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上個世紀20年代曾經做過「明星」夢，她在北京看了新片《空谷蘭》後，便給洪深寫信，萌生了當電影演員的念頭。在洪深的幫助下，她去了上海，看了電影拍攝的過程，但是終因與電影圈的現實格格不入，放棄了這個打算。後來，她在閱讀沈從文的《記丁玲》一書時，寫過這樣的一段評語：「我去演電影不是為生活，是為喜歡電影這種藝術形式。」
30年代，丁玲在延安任西北戰地服務團主任期間，終於有了一次登臺的機會。在一部宣傳抗日的獨幕話劇《王老爺》裡，她飾演一個八路軍政工幹部，動員富紳王老爺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參加抗戰。戲不多，但她有點緊張，差點忘記台詞。那晚，毛澤東也是她的觀眾，看完演出笑道：「啊，丁玲也上臺演戲了！」
到了「文革」中，丁玲以「牛鬼蛇神」之身，又有過一次表演，但那是一次特殊的表演。1964年12月，丁玲和丈夫陳明由黑龍江省的湯原農場轉到了寶泉嶺農場。將近二十年之後，他們重新回到北京以後才得知，那實際是當時任農墾部部長的王震同志的安排。在王震的關懷下，他們當時的處境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來寶泉嶺農場之前，他們在東北農墾總局《農墾報》記者呂正衡陪同下，參觀了友誼、五九七、八五三等幾個機械化作業的大型國營農場，一眼望不到邊的麥田，精神振奮的農場職工，火熱的勞動場面，使他們深受鼓舞，丁玲愛上了北大荒這片土地和這裡的人民，她願意長期在這裡生活、寫作。
寶泉嶺農場比湯原農場大得多，條件也好得多，場長高大鈞是個老紅軍，他按照王震「給丁玲創造一個較好的寫作環境」的指示，安排他們夫婦住進了場部招待所靠東頭的客房，那是兩間一套的住宅，白粉牆，水磨石花磚地，比一般農場職工的居住條件要好得多。
陳明那時已摘掉了右派帽子，安排在寶泉嶺農場工會幫助工作；丁玲那一年已經60歲了，農場照顧她，沒有給她安排具體工作，告訴她可以瞭解情況，積累素材，寫些農場的模範人物。丁玲還是願意跟群眾在一起，她主動要求，到條件比較差、矛盾比較多的六委，去做家屬工作。她幫助組織家屬學政治學文化、參加生產勞動、唱革命歌曲、排演文藝節目，和家屬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時，丁玲也開始寫些小篇的作品，她跟農場的標兵鄧婉榮成為了好朋友，並且以她為模特，寫出了報告文學《杜晚香》的初稿。此外，她又撿起了在1954年就開始動筆的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裡》，陸陸續續寫了十幾萬字。
丁玲的右派帽子一直沒有摘－－雖然王震做了很大努力，農場方面也寫了許多要求為她摘帽的材料，但北京方面始終不允。
「文革」開始了，因丁玲是戴帽的右派，自然逃不過去。造反派勒令他們搬出招待所，住到條件最差的八委去。那裡俗稱「六十戶」，是50年代轉業官兵剛來北大荒時，因陋就簡蓋起的一片茅草土坯房，年久失修，許多房屋已經破爛不堪。
