黨政「一把手」濫用權力的行為，試圖通過擴大黨內民主，使事前監督成為可能，以便從源頭上遏制腐敗。
在當代中國，「一把手」濫權行為確實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以普遍存在的「買官賣官」現象為例，如果幹部任命不再由「一把手」拍板，而是由幾個甚至幾十個黨委會成員投票決定，買官者的成本和風險都必然大增，企圖走此捷徑者也將大為減少。
監督條例的特色包括：政治局常委受中央委員監督，地方各級黨委也需比照辦理。換言之，從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級領導幹部，都列為主要監督對象。
中共內部監督條例醞釀已久，社會各方強烈期待，實在不難理解。民眾希望藉此整治已經蔓延到各個層面的腐敗問題。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輿論一直強調要對反腐戰略進行調整，並說今後的反腐戰略將走向制度化。而黨內監督條例的出臺，應該是中國反腐計畫的一個步驟。
權力腐敗最突出
中國的腐敗問題越演越烈，犯罪級別越來越高，金額越來越大，牽扯的官員越來越多，腐敗的覆蓋面越來越廣，乃目前腐敗的基本特色。有關部門不久前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公安、檢察院、法院、建設工程、醫療、教育和組織人事，是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比較嚴重的五大領域。如果說「無處不貪、無官不貪」言過其實，那麼貪污腐敗風氣越發嚴重卻是不爭之事實。
權力缺少制衡是導致官員腐敗的主因之一。關於這一點，反映在交通系統特別明顯。近些年來，全國各地的交通廳長紛紛落馬已成為經濟犯罪領域一道奇特的風景。從四川省交通廳廳長劉中山、貴州省交通廳廳長盧萬里開始，先後有廣東、廣西、湖南、河南等多省交通廳長犯下經濟大案。河南更是創下了三任交通廳長「前腐後繼」的犯罪記錄。betway体育手机网 的一例是安徽省交通廳廳長王興堯因涉重大經濟違紀等問題被免職。
交通廳長職務犯罪難以遏制，「錢多權重」，對其行使職權的監管卻付之闕如應是主因。
條例出臺，北京高層顯然希望藉此對腐敗風氣以毀滅性打擊，或者由局部的揭露轉向一種整體性的、更加制度化的揭露。問題是，轉向制度反腐，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制度反腐，並沒有人解釋其特定的內涵。中共過去在反腐問題上也有諸多規定，但多數都形同虛設。條例要監督「一把手」的權力，但條例的貫徹又必須依靠「一把手」的推動，這是人治色彩濃厚的中國政治體制難以克服的矛盾。
靠條例更要靠法律
中國腐敗問題的嚴重，並非是因為中國官員過份貪婪，而是因為社會制度存在太多漏同。中國的資源有限，政府官員對商品和服務擁有很大的分配權。再如在供應與分發的渠道中存在著瓶頸，在缺乏其他供應資源的社會結構中，就會有人為了獲得這些緊俏資源而鋌而走險。
至於腐敗的支點則有三個：一、司法結構不成熟；二、涉及腐敗和賄賂的法律系統模糊不清；三、政治結構沒有透明度。尤其是第三點，政治制度沒有為反腐敗執法提供可靠的保證。
若不想讓反腐行動流於形式，就應該真正在司法改革和新聞自由等方面真正有所作為。新聞自由稱之為所謂的「第四種權力」。新聞自由對於懲治腐敗的重要性在於，新聞界如果能夠廣泛地、全方位地對於官場上發生的種種問題進行及時有效的揭露，會讓腐敗分子無所遁形。
監督條例在懲治黨內腐敗上效力有限，主要原因是它強調黨內監督。這種光靠黨內監督和黨內懲罰並不能根治腐敗，必須要尋找其他路子。中共20多年來反腐收效甚微，已經證實了這一點。
那麼，怎樣才能根治腐敗呢？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一定要盡量減少，減少到最低限度。腐敗主要是權錢交易，如果權不能變成錢，腐敗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此其一。
其二，在懲罰腐敗、監督官員方面一定要依靠社會的力量、靠輿論監督，靠司法獨立來進行。黨內腐敗是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根在社會制度。所以，不根治制度弊病，靠紀律處分，不能解決問題。
（聯合早報．文發自紐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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