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過「承諾風」，又起「禁令風」。「承諾風」溫情脈脈，招搖花枝，對社會各界；「禁令風」冷氣嗖嗖，疾聲厲色，對公家內部。過去頭兒滿面笑容對公眾承諾：「我們鳳凰是不下雞蛋的！」現在頭兒一臉嚴肅對下屬下命令：「決不允許鳳凰下雞蛋！」
我是公文寫作的行家，網上曾熱傳的那篇叫做《新應用文寫作指南》（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的東東就是我的經驗之談，各種形式的「禁令」自然寫過不少。我知道那種東西挺好寫，對它的實際作用也有真切體會：沒用。
我調研、寫作禁令時是真誠的，我也不懷疑一些領導想整頓一下的真誠。把權力部門禁令的目的歸納一下，無非是限制公權私用，避免「公臉私丟」，減少私人言行對團體的損害。當然，不便明言的目的也有，主要是出於樹立領導權威、顯示局面變化等考慮，和「承諾」等活動一樣，形象工程的意思。
禁令的內容，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有相當強的針對性。類似「不准殺人放火」的條條的確有一些，有人據此批評說禁令「庸俗化」了，其實這說法很片面。實際問題比「庸俗化」嚴重的多，要是禁令還是「高尚化」的，那禁令豈不比「庸俗化」還糟？檢察院的禁令曰「嚴禁嫖娼」，那就是說不是一兩個人有嫖娼行為。各部門多有針對「喝酒」做出的禁令，公安部五條禁令中涉酒的就有三條，那是因為有許多人真是沒有能對酒自律的素質，洋相多誤事多才有這三條。對援助非洲的工程人員有「不許打罵當地人」的規定，也是因為打罵當地人是件不難的事。報上說公布禁令有自我曝光的意味，不錯，的確反映一些真實情況，有勇氣。比如，一支打家劫舍的武裝，要是規定了「不許殺人放火」的禁令，那了不起，或許是從此走上革命道路的轉折點呢，可一支革命的隊伍如果也做了如此禁令，那麼這支隊伍，則可能因面臨著走向反面的傾向而正在自我拯救。
頒布禁令的目的正確，禁令的內容有針對性，為什麼還說禁令無用呢？沒感覺到有用。「處女嫖娼案」照發，警察粗暴執法依然，官員腐敗不見收斂，侵犯私權的事司空見慣……不說感覺吧，中央的文件海了，法律文本一摞一摞的，它的禁令禁不住，你地方、部門的禁令算那棵蔥？畢竟你的權力威望比中央、比法律差多了是不是？
沒有保證禁令執行的可操作性，是個無法解決的技術問題。「處級以上幹部不准炒股，科級以下幹部可以炒股」，他炒不炒、用誰的名義炒咋知道？四川「嚴禁黨政幹部違反規定打麻將」，咋判斷人家輸贏或行賄受賄？「開展廉內助活動」，不開展「廉二奶」活動頂屁用？河南登封市公安局為落實五條禁令，竟然和500名民警的妻子簽訂責任書，「正式被公安局聘為義務監督員」，「監督丈夫八小時以外對五條禁令的執行情況」，可見執行禁令有多難。想想多可笑：人家民警同志是「正式」聘了女人當妻子的，妻子怎麼會願意民警回家後還執行公務，又怎麼會願意當特務把自己的老公往火坑裡推？你公安局領導和民警老婆的情分就那麼深，以至於超過了丈夫妻子間休戚與共的關係？就這種 「有力措施」，媒體還報導說「受到民警妻子的熱烈歡迎」，真缺德。
禁令不可行，還由于思想上「不服」。單位人處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和不平等的紀律環境，類似「你撈不許我撈」、「不打老虎打蒼蠅」的抱怨，即顯示出禁令執行缺乏「思想保障」。特別在是長期阻斷財路的情景中，部門上級一味的「大棒政策」若無「胡蘿蔔」補充，也會危及自身的地位和權威。
