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知識份子的階級滅絕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讀後札記

毛一生仇視知識份子
毛澤東一生仇視知識份子，為什麼？海內外學者專家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討，始終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例如，有人說，毛澤東因為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曾被教授和大學生們所忽視、歧視，因此，在掌權之後便大舉報復。

是耶，非耶？也許有點關係，但決不是主要原因。張獻忠並沒有見過北大的教授和學生，他為什麼也仇視讀書人呢？

又如，毛澤東所以要發動反右派，有人說，是因為受了羅隆基「小知識份子領導大知識份子」這句話的刺激。（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北京）

這當然也不是主要原因。愛新覺羅．胤禎曾經對臣僚誇口說：「你們讀過的書，我都讀過了。你們沒讀過的書，我也讀過了。」那他這個最大的知識份子，為什麼也有一股對知識分子的迫害欲而大搞文字獄呢？

精通帝王術的毛澤東在多次通讀二十四史中，領悟了中外古今獨裁者的共同心得：「統治無知百姓易，領導知識份子難。」（馬沛文：《魚雁集》，新風出版社，2003年，香港）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所謂「延安整風」就是毛澤東以鞏固其在黨內、軍內霸主地位為目的的思想改造運動。這個對知識份子進行迫害、折磨，甚至在肉體上加以消滅的整肅知識份子運動，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不斷圍剿知識份子，對知識份子實行階級滅絕的序幕和總預習。

毛的四大批判武器
首先，毛在理論方面為自己構筑了四大批判的武器。

一、「實用第一」的觀點。（高華：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
的來龍去脈》，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香港。以下簡稱《紅太陽》，304頁）拋棄一切無助中共奪權的一切理論，把包括馬列原典在內的書本知識通通斥為教條，把尊重知識、崇尚馬列原典的知識份子，無論留蘇的，也無論受過西方或國內正統教育的，都貶得一錢不值。造成一種「無知光榮，有知可恥」的風尚。

其「經典」的表述就是一九四一年五月發表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怒斥留蘇派只是「言必稱希臘的留聲機」，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是用教條主義來毒害青年，是「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毛說：「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朦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餵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麼用處呢？」（《紅太陽》299-300頁）

毛的邪說，發展到文革十年，就成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歪理。貶低知識，割裂馬列，無非造成一種愚昧的氛圍，以便他兜售專制、獨裁的貨色。以至今日，被馬克思所肯定的自由、民主、人權、自由選舉、還政於民都變了禁區。「五四」所殘留下的科學、民主，經過幾十年的批判、圍剿、打壓，早已潰不成軍。

其次，將「農民是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觀念系統化、理論化，並將其貫穿於中共一切思想活動（同上，304頁）。讓知識份子在這個「主力軍」面前，自慚形穢，抬不起頭來而永遠夾著尾巴接受改造。只是，可憐的「革命主力軍」也並未因此而得到什麼實惠，他們除了在中共建政前為之賣命，建政後成其剝削、奴役的對象之外，如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龐大的文盲、貧困和備受屈辱的「主力軍」。

十年浩劫中，毛共把一千多萬知識青年趕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貧下中農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只不過是毛澤東「無知改造有知，愚昧扼殺科學」的故伎重施。

第三，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新觀念。（同上）

第四，把宋明新儒學「向內裡用力」的觀念融入黨內鬥爭的理論，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懾的手段，大力培養集忠順與戰鬥精神為一體的共產主義「新人」的理想人格。（同上，305頁）

如何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懾」交替的手段呢，縱觀延安整風的全過程，不能不佩服毛澤東確實是個出色的陰謀家和權術家。

毛知道只是把留蘇派等紅色教授、理論家罵個狗血淋頭，用「廢物」、「比狗屎不如」、「脫褲子、割尾巴」之類侮辱性詞彙剝奪他們的尊嚴，並不足夠。使知識份子永遠成為他恭順的奴僕，還要濟以武器的批判，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直至肉體消滅，才能達到目的。

王實味成了「壞人」樣板
這次殲擊戰，就是從王實味身上找到突破口。王實味在他的《野百合花》等文章中大膽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暗面，批評「食分五等，衣分三色」為特徵的等級制度。他深情緬懷為真理而犧牲的烈士，熱情歌頌青年的「純潔、敏感、熱情、勇敢」，呼喚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期盼早期共產主義者身上的聖潔之光，重振革命者已漸漸喪失的自豪感、自尊感和自信感。但是天真的王實味卻不知道他鼓吹平等、博愛的理念，正觸犯了毛的禁忌。因為毛此時正在打造「領袖至上」，將全體黨員改造成黨的也即是毛的馴服工具的「宏偉」工程。抨擊等級差別也直接侵犯了毛澤東和一大批幹部的既得利益。而這等級差別正是歷代農民造反領袖用以論功行賞的激勵機制，所以王的言論直接危及毛打江山、奪天下的偉業。

