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其內涵而言，它所服務的人群，由於時空環境的不同，因此產生不同的內涵，這些特定的內涵，主要在於服務這群特定時空的人。有些特定的內涵，適用於某一個時代，或某一個地區，但未必適用於其它的時代或其他的地區。例如，專制時代的人文思想，經常不適用於民主時代的人民。
從其本質而言，公共知識份子，代表人民的最高良心，也代表人民的最高正義。不論在任何時空之中，這種對良心與正義的要求，都不會有所改變。
21世紀，人類面臨了兩種大潮流，第一種大潮流為全球化，第二種大潮流為民主化。在全球化與民主化的潮流之中，人類的公共知識份子，具有特別的內涵。這種內涵，應該包括下列三大文明議題，即是對人類的正義、對大自然生命的正義、對地球環境的正義。
這三種重大的內涵，關係到人類未來文明的發展，也關係到人類未來的命運，人類絕對不可以輕忽。換言之，人類的公共知識份子，對這三大文明議題，有道義的責任，他必須盡力地維護它們的健康發展，如此人類才能創造和諧與幸福的文明。
從人類正義的議題而言，21世紀初期，人類最重要的道義工作，便是如何盡快消滅專制文明的存在，因為專制文明，不僅會侵害人的尊嚴、迫害人權、造成社會的不公不義、導致人民的貧窮與苦難，而且會影響人類追求愛、正義、民主、自由、幸福與和平的權利。
從人類文明大家庭的角度而論，這種專制文明，已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個別問題。由於人類文明之間，已經形成了密切交流的形式，如果有一個國家，仍然維持專制的政權形態，那麼它就有可能，成為全體人類文明的重大危險，自由的國家，就必須要設法實施各種軍事的圍堵，以便保障自由地區人民的幸福與安全。
換言之，從人類全球民主化的觀點而言，專制政權是自由世界的公敵，也是自由世界和平的潛在危機。例如，法西斯主義、獨裁專制政權、恐怖主義等。
從維護人類民主文明的立場而言，人類的公共知識份子，必須充分保護人民的權益。這種保護人民權益的角色與立場，與人類前民主文明時期，有明顯的不同。
在人類前民主文明時期，人類的公共知識份子，經常被異化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他只能匍匐在專制統治者腳下，仰人鼻息或搖尾乞憐。如果公共知識份子，能夠得到開明統治者的垂青，那麼他有可能多照顧人民的利益，這種公共知識份子，屬於被統治者的階層，他們沒有獨立自主性，也沒有人格與尊嚴。
在人類民主文明時期，人類的公共知識份子，屬於人民的代言人，人民屬於統治者，政府公職人員屬於公僕。人民以其所制定的法律，來約束政府公職人員的行為，使政府公職人員，能夠合理地為人民服務。
在民主時代，由於普遍的人民，他們的表達能力，未必十分明確或顯著，因此公共知識份子，經常成為了人民意見的代表。由於這種特殊的角色與地位，公共知識份子必須具備有公共的道德正義與良知，如此他們才可以充分地代表人民的權益。
從這種代表人民權益的立場而言，公共知識份子，是最有權力的人，也是最沒有權力的人。所謂的最有權力的人，是指公共知識份子，有權批判與要求任何人，必須按照愛與正義的法則行事，被要求的人，也包括所有的政府公職人員。所謂的最沒有權力的人，是指公共知識份子，沒有權力推卸關心公共事務的責任，他必須為人民的權益而抗爭，永遠不能退卻或妥協，如果他必須要犧牲生命，他也不可以拒絕，否則就沒有資格擔任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
民主時代的公共知識份子，屬於社會的統治階層，因此公共知識份子，表述觀念和意見時，絕對不同於專制時代的公共知識份子。例如，不可以乞求、希望或建議的方式，來拜託政府公職人員辦事；而應該以上對下，或統治者對待被統治者的方式，要求政府公職人員辦事，如果公共知識份子，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他們就不是符合民主時代的人民代表。
生活在專制政權之下的人民，他們的命運，經常是極端黑暗、苦悶與悲慘的。他們必須要仰賴公共知識份子的抗爭，才有可能擺脫專制文化的魔影。然而，在專制政權之下的公共知識份子，也是悲慘的，他們必須突破統治者的謊言與暴力魔咒，也必須打破自我心中的恐懼感，如此才有可能終結專制政權，為人民爭取自由與民主。
從這個客觀的事實而論，凡是一個專制國家，他們的公共知識份子群，如果普遍地敢於與專制政權抗爭，那麼這個專制政權，就有可能被推翻。因此專制國家的公共知識份子群，必須具有更強大的道德正義感與良知，否則他們很難有足夠的精神力量，號召人民推翻專制政權。
這種公共知識份子群，強大的道德正義感與良知，從中國的傳統文明，很難找到。這方面的心靈力量，受基督教文明洗禮的公共知識份子群，比較大，他們可以為了他人，能夠獲得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價值，義無反顧地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不為自己，也不為家人，而是為了廣大他不認識的人民。
這種偉大的犧牲之愛，就是《聖經》中基督的愛，也是神的命令，作為一個基督徒，當他在面對世界公理與正義時，他沒有權力拒絕犧牲自我。這種精神，幫助了蘇聯解體，中國很需要這種精神，來幫助中國人盡快推翻專制暴政。