不能也不想對破爛的建築進行結構改造，又不忍看著它千瘡百孔，於是修修補補，改觀一下形象。有的部門領導知道他無法鏟除弊端的根子，不可能對隊伍進行根本的改造，但無奈中總得幹點事，任歪風邪氣蔓延下去對自己也沒好處，所以也下點有節制有照應的狠心來治理一番。治理又要顯出個人風格，所以他不會強調落實什麼法律條文而熱衷於拿出自己有特點的禁令。其實，已有法規、條例落實好了，就不必出什麼禁令，禁令中那些好像沒被法規禁止的公害行為，以法律精神和概述條款不難判斷它是否違法違紀。
法治失敗，禁令大興。部門禁令，屬於在公民監督缺位的情況下，公權系統中大權力限制小權力、單位主管制約單位人的制衡方式。它法律位階低，涵蓋性差，其任意性、人治性、多變性、不平衡性、忽視程序正義等諸多有害特性，必會助長部門權威，截留法律效力，造成「人治割據」，促使人們漠視法律規則，遺棄法治精神。
法治完善的地方，「公僕」不會每天發表許多個「重要講話」，也不會發布許多項禁令，有法必依使然。依法也不是自動自發靠覺悟，而是因為公民、媒體的監督權不是空的，公僕不小心不行。公民有對政府發警告、發禁令的權利，這些權利皆發源於選舉權，那張個人的選票凝聚著群體的權利和力量，足以有效地限制公權和維護私權。
取消某個法外禁令，（如禁止非婚男女混住、某些收容條款等），意味著一點進步，當我們不再依靠法治外禁令時，那才是全面進步。現在其實有兩大類禁令，一是對公家人的，二是對老百姓的。對公家的禁令多而嚴密，但公家人自由多；對民間的少且非正規，但老百姓的自由少，甚至「天賦屁權」等基本人權都受侵犯。不能寄希望於部門禁令，即便制定出「不准把處女當妓女抓起來」這等具體禁令，也是白搭。
公權力落實「法無授權即禁止」，私權利實現「法無禁止即自由」。處理公權與私權的關係，解決公權濫用問題，實現民主與法治，最終離不開以公民政治為方向的政治體制改革。(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我是公文寫作的行家，網上曾熱傳的那篇叫做《新應用文寫作指南》（領導沒有不重視的……）的東東就是我的經驗之談，各種形式的「禁令」自然寫過不少。我知道那種東西挺好寫，對它的實際作用也有真切體會：沒用。
我調研、寫作禁令時是真誠的，我也不懷疑一些領導想整頓一下的真誠。把權力部門禁令的目的歸納一下，無非是限制公權私用，避免「公臉私丟」，減少私人言行對團體的損害。當然，不便明言的目的也有，主要是出於樹立領導權威、顯示局面變化等考慮，和「承諾」等活動一樣，形象工程的意思。
禁令的內容，並非無的放矢，而是有相當強的針對性。類似「不准殺人放火」的條條的確有一些，有人據此批評說禁令「庸俗化」了，其實這說法很片面。實際問題比「庸俗化」嚴重的多，要是禁令還是「高尚化」的，那禁令豈不比「庸俗化」還糟？檢察院的禁令曰「嚴禁嫖娼」，那就是說不是一兩個人有嫖娼行為。各部門多有針對「喝酒」做出的禁令，公安部五條禁令中涉酒的就有三條，那是因為有許多人真是沒有能對酒自律的素質，洋相多誤事多才有這三條。對援助非洲的工程人員有「不許打罵當地人」的規定，也是因為打罵當地人是件不難的事。報上說公布禁令有自我曝光的意味，不錯，的確反映一些真實情況，有勇氣。比如，一支打家劫舍的武裝，要是規定了「不許殺人放火」的禁令，那了不起，或許是從此走上革命道路的轉折點呢，可一支革命的隊伍如果也做了如此禁令，那麼這支隊伍，則可能因面臨著走向反面的傾向而正在自我拯救。
