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不是「潛流」 而是「泡沫」(上) 推薦《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

在民族主義思潮變得越來越「政治正確」、也越來越走向好戰化流氓化無賴化之時，《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一書的出現，實在是恰逢其時。儘管，限於國內的齷齪語境，該書對民族主義的批判，還要冠以「潛流」和「狹隘」的定語，也做不到言說的直來直去，更無法在媒體上高調炒作，但在民族主義的癲狂之聲充斥媒體和書市之時，這本批判民族主義的書，能夠在學術類圖書的排行榜上連續九週佔據一席之地，多少說明瞭大陸人的價值取向的日趨多元化：在新左派對全球化的詛咒中，還有自由派對普世價值的珍惜；在國家主義者對主權的崇拜中，還有個人主義者對人權高於主權的選擇；在當局把中西衝突歪曲為純粹的民族之爭、每日用「亡我之心不死」來嚇唬憤青之時，還有正視自由與獨裁之間的制度之爭的道義勇氣不斷發言；在憤青憤中們對義和團式排外的陶醉中，還有明辨是非之眼對反西方思潮的清醒透視；在半吊子軍事專家對恐怖主義超限戰的鼓噪中，還有學識紮實的國際問題專家對文明與野蠻之分野的明確意識。

當下中國的民族主義，在言詞上依賴於對西方、對全球化、對自由價值的無賴式說「不」，在現實上依賴於信息封閉制度和官方的意識形態縱容，更依賴於對近在咫尺的一黨霸權的沉默和獻媚；而當下中國的自由主義，在言詞上訴諸於對西方文明、對全球化、自由價值的肯定，在現實中依賴於對言論自由的追求和文字獄的抗議。也就是說，民族主義依賴於對美國的對外霸權說「不」，而自由主義依賴於對中共的對內霸權說「不」。

其實，用「狹隘」來描述中國民族主義，實在是對和平的全球化時代的民族主義思潮的恭維。在我看來，除了在抵抗外來的侵略和欺壓之時，民族主義還具有正當性之外，而在其他情況下，民族主義往往成為政客弄權的意識形態工具，何時不狹隘過？非但狹隘，而且癲狂，癲狂得日趨好戰化、流氓化和無賴化：千萬愛國憤青把愛國主義當作性虐待的皮鞭，在網際網路上對女影星趙薇做意淫式強暴；把民族主義和反霸權當作聲援恐怖主義的擴音器，奉拉登為聖戰英雄，尊亞辛和阿拉法特為自由戰士。

一個曾自視為「天下中心」和習慣於接受「萬邦來朝」的老大帝國，一個自以為唯一的「文明古國」而視其他民族為「夷狄」的家天下王國，突然被外來文明逼出連戰連敗的內在懦弱和諸事不如人的自身落伍，如何能不陷於時而自輕自賤、時而自傲自大的顛三倒四？

比如，有極端民族主義者居然提出「光榮孤立論」。這樣的獨闢蹊徑，大概真不知道自己是誰了，其不著四六，甚至比同時對抗美蘇兩強的毛時代還要癲狂。毛尚且知道收買第三世界的無賴小國，在挺不住時也要聯美抗蘇，何況在極權主義已經日薄西山的全球化時代，就連死硬的金正日都要參加六方會談，中國已加入WTO且中國經濟的國際依賴度日益提高，中共黨魁也巴不得被西方大國接納，新左派們也要四處炫耀自己接受過西方大學的邀請，無數憤青更要依靠網際網路來傾瀉仇恨……如何「孤立」且「光榮」？

用「潛流」來描述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我以為並不準確。事實上，在曾經具有強大的「華夏中心」傳統的中國，一百多年的現代化過程，始終伴隨著強大的民族主義訴求：洋務派的「中體西用」，維新派的「立憲救國」，孫中山的「驅逐韃虜」，毛澤東的「反帝反修」，民族主義思潮從來不是甚麼「潛流」，而一直是由屈辱和自傲的口水煽起「浪峰」。20世紀初，「西化」和「反傳統」的新文化啟蒙運動的「五四」，其影響遠不如「抵抗外辱」和「反帝」的愛國主義運動的「五四」。改革開放以來，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論戰中，《河殤》掀起的「藍色」波瀾，遠不如女排五連冠掀起的「振興中華」之巨浪。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思潮的氾濫，並不完全是六四後的變化，八十年代已經開始興起並滲透到所有領域，比如：文化界的「尋根熱」和大眾中的「氣功熱」，還有「女排熱」在大學生中煽起的民族復興的激情。在初露崢嶸的大眾文化領域，民族主義狂熱的表現決不次於九十年代，「雄獅猛醒」和「巨龍騰飛」成為最流行大眾文化的主題。電視劇《霍元甲》中的主題歌「沉睡百年，國人漸已醒」、《龍的傳人》和 《我的中國心》，都曾響徹過舞臺和大街小巷。中華武功天下無敵的神話，隨著武打電視劇和弱智武俠小說大舉北侵，成為年輕人的主要讀物。在年輕一代的眼中，身懷絕技神功的大俠變成新偶像，武功傳承的神秘和打打殺殺的陰謀變成最為深邃的東方智慧，似乎包容了天地萬物和人文哲理。

只不過，八十年代的民族主義，還沒有發展到具有絕對話語主宰權的霸道程度，與之相平行的還有自由化和西化的思潮。

最能說明愛國主義話語在道義合法性上的強勢地位的事例，莫過於八九運動中的悖論形象：一面爭取西式自由民主，一面又高舉愛國旗幟。平心而論，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主要政治訴求的自發八九運動，其思想根源來自西化的自由民主觀念的啟蒙，其合法性來源應該是《憲法》明示的各項公民權利，而與愛國主義無關。然而，不論是出於為學運尋找合法性保護的動機也好，還是出於長期灌輸所塑造的群體潛意識的作怪也罷，作為民族主義最強音的愛國主義，在八九運動時期被各種政治力量所用，「愛國的」這個定語成為所有行為的合法性來源。學生稱自己上街是純正的愛國行動，所謂「愛國無罪！」「愛國不是動亂！」「祖國母親，請你……」等祈求句式，是也。直到現在，一談起八九運動，最常用的定語仍然是「愛國民主運動」，愛國的價值和合法性仍然高於自由民主。

在當局方面，無論是同情學生的開明派，還是厭惡學生的僵化派，也都以「愛國主義」作為最有力的道義合法性。趙紫陽等走向前臺的開明派，在為學運、也為自己進行辯護時，無一例外地強調學生們是「愛國的」，即便有些過激之處，也是可以諒解的。所以，應該善待這種單純的愛國熱情，通過耐心的引導把愛國激情引上民主與法制的軌道。而李鵬等僵化派，也在每次公開發言中也反覆強調：大多數學生是愛國的，但你們太年輕，愛國熱情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事實上已經被一小撮長鬍子的幕後黑手所操縱所利用，再不與之劃清界限，就很容易走到愛國的反面。

由此可見，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即便在對開放後的中國，也一直具有不證自明的真理性和道義性，沒有任何人敢於或想到提出任何置疑。

2004年11月14日於北京家中

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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