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不寐（加拿大）: 黨的孩子

把「政黨」比喻為「母親」，實際上是用文學語言為「政黨的孩子」之說提供了理念上的根據。不幸的是，這種文學抒情被泛政治化，彷彿它不再是隱喻，而是來自某種歷史客觀性。在這種莫名其妙的母子關係中，顯然，被刻意強調的不是「母親」對「孩子」撫愛的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而是強調「孩子」對「母親」的感恩，以及傷害「孩子」的某種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與家庭孝道的生物合法性不同的是，這種國家孝道得以建立必需一個特殊的前提，那就是要求「孩子」通過文學想像來 「堅信」這種恩情是先驗存在的。當然，這一政治說教並不僅僅是為了得到「感情」的滿足，其主要目的在於培養接班人，在於把這種接班「意識」變成孩子的自願行動，從而捍衛世俗利益的永久延續。

小傳統與大傳統

國民黨的「黨化教育」開啟了政治對教育的入侵，也開始了把孩子轉化為「國家的孩子」的現代史。當然，這一中國古代的兒童工具主義傳統是一脈相承的。但在革命的年代，這種教育安排也基於培養戰爭工具的緊急需要。這是孩子歷史中一次新轉折，它意味著孩子得到了一個虛幻的監護人的同時，也擁有了一隻真實的母狼。

1927年，蔣介石就提出要實施「黨化教育」。1931年，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57次常會通過了《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把「黨化教育」具體化，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成為學校課程和教學實踐活動的指導思想，並對有獨立精神的民間學校予以查封停辦，同時建立了嚴格的言論檢查制度。接下來，國民黨在 1934年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徹底取消了教授治校的制度。

值得欣慰的是，國民黨的黨化教育受到了當時知識精英激烈的反對，儘管這種反對更多是基於對「科學」和「自由」的熱愛，而不是出於對孩子在國家範圍內被客體化的不滿。

蔡元培先生是堅決抵制「黨的孩子」這一教育「理論」的著名人士之一。他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與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黨派或各教會的影響。教育是要個性和群性平均發達的。政黨是要製造一種特別的群性，抹殺個性。例如，鼓勵人民親善某國，仇視某國，或用甲民族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黨，往往有此政策，若參入教育，便是大害。」（《大學精神》P124）教育家任鴻雋先生在1932年6月的《獨立評論》上也撰文揭露黨化教育的危害：「黨化教育是什麼？切實說來，不外下列兩個意義：（一┌訓車鬧饕寤蛑髡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