王實味在劫難逃，成了「壞人」的樣板。在精密的策劃下，有條不紊的佈置中，王的「罪名」不斷升級，帽子越戴越多，從反列寧主義、反領導到反黨分子、托匪，再到國民黨特務、反黨集團頭目。不管王如何申辯、檢討、痛哭流涕表示悔改，都無濟於事。毛澤東一定要把他放上祭臺，作為警嚇眾猴而必宰的「雞」。

自一九四二年二月發表文章，王實味經過幾個月批判鬥爭，同年十一月即被隔離，第二年一月被康生下令逮捕，關進監獄。一九四七年被處死。

丁玲因為名氣比王實味大，毛怕影響不好而暫時放過她，但始終餘恨難消。一九五七年把她打成右派，流放北大荒勞動改造，在《人民日報》重新發表她的《三八節有感》供批判。一九五八年毛親自改寫《編者按語》，把丁的《三八節有感》、《在醫院中》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再登在《文藝報》和《新華半月刊》上，作為「再批判」，發動各地口誅筆伐。

鎮壓了王實味犯上作亂的「自由化」之後，毛立即宣布中下層幹部和高級幹部同屬整風對象，強迫學習指定的文件，並且規定要寫反省筆記，再從檢查各人的筆記中抓小辮子。紅色教授王思華、范文瀾、王子野等固然要做唾面自乾的自我醜化式的檢查，高級幹部王若飛、曹裡懷甚至元老謝覺哉等也被迫寫反省、做檢討。

接著毛在誣陷王實味「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紅太陽》，415頁）的基礎上把整風運動轉入審查幹部。他說：「中直、軍直、邊區機關幹部中知識份子有一半以上，我們要發現壞蛋，拯救好人。要發現敵人，即托派、國特、日特三種壞人。」（同上）

毛對知識份子搞階級滅絕
為什麼有一半以上是知識份子，就一定要去「發現壞人」，要去「發現三種壞人」呢？這幾句話完全暴露了毛澤東懷疑知識份子、不相信知識份子、歧視知識份子、憎恨知識份子的陰暗心理。這種心理就是毛幾十年一貫制的打擊、迫害知識份子，對知識份子搞階級滅絕的根本出發點。

果然在逼供和羅織之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政研室揪出了成全、潘芳等四人，網入「王實味五人反黨集團」，以及中央黨校揪出李國華、吳奚如等國民黨特務。消息傳開，延安全城震動，驚悚、戒懼的空氣迅速瀰漫。

毛澤東又連下上諭，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實味之類的分子，要客觀的、精細的、長期的去清查。「過去我們對這些是採取不看不查的自由主義！」「整風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思想（半條心），而且更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要注意反特鬥爭。」（《紅太陽》，417頁）

在毛澤東、康生精心導演下，一場審干肅姦的浩劫已降臨延安所有黨員、幹部和知識份子頭上。從先前寫學習筆記、反省心得到現在寫「小廣播調查表」，再三番五次的寫「個人歷史自傳」、「思想自傳」，延安黨員幹部面臨的思想和精神壓力步步升級，好像進入「煮是暫兮蒸要久，純青爐火十二分」（謝覺哉詩）的思想高壓爐。和工農幹部相比，知識份子所承受的壓力更大，作家劉白羽自陳，「在那難熬的日日夜夜裡，惶惶不安，徹夜難眠。」在上司指導下，竟寫下數十萬字之多的自傳資料。

在「個人歷史自傳」中，康生認定十九歲的青年張克勤是「特務」，於是派汪東興、吳德等對張克勤搞三天三夜的車輪戰，逼使張克勤承認了自己是特務，並且一口氣咬出了幾十個「同夥」。

為了深挖反革命、特務，凡出身剝削階級家庭和抗戰後來延安的知識份子都視為嫌疑分子。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通過召開坦白大會，形成坦白運動潮流，造成群眾壓力，「搶救」失足者。如果再不坦白，就予以逮捕刑訊。

例如撰寫《盧山會議實錄》的李銳，曾經「五天五夜不准睡覺」，最長者有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勞審訊。在各種酷刑甚至假槍斃、活埋的逼供信，大會鬥、小會勸和張克勤「示範」下，至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延安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

「特務」遍地，「叛徒」如毛
中央辦公廳秘書處的六十餘人，有十幾個被打成「特務」。

《解放日報》有百分之九十五工作人員是被「搶救」出來的特務。

中央醫院受到懷疑達百分之九十，美國的馬海德醫生夫婦也曾被「搶救」，大約因為他是洋知識份子吧。

軍委三局電訊學校的二百人中有一百七十人被扣押、遭鬥爭。

抗大總校一O五二個排以上幹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 「特務分子」六O二人。

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所屬炮兵團，因為知識份子多，就百分之九十被打成特務分子。確定「特務」標準：出身知識份子，來自國統區，不是日特，就是國特。

西北局民運部共十多人，因都是知識份子，便全部被打成特務、叛徒。

綏德師範連開九天廝嚀拱狀蠡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