所謂的抗爭，是指公共知識份子群，敢於打破心中的恐懼，敢於公開與專制政權徹底決裂，敢於公開唾棄專制政權，如果上述三種心靈力量，普遍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群的信仰，那麼這個專制政權，崩潰的速度將會加快。如果上述三種心靈力量，普遍地微弱，那麼這個專制政權，就會延續得更長久。
20世紀末期，中國與前蘇聯公共知識份子的特徵，具有明顯的不同。前蘇聯公共知識份子，比中國公共知識份子，更具有上述三種心靈力量，因此蘇聯各加盟國，可以在1991年後，走向民主憲政，而中國在歷經1989年民運之後，仍然無法走向民主憲政國家。
從20世紀中國的歷史可知，中國文化缺乏公共知識份子抗爭的精神。所有的公共知識份子，都具有中國傳統文人，那種充分與專制政權妥協的精神，這種妥協的精神，就是中國20世紀人民苦難命運的根源。
例如，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羅家倫、魯迅、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等。這些人，缺乏前蘇聯公共知識份子抗爭的精神，即使是1989年的民運之中，也沒有辦法找到，類似前蘇聯公共知識份子，那種永不妥協的抗爭精神。因此20世紀中國的文明，只能沉淪在邪惡的專制政權之下。
我為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哀悼，即使是21世紀初期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也很難找到上述那種抗爭型的人，這就是為什麼1989年後，中國經歷了15年之久，仍然無法擺脫專制文明的根本原因。
如果2005年時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仍然還不能意識到這種抗爭精神的重要性，那麼中國人還必須有更多的15年，來忍受專制政權的宿命。
甚至有些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會責怪人民對專制暴政的無知、沉默、恐懼、容忍、妥協態度。事實上，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才是真正的無知、沉默、恐懼、容忍、妥協者，如果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自己都做不好，那麼他有什麼資格號召人民去做？如果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自己都不敢公然向專制政權挑戰或抗爭，那麼他有什麼立場號召人民去做？
我心目中的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不是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羅家倫、魯迅、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等人，而是亨利(Patrick Henry)、亞當斯(Samuel Adams)、華盛頓、傑弗遜、林肯、馬丁．路德．金、里根、小布希等人。
傳統中國人，那種明哲保身、自掃門前雪、缺乏同情心、見死不救、缺乏與專制不妥協、缺乏與專制抗爭等的態度，都是專制文明異化的結果，因此2千多年以來，中國人永遠無法擺脫作奴隸的命運。
我所崇敬的這些人，他們與傳統的中國人不一樣，他們將人類尊嚴、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的理念，視為高於國家利益的價值，由於他們對這種信仰的堅持，使他們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偉大國家，人民擁有充分的愛與正義，也擁有充分的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
如果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能夠以上述世界偉人為自許，那麼中國才有可能，盡快擺脫專制政權，重建偉大的人類文明。
我想透過這篇文章，重新點燃，中國公共知識份子的靈魂與信仰，如果中國要成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國家，那麼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心中的學習對象，就不應該是過去專制時代的中國人，而是民主時代世界級的偉人。
只有世界級的偉人，他們的高貴靈魂與道德勇氣，才是拯救中國人沉淪靈魂的力量。當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有了這些力量之後，他們角色的歷史定位，還有說話的態度與方式，絕對不一樣，那比較會像是一個人，一個代表人民與統治者的人。
只有具有高貴靈魂與道德勇氣，並且以統治者自許的公共知識份子，才能推動人類的民主憲政，也才能為人民，爭取人道的愛、正義、自由、平等、幸福與人權。
2005-1-21
（看中國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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