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幹什麼啊？可是上級硬是這樣干的。一些信念不那麼牢固的人實在不能不遭遇一次信仰危機。後來我回到延安，有一位從天津跟我一起出來的吳英（她原是我妹妹的同班，比我低兩班的南開女中同學），見到我，說起她在延安行政學院被禁閉，連上廁所都要排隊出來才行。她忽然說：「我那時想起來就埋怨你，你不該帶我到這裡來，早知這樣，我也決不會來。」實在使我這個「先覺分子」無言可對。還有一個叫丁汾的女孩子，外來知識青年，當時在綏德擔任區長。搶救運動中把她也打成了特務，理由是她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專員。後來，在案子甄別平反之後，我去參加平反大會，只聽她站在台上哭訴當時受冤屈的心理狀態，她竟說：「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要背叛我的家庭出來革命！我真應該跟著我的父親跑的。當時我就想過，如果能再見到我的父親，我就要對他說：把這些冤枉我的人都殺掉吧。」聽了她這話使我心驚膽顫，如冷水澆頭。我倒不是怕她來殺我，殺共產黨，我知道她雖然說得狠，其實不會那樣做的。我們誰也不會那樣做。我氣的是這樣「為叢驅雀」，硬把她驅趕到這等地步。我怕的是她這樣驚人的坦率，把心裏動過的這些念頭都公然在大會上說出來，這得了嗎？光為這句話，就可以把她又逮捕起來的啊！即使今天不捕，這筆賬記上，以後遇上「運動」隨時都可以要她的命！除了這種令人驚恐的自述之外，還有非常幽默，可入笑林的。綏德西北抗敵書店有一個幹部叫楊春熙，過去是在天津當小職員的，又在盛世才部待過。這時被打成了特務，罪狀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復興社。在甄別平反大會上，他說的故事是：當時，他被囚禁多時，怎麼也編不出一個能與別人對上口徑的口供，無法可想。正在此時，他有一回在放風的時候遇見了書店經理常××（陝北本地幹部）。經理趁人不注意，悄悄對楊春熙「串供」說：「你就說我是復興社支部書記，殷三是宣傳！」（殷三是個由武漢去的大學生）楊春熙有了「交代」材料，正在高興，忽然一想不行，忙又問道：「我是什麼呢？」常經理一皺眉，好像為他這樣點都點不透的傻氣生了氣，吐出三個字道：「你組織！」於是他就照這麼招供，才通過了。當他後來告訴我們的時候，聽的人無不笑不可抑。簡直同「和尚、包袱、傘」的笑話差不多，但這是怎樣的含著眼淚的笑啊！
在楊述「交代」之後，我們仍在《抗戰報》工作。我們的小女孩因為我無帶孩子的經驗，又在這種困苦環境之中，無人理睬和照管，竟不幸夭亡。楊述從延安告狀回來，孩子已失去了。我自己也弄得一身是病，還得勉強工作。這時我患了美尼爾氏症，有一次出去，在採訪綏德小學教師的一個大會會場上，我竟發病，扶著人家院子的牆，嘔吐不止，頭暈眼花，站也站不住。別人叫來楊述，把我弄回宿舍。我躺在炕上，不能轉動，不能坐起進食，連大小便都是楊述伺候的。就在這時候，宣傳部長不知怎麼想起一個重要的規劃，就是宣傳都要建立辦公室。他指定要把我們住的那間窯洞改為辦公室，限我們剋日遷出。楊述對他說，我實在病得不能動。卻聽到他在院裡跺著腳喊：「決定叫搬，就是不搬？叫人替他們搬出去！」於是由楊述架著我，搬到地委大院角上一間破房裡。炕已經被老鼠鑽塌了一個大角，頂棚也一條一條地吊著。沒入幫我們收持，簡直是被驅逐出來的。我住在這個與老鼠為鄰的破屋裡，病倒慢慢好起來。晚上，我穿件破褂子，腳上穿著撿來的別人不要的破鞋，在這個院角徘徊。月光明亮，萬感縈心。我究竟身犯何罪，會弄到今天這個樣子？於是我走著轉著，舊習復發，吟成了一首既不能發表，也不能示人的話：
小院徐行曳破衫，風回猶似舊羅紈。
十年豪氣憑誰盡，補罅文章付笑談。
自懺誤吾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
隙院月明光似水，不知身在幾何年。
這種事情不止在綏德地委發生，我們還參加過駐綏德的抗大分校的鬥爭會。那個分校，校長、副校長都是老紅軍，他們是怎樣搞的呢？有一次我聽到副校長講他們的批鬥原則，他說：「別人說反對逼供信，我們就來個信供逼。我們先『信』，『供』給你聽，你不承認，我們就『逼』！」這個副校長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鬧得全家慘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過1943年他自己說的這些話！在抗大會場上還發現一個上ㄌ拱椎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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