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誰在「移山」？——「文學與藝術：說出真相」研討會上的發言

關於天安門慘案的話題，其實不應當用英文在美國的土地上討論，而應當用中文在中國的土地上討論。然而，讓我感到恥辱的是，直到今天，我們只能選擇前者，而依舊沒有實施後者的權利。在天安門慘案剛剛發生之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於「說出真相」的時刻的降臨抱有樂觀的估計，他們認為一兩年之後、至多三五年之後，中國人民將能夠言說這場慘案、凶手將受到懲罰、受害者將得到撫慰和賠償。誰也沒有料到，漫長的十五年過去了，天安門慘案在中國依然是一個不可言說的「禁忌」。雖然當年決定讓軍隊開始屠殺的中共八個元老大都已經死去（僅存薄一波一人），但是新一任的中共領導層並無意觸動此問題，他們非常害怕出現多米諾骨牌的效應－－因為「六四」進行「平反」而啟動民眾對民主的訴求。由於中共巧妙的「記憶遺忘術」、由於中共對恐懼的張揚，使得大部分國人根本不敢觸及天安門慘案的話題，即使少部分人觸及，他們的聲音也沒有相應的傳播管道－－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繼續推行經濟自由化政策的同時，中共對傳媒的控制比其他任何都更加嚴密。

於是，像《移山》這樣的電影似乎「理所當然」地獲得了講述歷史的權利。這是由「六四」學生領袖之一的李祿講述的一個相當個人化的故事，經過藝術化處理的一個少年青澀的成長成為故事的主線，而「六四」的槍聲和血泊則成為故事的背景。這也是一個專門講述給西方人聽的故事，它集中了所有能吸引西方人的好奇心的元素－－例如那個毛澤東時代裡的孩子們拿著一張女人的月經紙玩耍的鏡頭。我注意到放映廳裡年輕的美國男女大學生們發出的刺耳的卻並無惡意的笑聲。這些隨心所欲地在性用品商店裡購買各種物品的美國大學生們，像在觀賞宇航員登上月球的畫面一樣。對於我來說，無意去探討這部影片對「六四」的事實的取捨和剪裁是否得當，卻對影片使用的「愚公移山」這個古老的成語很感興趣。這個故事曾經被毛澤東作了現代性的闡釋，而成為著名的「老三篇」之一。這部影片的結尾是一群艱難地搬動石頭的孩子，其寓意顯然與毛澤東截然相反：改變中共的暴政、實現中國的民主化，乃是一個像愚公移山一樣漫長而艱鉅的歷程。

我同意影片對「愚公移山」這個古老故事的創造性的改寫。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究竟誰在「移山」？換言之：歷史究竟應當由誰來講述？什麼樣的歷史最能接近真實的歷史？什麼人還在承擔著歷史的痛苦與壓力？什麼人的命運更值得人們去關注和同情？

這些問題可以分兩個層面來討論。一是學生領袖與普通學生之間的區別。據我所知，被殺害的數以千計的學生和市民當中，並沒有一個「知名人士」。學生領袖之一的柴玲在哭泣中無意說出了這樣的邏輯：我們是重要的學生領袖，我們不能死去，但是我們需要普通人的鮮血喚起大眾。這種冷血的邏輯與毛澤東驚人地相似。於是，一個個的學生領袖們來到了自由女神的腳下，他們終於「自由」了。然而，那些普通的學生和市民卻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所知道的一位被殺害的來自四川新津縣的大學生，由於他的被殺害，他的整個家庭崩潰了－－雙親中一個悲傷而死，一個精神失常。在一個閉塞的小縣城裡，這個家庭沒有獲得起碼的同情，反倒成為「不可接觸的人」。在我看來，這樣的家庭的悲慘命運更值得關注，他們才是真正的「移山者」。

另一個層面是出國者和留守者的區別。因為「六四」而出國或者得到了「綠卡」的中國人多達十萬人，但十五年後依然在堅持民主和自由運動的卻只有數百人。當然，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下一階段的生活方式的權利，但是如果選擇放棄對「六四」的關注，就不應當繼續利用「六四」的經歷來炫耀自己的「勇敢」，甚至為自己謀取利益。更加可恥的是，某些昔日的學生領袖居然秘密回國與中共合作做生意。在《移山》中讓我最難以接受的一個情節是：主人翁李祿與一個清純的女孩舉行了非常羅曼蒂克的「廣場婚禮」，然而在鎮壓之後他一個人逃走，女孩不知下落。他卻像在講述一個別人的故事一樣無動於衷地說：「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要知道這個女孩的下落，其實並不是那麼困難的事情。這個細節讓我憤怒：一個不愛自己的妻子的人，怎麼會愛自己的祖國呢？戴晴稱這樣的人為「伶俐童」，我則對之曰「自私漢」。而留在國內的許多人真正承受了一切「六四」的後遺症。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八十年代著名知識份子包遵信先生。他是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人物，其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改變了一代青年的知識結構和價值取向。他也是八九民運的積極參與者，此後被捕入獄坐牢數年，並被中國社會科學院開除公職。「六四」之後十五年，包遵信沒有工資收入、沒有養老金和醫療保險，還被禁止在國內的任何報刊上發表文章。因為「敏感」的身份，很少有人敢於與他來往。這對這位著名學者和學術活動家來說，無疑是一種極端痛苦的生活。他的妻子退休之後不得不繼續工作，以微薄的收入來維持他們的家庭。今年年初，包遵信突然患腦出血住院，家中無力支付動手術的費用，還是劉曉波等朋友發起募捐為之籌集了幾萬元的醫療費用。我想，包尊信的經歷比李祿的經歷更值得我們關注，「失敗者」比「成功者」更值得我們尊敬。

誰是矢志不渝的「移山者」？我想，不是李祿、柴玲和吾爾開希們，而是像丁子霖教授這樣的普通的「天安門母親」們。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丁子霖再次被捕，三天之後被釋放。這是她若幹此被捕經歷中的最近的一次。而她和其他兩位天安門遇難者家屬的被捕，僅僅是因為他們恆久地要求悼念自己死去的親人以及揭示「六四」的真相的權利。遺憾的是，身處海外的昔日的學生領袖們很少對此事發言。或許因為太忙，或許因為有太多的書需要去念和太多的錢需要去賺。然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母親的背叛也就是對天安門理想的背叛。

與真相至今依然暗昧不明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飽經殺戮的瓜地馬拉，先後建立起了「歷史澄清真相委員會」和「教區間恢復歷史記憶項目」。瓜地馬拉城的大教堂主教胡安"格拉迪說過：「它是痛苦的真相，充滿著這個國家深刻而血腥的記憶。它是自由和人性化的真相，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男人和女人都有權講述他們的生活遭遇。它是具有挑戰性的真相，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從中認識到個人和集體的責任，並採取我們的行動，保證這些罪孽永遠不再發生。」為了這樣的理想，這位大主教獻出了他的生命，他死於瓜地馬拉安全部門的暗殺。真相的揭示，有時候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伶俐童」和「自私漢」們會有這樣的訴求嗎？我們自己會有這樣的勇氣嗎？

十五年來，我們對天安門真相的講述太少太少了。在這一點上，我們甚至還沒有法輪功修煉者們做得好。他們整理出了每一個受害者和每一個施暴者的名單。我們應當向他們學習。每一個天安門慘劇的親歷者，甚至每一個被迫開槍的士兵，都應當站出來講述真相。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也沒有未來的和平與和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