頒布禁令的目的正確，禁令的內容有針對性，為什麼還說禁令無用呢？沒感覺到有用。「處女嫖娼案」照發，警察粗暴執法依然，官員腐敗不見收斂，侵犯私權的事司空見慣……不說感覺吧，中央的文件海了，法律文本一摞一摞的，它的禁令禁不住，你地方、部門的禁令算那棵蔥？畢竟你的權力威望比中央、比法律差多了是不是？
沒有保證禁令執行的可操作性，是個無法解決的技術問題。「處級以上幹部不准炒股，科級以下幹部可以炒股」，他炒不炒、用誰的名義炒咋知道？四川「嚴禁黨政幹部違反規定打麻將」，咋判斷人家輸贏或行賄受賄？「開展廉內助活動」，不開展「廉二奶」活動頂屁用？河南登封市公安局為落實五條禁令，竟然和500名民警的妻子簽訂責任書，「正式被公安局聘為義務監督員」，「監督丈夫八小時以外對五條禁令的執行情況」，可見執行禁令有多難。想想多可笑：人家民警同志是「正式」聘了女人當妻子的，妻子怎麼會願意民警回家後還執行公務，又怎麼會願意當特務把自己的老公往火坑裡推？你公安局領導和民警老婆的情分就那麼深，以至於超過了丈夫妻子間休戚與共的關係？就這種 「有力措施」，媒體還報導說「受到民警妻子的熱烈歡迎」，真缺德。
禁令不可行，還由于思想上「不服」。單位人處在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和不平等的紀律環境，類似「你撈不許我撈」、「不打老虎打蒼蠅」的抱怨，即顯示出禁令執行缺乏「思想保障」。特別在是長期阻斷財路的情景中，部門上級一味的「大棒政策」若無「胡蘿蔔」補充，也會危及自身的地位和權威。
不能也不想對破爛的建築進行結構改造，又不忍看著它千瘡百孔，於是修修補補，改觀一下形象。有的部門領導知道他無法鏟除弊端的根子，不可能對隊伍進行根本的改造，但無奈中總得幹點事，任歪風邪氣蔓延下去對自己也沒好處，所以也下點有節制有照應的狠心來治理一番。治理又要顯出個人風格，所以他不會強調落實什麼法律條文而熱衷於拿出自己有特點的禁令。其實，已有法規、條例落實好了，就不必出什麼禁令，禁令中那些好像沒被法規禁止的公害行為，以法律精神和概述條款不難判斷它是否違法違紀。
法治失敗，禁令大興。部門禁令，屬於在公民監督缺位的情況下，公權系統中大權力限制小權力、單位主管制約單位人的制衡方式。它法律位階低，涵蓋性差，其任意性、人治性、多變性、不平衡性、忽視程序正義等諸多有害特性，必會助長部門權威，截留法律效力，造成「人治割據」，促使人們漠視法律規則，遺棄法治精神。
法治完善的地方，「公僕」不會每天發表許多個「重要講話」，也不會發布許多項禁令，有法必依使然。依法也不是自動自發靠覺悟，而是因為公民、媒體的監督權不是空的，公僕不小心不行。公民有對政府發警告、發禁令的權利，這些權利皆發源於選舉權，那張個人的選票凝聚著群體的權利和力量，足以有效地限制公權和維護私權。
取消某個法外禁令，（如禁止非婚男女混住、某些收容條款等），意味著一點進步，當我們不再依靠法治外禁令時，那才是全面進步。現在其實有兩大類禁令，一是對公家人的，二是對老百姓的。對公家的禁令多而嚴密，但公家人自由多；對民間的少且非正規，但老百姓的自由少，甚至「天賦屁權」等基本人權都受侵犯。不能寄希望於部門禁令，即便制定出「不准把處女當妓女抓起來」這等具體禁令，也是白搭。
公權力落實「法無授權即禁止」，私權利實現「法無禁止即自由」。處理公權與私權的關係，解決公權濫用問題，實現民主與法治，最終離不開以公民政治為方向的政治體制改革。(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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