丁玲他們住的那一間草屋，只有七平方米，泥抹的牆，土夯的地，一鋪土炕佔去了一半，惟一的傢俱就是一個小炕桌。陳明在一側牆上釘了一個小木架子，放些兩人的衣服、雜品和書籍，在另一側牆上也釘一個木架子，放碗筷。其餘的雜品，只好裝在兩個破木板釘成的箱子裡，放到草屋前面小院原來的豬圈裡。他們還有一點錢，那是每個月的生活費，放到哪裡最穩妥呢？陳明把它放到小院廁所盛手紙的髒盒子裡，藏在一堆手紙的下面。他告訴筆者說，當時想，那裡是造反派決想不到的地方，所以最安全。
丁玲一夜之間成為「人民的敵人」，從天上掉到地下。但是，她能坦然面對，坦然處之。她聽說原來住在這裡的那一家有六口人，就對陳明說，人家六口人都住得，我們兩口人住就很好了！白天陳明去上班，丁玲不能再去做家屬工作了，就一個人坐在炕上，憑著一張小炕桌，讀點書，寫一點東西。院子裡沒有人時，她也常出來走走，四處望望，聽聽遠處擴音喇叭裡傳來的聳人聽聞的新聞。陳明下了班，就急急忙忙趕回家來，給她捎回來幾張傳單，告訴她一些聽來的消息，兩個人小聲地發一些議論。雖然外邊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丁玲卻能「躲進小樓成一統」，隨遇而安。她在筆記本裡寫道：「我彷彿還能挖出來一點寬心，好像這環境也還不錯似的。」
「他們是要讓我演戲」
但是風聲越來越緊，這種脆弱的「安寧」終於被打破了。一群群的造反派開始闖進他們的茅草屋，翻箱倒櫃地「掃四舊」，把一些有點價值的物品統統「掃」走。這些造反派裡有農場的職工，也有子弟學校的學生。有時還把她帶到造反派的指揮部去「審問」，要她「老實交代問題」。陳明每天早晨去上班的時候，都為丁玲擔心，丁玲卻笑著告訴他：我對付得了！嘴裡雖然這樣說，心裏還是有了憂慮，她每天小心翼翼，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她在筆記本裡寫道：「真希望能夠躲過這場風暴！」
「風暴」是躲不過去的，偏僻的小草屋決非避風港。造反派的舉動升級了，不再是抄家和審問。一天下午，丁玲坐在炕頭上讀書，忽然闖進來兩個中學生，戴著紅衛兵的袖標。這兩個孩子丁玲都認識，有一個學生曾經到她家來聽過收音機，那個時候在農場，收音機還是一種奢侈品，並不是家家都有的；另一個學生更熟悉，在湯原農場時就認識，丁玲去過他們家，那時他還很小，親熱地管丁玲叫「大娘」。他們進來的時候，看樣子是做了一番準備，臉上有一股怒沖沖的勁頭。丁玲見是兩個孩子，並不害怕，也不緊張，客氣地讓他們上炕坐。這樣一種平平穩穩的態度，兩個孩子沒有想到，湯原農場的那個孩子忽然有些羞澀了。丁玲在心裏笑了，想：第一次來幹這種事，有些為難他了。她很理解他。聽收音機的那個孩子比較大膽些，對丁玲說：「出來一下！」丁玲從炕上爬下來，跟著他們走出屋子，她不知道要她出去做什麼。
院子裡站滿了紅衛兵，都戴著袖標，表情很嚴肅。丁玲心裏明白：「要有事了！」但她還是覺得，這些學生嫩了一點。他們只是看著她，既不動手，也不開口。她想：他們還是有些緊張，大概都是第一次出馬吧，把我當成一隻老虎了。丁玲先開口了，說：「我要上廁所！」學生們讓開一條路，讓她過去了。丁玲在心裏猜測：他們要幹什麼呢？從廁所裡出來，她看見學生們有了變化，有人捧著一個碗，有人拿著一支毛筆，上面蘸了墨水，等在那裡。丁玲明白了：「他們是要讓我演戲。」她心裏反而踏實了。
本來，寶泉嶺農場並不懂得給「黑幫」們畫鬼臉、戴高帽、「遊街示眾」，是從北京來了幾個串聯「點火」的紅衛兵，教會了這種鬥爭「牛鬼蛇神」的新把戲。農場的紅衛兵「學了就要用」，決定批鬥兩個人，一個是造紙廠廠長，一個是房管科科長，有些人平時對他們有意見，這時便要藉機會泄泄私憤。但是當兩頂紙帽子糊好，卻發現造紙廠廠長不見了，原來，他的兒子在學校聽到了消息，回家透露給爸爸，他躲起來了。這頂紙帽子給誰戴？有人說了一句：「找丁玲嘛，她是大右派！」於是，紅衛兵們一哄而起，來抓丁玲。
