Ｒｅｙｎｏｌｄ和Ｊｅｎｎｅｔｔｅ是我們近二十年的朋友，他們已經八十歲了。十九年前，我的女兒五歲時，我們就與他們是朋友。可自打女兒上高中後，我們由於忙於工作和女兒的學習而停止了與老夫妻的交往。老夫妻在每年的聖誕卡上都以懇求的口氣要求與我們見面。２００４年新年，我終於「於心不忍」地在新年卡上向他們保證，我要在２００４年組織一次大的聚會，請上老人全家，包括老人的也是我們近二十年朋友的四個兒女和兒女的配偶。
２００４年竟在一片忙碌中飛快地過去了，直到聖誕節我才意識到我食言了。想起自己吹牛要辦聚會請老夫妻和他們的兒女不止一次了，可這次是信誓旦旦的保證，還寫在了紙上，這牛是吹大了，又沒做到，如何收場。我絲毫不想躲避錯誤，馬上就給老夫妻寫了一封信，一是祝他們聖誕快樂，二是檢討自己失言的錯誤，三是再次保證一定在２００５年大辦聚會。
這「認罪書」發的非常及時。
我發出信的第三天就收到老夫妻的聖誕卡，在卡上他們直接提出他們要在週末辦聚會，並規定了三天由我們選擇，一月的７號，８號或９號，大有不顧老命拚死也要一見的決心。但在卡片的最後，他們提出想見我們的女兒Ｄｏｒｏｔｈｙ，並試探性地問她能不能來。對我們那命令的口氣一轉又變成了那種這幾年來一直的令人心酸的懇求。
我深深感到老父妻倆那種說不出的危機感。我態度堅決地告訴先生，這次不但我們要去，女兒也一定要去。誰也不許找任何理由不去。先生馬上給女兒發了一個鄭重其事的ｅｍａｉｌ，告訴她，「這次聚會是當前家中最大的大事，媽媽和Ｊｅｎｎｅｔｔｅ都很重視，她們會定下具體的一天，但你一定要把這三天都保留給這次聚會。」
在收到老夫妻聖誕卡的當天晚上我就給他們通了電話，告訴他們我收到了他們的聖誕卡，並問他們是否收到了我的「信」。他們說，收到啦，「Ｉｔ ｉｓ ｎｉｃｅ！」我馬上說：「瞧，我和Ｊｅｎｎｅｔｔｅ有心靈感應呢，我們是在同一天發的信呢。」暗示他們我認錯是自覺自願的，不是收到Ｊｅｎｎｅｔｔｅ的信後現補的。
隨後，我們把聚會定為一月８號。
一月八日那天，我們帶著禮品和酒，鄭重其事地到了老夫妻家。
到了老夫妻家才發現一切都老了，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又一切都沒變，所有傢俱和各種裝飾都在原地沒挪窩兒。連我媽媽十年前送他們的錦緞百子圖，也還掛在大廳牆上。地下室裡一個供兒童騎的小塑料馬還在原地沒動，以前經常騎它的小孫子Ｎａｔｈａｎ已經上大學了。變化最大的是醫生Ｒｅｙｍｏｎｄ，腰已經直不起來了，走路也很困難了。我迎上他問：「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他風度不減當年，挺起腰說：「Ｉ』ｍ ｆｉｎｅ．」可後來他告訴我，他犯了心臟病，並補充說，醫生都會有心臟病的。又開玩笑說，「我告訴Ｊｅｎｎｅｔｔｅ，雖然我的血液檢查沒問題，但我也不會永遠活下去的。」這讓我聽了不禁心裏一酸，感到了人生的無奈。
也見到了老夫妻的兩個女兒女媳。大女兒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指著她自己的亭亭玉立的女兒Ｓａｒａ問我：「上次你見到她時她有多大？」我說，「只有幾個月，在懷抱裡。」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看著我說，「就是說，我們有九年沒見面了？」我心裏又是一酸，又一次感到人生的無奈，一種為生活奔波而忽視了朋友的無奈。
讓我吃驚的是，醫生思維還是那麼敏捷，言談還是那麼風趣有內容。從他的談話中，你可以感到他的信息還是那麼及時和豐富。他總是談完一個話題，就馬上跳到另一個話題。這使我想起Ｊｅｎｎｅｔｔｅ幾天前電話中表露出的渴望，她說「我們可以好好聊聊了。」我想，醫生是在抓緊時間，想跟我們談更多的內容。
他對我說，「知道嗎？世界已評出自由經濟體國家名次，我吃驚的是，香港竟是第一。」我答說，「我看到那消息了，是從一百幾十個國家中評出的，中國只是第１２２名，倒著數可以名列前茅了。」他說，「有那麼糟？！這時，Ｊｅｎｎｅｔｔｅ叫大家吃飯，上桌後，大家舉杯祝新年快樂，祝友誼長存。坐下來後又進入話題，他們家的人總有問不完的問題。很多問題都是以前問過多次的，包括我們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我父母的經歷，我們每次就再重複一遍，他們也每次都像第一次聽到一樣聽得津津有味。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這時問了一個很敏感的問題，「你們以前是不是受的教育都是很仇恨美國的？」
我說，「那當然，我在幼稚園念的歌謠就是『小汽車，笛笛笛，裡面坐著毛主席，毛主席挂紅旗，氣得美帝甘著急！』後來上小學，一提美國也都是美帝國主義。」我看到他們臉上那掩飾不住的尷尬和傷心。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又問：「你們受到這麼徹底的教育，怎麼會改變成現在這樣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了？」
