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週一良怎樣進入「梁效」寫作班子 (4)

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優秀知識青年，有相當一批出於救國救民的崇高動機投身領袖的事業。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親這一代學人經歷的一部分。《思痛錄》作者韋君宜先生是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叢書編輯慧眼獨具，把父親和韋先生的回憶一同收入這批知識份子的叢書，方便後人比較「幹革命」和「作學問」的兩類知識人。韋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與父親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時期學業優異，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選擇獻身領袖的事業，與父親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韋先生入黨，在清華作地下活動；父親正往返燕京、清華，優遊於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韋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親正在美留學。一九四六年韋先生夫婦從領袖的「搶救運動」中死裡逃生，繼續為領袖打天下出力；父親自美學成回國。一九五零年韋先生夫婦以戰勝者身份進京接管文教界，組建青年團，父親開始接受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對比之下，父親很快接受了當局的價值標準：韋先生這批人走的是光榮的路，自己走的是可恥的路，往者已矣，來事可追，於是才頭戴「原罪」緊箍咒。身背追隨領袖太晚的包袱，在歷次整人運動的荊棘血腥中連滾帶爬過來，可到頭來還是不被當局接受。父親並不知道，韋先生這批人當中堅持獨立人格者，在領袖的組織中多不愉快，他們在「光榮」的背後也看到許多醜陋和邪惡。韋先生的《思痛錄》告訴父親，就算他當年不去留學去延安，不跟陳寅恪跟毛澤東，只要他不肯放棄良知，最終還是要像韋先生等一樣被領袖和當局當成異類。追隨領袖的知識份子中，只有像康生那類人，為領袖充當「龍爪」，主辦「搶救運動」殘害無辜才能在那一群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如魚得水，施展報負。一九九九年，「自由亞洲」電臺採訪韋先生女兒楊團先生，她對《思痛錄》作了重要補充。一九四零年代「搶救運動」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識份子被當作敵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傷之後，領袖考慮到抗日結束後與蔣介石決戰在即，這批人力可資利用。於是在中央黨校大會上舉手及帽行禮，算是道了歉，說大家從此就應該捐棄前嫌，團結給他打天下了。韋先生夫婦已耳聞目睹和身受數次這種專制暴力，不再輕信領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窯洞裡商定，這是最後一次原諒領袖。下次領袖如果故態復萌，二人就決不容忍。激動之中，二人吟白話詩一首以明志。這一段故事令人動容。可惜，幾年後領袖君臨中國大陸，舊戲重演。左、中、右知識份子群體，無一倖免，其規模和禍害遠超過延安小城的「搶救運動」。韋先生當年與家庭決裂時義無反顧，這時年事漸高，又有了子女，熱血青年的銳氣不再，不但未能踐當年窯洞之約，還不得不違心說話。韋先生一再看到領袖為建立自己的專制王朝不擇手段，有忤自己救國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黨性，使她受了幾十年內心煎熬，終於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寫下。韋先生和父親這兩個知識份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後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卻殊途同歸，惡夢醒來，各自寫下了對盲目追隨領袖的反思。我在美國用心聆聽了韋先生女兒的講話，在回家時轉述給父親。既然連父親尊崇的 「老革命」知識份子對領袖的專制都無能為力，父親這種書獃子就不必為自己跟著領袖趟了混水而過份自責。韋先生的自白使父親臨終前得以減輕精神包袱，但改變不了歷史和他們這一代知識份子開的殘酷的玩笑：為救國救民而投身「革命」的，為服務祖國而學成歸來的，都被領袖敲打玩弄半生，許多人在領袖發動的歷次整肅中含冤以歿，像韋先生和父親這種劫後餘生者，晚年只能撫摸著身心的纍纍傷痕嘆息蹉跎的歲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學有成，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難怪有人說早回國（革命）不如晚回國（革命），晚回國（革命）不如不回國（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號，以詘吮ι降諞桓奼鶚宜妥吡爍蓋住０偃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