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國定居多年生活安逸
傅作恭原本留學國外，新中國成立時已在外國定居多年，生活穩定安逸。五十年代初，出任水利部長的傅作義多次動員他回國報效，參加社會主義大建設。於是，傅作恭聽從哥哥的話，回到北京，供職於水利部。後來，傅作義的老部下、起義將領鄧寶珊出任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打算興修水利以改變甘肅貧窮落後的面貌，但專業人才奇缺，便向老首長傅作義寫信求援，希望助其一臂之力，調撥一二人才。
當時甘肅生活很苦，也很落後，實在難覓高級水利人才。傅作義作為水利部長，覺得支援甘肅水利建設，無論於公於私，均義不容辭。大概支使不動別人，便動員弟弟傅作恭前往援隴。抗戰期間，蘭州是大後方，傅作恭曾與母親在蘭州住過幾年，對蘭州也有一點感情，經哥哥動員，慨然應允。一九五三年二月，傅作恭來到甘肅。鳴放時期，大概放了一點言論，劃為極右份子，「享受」最高級別的一類處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
此時的傅作恭已經五十五歲了，這位山西大漢身材魁梧，國字臉，濃眉大眼二米八十以上的大個，一表人才，但個兒大消耗也大，一到文邊溝勞改農場，粗劣的伙食加上繁重的體力活，很快就使他體力不支，身體迅速垮下來。大半生沒受過苦的人，哪受得了這份裡外夾攻的消耗折騰？於是，他只得向大哥傅作義救援，寫信告急，述說自己飢餓難耐，勞動太重，頂不住了，希望哥哥伸手援救。但傅作義接信後，不相信弟弟所言，認為這是誣釁黨的改造政策，乃是往社會主義臉上抹黑，義正詞嚴地回信訓斥弟弟，教育他老老實實接受改造，云云。為此，傅作恭還遭到一場狠狠的批鬥。至此，傅作恭絕望了。
被拉回來已死了兩三小時
傅作恭死前，連續八天清晨五點半就得起床去背草掩，第五天上他因拉肚子實在背不動，難友高爾泰先生向管教幹部趙來苟求情：「傅作恭是真不行了，我看見他拉的黑屎！」當時夾邊溝農場已經出現大批右派犯人餓斃，拉黑屎成為「不行了」的一則信號。然而，這位管教幹部卻說：「我拉的也是黑屎！誰叫他當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他哥哥傅作義的公館，想吃什麼吃什麼，誰能管到他頭上？傅作義與人民為敵，殺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從國外回來，也不是個好東西！」於是，傅作恭被逼背著草免繼續掙扎走了十幾里路，因實在走不動，向趙來苟抱怨：「我實在走不動了，在資本主義國家，有事還允許申辯嘛！」趙來苟大怒：「我看你就是資本主義！」硬要傅作恭負重前行，傅作恭腿上沒勁，寸步難行，無力邁步，趙來苟便叫其他犯人用草繩套勒著傅作恭的脖子，前後各拉一根繩子，逼著傅作恭背著草強一步步挪走，傅作恭往前倒，後邊的人拉一下繩子將他拉起，若往後倒，前面的人拉一下繩子再將他拉起。三天後，傅作恭走到背草兔處再也站不起來，領工的幹部捨不得多費勞力為他，便找來一隻草笆子，把傅作恭放上去，由一名勞教分子用繩子拉著，「多快好省」地硬是將傅作恭一路顛簸拉回住地。前蘭州醫學院教授、右派份子劉逢舉過來一看：「已經死了兩三個小時了！」
一九上八O年底，中央高層終於聞知全國大面積死人，派出檢查團分赴各地，赴甘肅的檢查團由監察部長錢鍈帶隊，團員有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及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長傅作義向周總理請行，得到批准後隨團前往甘肅。深秋的一天，他們來到酒泉夾邊溝農場，在場部聽取匯報，傅作義插問：「這裡有個傅作恭沒有？」一位姓呂的教育股長答道：「可能已經死了。」傅作義再問：「請問埋在哪裡？」場長劉振宇想推托責任：「聽說他可能跑了。」傅作義忍無可忍，怒目圓睜：「你這哪是共產黨做事？國民黨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說他跑了，他五十多歲的人怎麼跑？再說他就是有些右派議論，沒有別的問題，他為什麼要跑？」
傅作義深負愧疚悔不當初
畢竟，手足情深，此時已經六十上八歲的傅作義深負愧疚。到達夾邊溝後，當他瞭解到這裡嚴酷的生存條件，回想當時弟弟的求救信，自己非但沒有伸手援助，還嚴詞訓斥，能不垂首飲泣嗎？再說，若不是自己一封封信將弟弟召喚回國，再送到甘肅「發揮專長」，哪裡會……老將軍跌足捶胸追悔莫及。
據可靠消息來源，「夾邊溝農場原來有勞教人員二千八百多人，能夠回來的只有六七百人，是個零頭。」若您願翻閱一下和鳳鳴的這本《經歷一一我的一九五七年》（錢理群先生有專評發於二OO四年五期《隨筆》），就會瞭解什度叫真正的飢餓：因吃生麥子而脹死、一百公斤清漆被全部喝光、吃草根樹葉、吃老鼠螞蚱、生吃牛腦牛肉、掏吃死人內臟骨頭、煮食死人大腿、一具屍體被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與一顆頭顱……飢餓中的人際關係亦難以想像──
「哪怕舉步艱難，也要自己掙紮著去打，如果讓別人去打飯，代打飯的人就有可能不顧一切後果地打了飯搶吃個淨光。對掙紮在死亡線人的來說，哪怕是被吃掉一兩口也是不行的呀！因為這和了許多城菜子的麵條雖然不值幾個錢，許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卻全靠它來維持呀！每個掙紮在鬼門關上的可憐人，誰都絕不放棄能帶來生的希望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即便是碗邊上的半根麵條、半日湯、半片菜葉。我們同屋的四個女夥伴，一向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飯。」
可當時並不是沒有糧食，並不是必須將糧食限定於每月十五斤，並不是必須讓這麼多人去熬度那鬼門關，而是「在管教幹部心目中，勞教分子餓死若干個，又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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