丁玲見他們只是拿著筆，並不動手，心想，大概他們是不敢動手，便主動配合，把臉仰起來，給他們畫，心裏卻一點都不害怕。她自己都感覺奇怪，這時的心情，好像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在西北戰地服務團準備上臺演戲時，仰著臉，讓人在臉上化裝塗油彩。她想的是：「頂多就是讓我演戲唄！演戲時，總是有反派的，無非過去我演的是正派，現在要我去充當一個反派。」
學生們在丁玲的臉上塗滿了黑墨，又給她挂了一塊大木牌，上面寫著「大右派丁玲」，鬧鬧哄哄地圍著她，走出了院子。院子外面已經站滿了人，都看著丁玲，看著她那張塗黑了的臉和掛在胸前的大牌子。他們的眼睛裡，有好奇，有興奮，有緊張，也有同情。
丁玲並不迴避，也用眼睛看著他們，她看到了那幾位好鄰居、好大娘、好嬸子們，從她們的眼睛裡感到了同情，膽子反倒更大了些，她故意做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用撫慰的眼光回答著她們，叫她們放心。後來她想，她們很可能看不出自己的表情，因為臉上已經塗滿了墨汁。紅衛兵們把丁玲和房管科長押到一起，拉到文化宮門前的廣場上，遊街批鬥。
陳明上班的地方，就在文化宮的樓上。那天下午，夜校的一位教員像是自言自語地說：「他們去抓丁玲了。」他是用這種方式在給陳明傳遞消息。陳明的心一下子懸了起來。果然，他很快就聽到了從樓下廣場上傳來的嘈雜人聲。
紅衛兵們讓丁玲交代問題，丁玲沒有什麼「交代」，卻高喊口號：「毛主席萬歲！」「要文鬥不要武鬥！」她一喊，造反派們也跟著一起喊，還有許多人鼓掌。現在想來，當時的情景頗有點滑稽，十足是一場鬧劇。
「我才不會那麼傻呢」
陳明惦記著樓下挨批鬥的丁玲，可是卻不能去張望。辦公室裡，許多人憑窗探出身子去看熱鬧，議論著「批鬥現場」的情況。陳明只能豎起耳朵，捕捉著人們的每一句話，聽說沒有武鬥，沒有打人罵人，還把批鬥對象送回了家，他才放下心來。
下班的時間到了，陳明飛快地跑回他們的小院。屋子裡一點動靜也沒有，陳明有些心慌，他擔心丁玲出了意外。推開屋門，只見丁玲躺在土炕上，臉上蓋了一條白毛巾。聽到是陳明的聲音，丁玲掀開毛巾，露出那張被塗黑的臉，平靜地說：「我就是要留給你看看，他們把我糟蹋成什麼樣子！」
丁玲慢慢坐了起來，向陳明描述那些紅衛兵剛進屋時怯生生的樣子，她說：就是一群毛孩子，想搞點惡作劇，他們給我塗黑臉，我就當作是在「西戰團」演戲化妝，一點沒覺得害怕。倒是周圍幾個鄰居大娘很害怕，她們想管，又不敢管。看到她們著急的樣子，我倒覺得，咱們還是有群眾基礎的。
陳明說：「我在文化宮樓上，真為你捏著一把汗，怕你想不開……」
「怕我自殺？我才不會那麼傻呢！」丁玲笑起來，又不無遺憾地說，「真想寫一封信給孩子們，告訴他們，媽媽今天經受住了考驗。紅衛兵小將要我當反派，我就當一次反派。演戲總得有人演反派的。可惜，我現在不能給他們寫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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