我說，「我幾個小時前剛告訴女兒我的思想轉變的契機。」我就又把我最近寫的文章「這些美國孩子們喚醒了我」講了一遍。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的丈夫馬丁說話了，「經過這種長期單向教育洗腦的人，如果你自己不主動去思考，就是以後來到自由國家生活一輩子，也只是享受物質生活，價值觀也不會變。」
我先生拍桌贊同，說：「對，從新聞長期封鎖的專制國家來的人，就是他在美國取得碩士博士也不會產生民主思想和自由平等的價值觀，那是兩回事，一個是學一門技術，拿一個學位，一個是思想的改變升華。我周圍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就是這種狀態。有了個博士學位驕傲得不行，可一點兒公民意識也沒有，滿腦子還是中國共產黨灌輸的奴才思想。」
這時醫生突然說，「美國也一樣新聞報紙都被壟斷封鎖了。」
大家都一愣，我馬上意識到了，小聲對離我近的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說，「美國的新聞是被左派壟斷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低聲對我說，「爸爸老了，我們知道這和中國是不一樣的。」
我女兒玩笑地說：「醫生現在只能看Ｆｏｘ電視節目和讀華爾街日報了。」
大家都笑了。
醫生開始大聲譴責西方左派。我們都知道醫生是鐵桿兒共和黨。而他的妻子Ｊｅｎｎｅｔｔｅ卻是民主黨。Ｊｅｎｎｅｔｔｅ是有名的賢妻良母，只好含笑聽著，不加爭論。
我先生跟著說，「可是那些左派報紙也都是私人辦的，起碼我們還有Ｆｏｘ和華爾街日報，在中國，全都得在共產黨領導下。」
醫生怏怏地不說話了。
Ｊｅｎｎｅｔｔｅ是虔誠的基督徒，這時拿出一大部自己裝訂的活頁書，中間插隔著表明年代的標籤，我猜想那是他們家的「家譜」。
Ｊｅｎｎｅｔｔｅ翻開其中的幾頁委委道來。她的叔叔在本世紀初期某年某月某日（我記不住那些日期）去中國傳道，遇到了義和團，他們當時都聽說她叔叔死了。後來發現她叔叔沒死。死的是另一個傳道士。她叔叔在中國住了很久後回來了（她說了年數，我又沒記住）。叔叔在中國時到過很多地區。她開始一個一個地把這些城市，地區的名字用英文發出來讓我先生說成中文。我雖沒記住這些地方的名字，但我感到這位傳教士真是千辛萬苦地到過中國很多窮苦的地方，到過很多中國的鄉村去傳教。現在她叔叔的兒子娶了個中國妻子，（蘇州人？又沒記清）。這中國妻子知道尊重老人，對她叔叔可好了。
醫生倔倔地插嘴說，「可是，我們今天的談話就不能跟她說，她跟中國做生意，誰知道她有沒有我們的思想和看法？」
我先生偷偷用中國話對我說，「可能是個親共的中國媳婦。」
這時我的思想已經在漫遊開來。我想起我父親曾對我說過，「中國和美國沒有宿怨，而且美國人民為中國抗日是幫了大忙的。中國人民對美國的仇恨情緒完全是中國政府的誤導和宣傳造成的。」
我又想到，我面前這些簡單淳樸的美國朋友，對我們這些到美國忙於淘金而疏於禮儀的中國人毫無怨言仍以朋友相待，使我每每靜下來緬想時會感動不已，因為醫生Ｒｅｙｍｏｎｄ對我家幫助巨大。
二十二年前，我父親右腿骨股頭壞死造成整個腿血液不通而漸漸不能行走。Ｒｅｙｍｏｎｄ和他的朋友，一個外科手術醫生免費為我父親做了腿的換骨股頭手術。那時，我父親身邊無親人，是護士出身的Ｊｅｎｎｅｔｔｅ照料父親，為他倒屎倒尿。
正是因為我們周圍有這些好人相幫扶攜，我們剛來美國時的急功近利就逐漸被感化成現在的心存感激，感激這個我們嚮往的國家容納了我們，感激我們的孩子能在這個基督文化為主導的國家接受教育最後成人。
這時我聽到醫生的女媳馬丁急不可待地說：「花了太多時間聊天，都快十點了，現在應該打乒乓球了。」我先生還要和醫生聊天。我就下樓與馬丁打球。一直玩到近十二點才盡興而散，臨離開前，老兩口兒一再囑咐，來年感恩節一定再見。
回家的路上，女兒仍與她爸爸聊著，可我的思緒又漫延開去。
十幾年來，我接觸的許多美國人讓我感到，這些在民主社會出生長大的人們，他們批評政府，抨擊時事就像吃飯喝水一樣自然，甚至他們會直接給參議員辦公室打電話批評建議，或提出自己的要求，他們把這當成他們的生活方式。而我們這些來自專制國家的人們，即便到了美國這個民主社會，甚至在美國生活了十幾年，仍對中國共產黨這個專制政府或麻木不仁或噤若寒蟬，理由是「不關心政治」，殊不知這「政治」本應就像我們要吃飯喝水一樣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這讓我想起一件我印象極深的事情。十幾年前的一天，一個在密西根大學作教授的中國朋友到我家作客，我們談起了有人想回國探親而被中國領館因政治傾向拖延批簽證，他馬上說：「這應該向美國參議員反應。」說後，他就馬上拿起電話，撥了參議員辦公室的電話，告訴參議員這個情況，並要求美方能夠幫助疏通。當時，我對自己的天賦人權沒感覺，在美國幾年了，還相信中共是光榮偉大正確的，政府是對的。這個給參議員打電話的中國學者讓我一驚，他使我真正感到他是主人，參議員是僕人。如果我們中國人也像他一樣把政府當僕人，就會發現中國政府這個僕人做得是太糟了。
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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