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姑媽出身於官宦家庭，我爺爺晚清時做過湖南布政使，民國初年擔任湖南禁菸督辦，兩個官職都是肥差，掙下偌大一份家業，並不奇怪。六姑媽少女時代錦衣玉食，十七歲那年由大伯母作伐，與汪姑爹共效于飛。汪姑爹風流倜儻，畢業於美國名校哥倫比亞大學，與胡適是前後校友，口才和文才均相當不俗，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民國外交界的青年才俊，不到三十歲就擔任了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文化參贊。
六姑媽很依戀汪姑爹，摯愛之中另有仰慕的成分。可惜好景不長，隨著日本關東軍侵略中國東北三省，汪姑爹憂憤成疾，三十二歲病逝於日本橫濱。那年，六姑媽滿打滿算才不過二十三歲。
「我大病一場，有心隨他駕鶴西歸，可你奶奶不許，她最疼愛的子女就是我和你爸爸，她要我好生想一想孝道，我一想，就勉強活下來了。」六姑媽是典型的孝女，她不忍傷了母親的心，讓她白髮人送青發人。
抗戰時期，六姑媽為了逃難路上少受些拖累，將十幾箱貴重的衣物和字畫寄放在一位好友家中，這位好友還是汪姑爹的親戚，想來是可以信託的。可是到了戰後，對方藉口說衣物和字畫全被日本兵擄走了，一股腦兒賴得干乾淨淨。此前數年，文夕大火將長沙焚為赤土，我家的大宗祖業已付之一炬，連塊磚瓦也沒撿回。
家道式微之後，六姑媽洗淨鉛華，做些湘繡幫補家用，其間也常有人上門提親，她總是甩出一句直頂喉嚨的硬話將媒婆打發出門：「母親在，我就一門心思做個孝女，是不會嫁人的。」再後來，長沙解放了，湘繡由專門的部門來管理，六姑媽的作品漸漸沒了銷路，她就幫我大伯打理家務，閑時她還是忍不住技痒，刺繡些手帕、枕套之類，作為禮物送給親友，沒有人不歡喜，沒有人不誇她針功神奇，她報之一笑，並不掩飾自己內心的得意和快意。
「文革」開始後不久，我大伯「畏罪」自殺了，六姑媽處變不驚，沒怎麼落淚，她極有見地，對我父親說：「死者已得到解脫，活著的人還要吃不少苦頭，就把眼淚水留給自己用吧。」到了1968年，不知何方神聖令箭一揮，我們全家就得下放華容縣東山公社，六姑媽也在其列，她近乎賭氣地說：「我都快六十歲的人了，不想去農村養豬種菜，要死就死在長沙。」
她急中生智，想出一個留城的絕妙辦法，輾轉託人物色到湘運公司一位姓王的黨委書記，願去他家當保姆。我父親對六姑媽認矮服低的做法十分生氣，他跺著腳又叫又吼：「我們王家再窮再背，也沒有屈身去當下人的先例，六姐，你去華容養豬種菜比當下人強一百倍！」六姑媽神色不變，口氣卻略微有些傷感地說：「先前，我們家有錢有勢，沒少使喚下人，平心而論，都是父母所生，憑什麼我們就只能做主子，別人就只能做下人？再說，今時不比往日，王家已經水落三丘，我去當別人的保姆，也算是還一還宿債吧。」
她這保姆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帶大了主家的一個寶貝兒子，教他讀書上進，教他尊重父母親友，教他愛整潔……樣樣都教得極好，那男孩叫她奶奶也叫得極親，男孩的父母則對六姑媽尊若高堂，這令六姑媽尤其感到欣慰。有一次，六姑媽對父親說：「年輕時，有一個姓陳的算命瞎子算定我將來膝下荒涼，而且晚景淒苦，前面算他講對了，我沒生下一兒半女，後面就未必然。」從年輕時做參贊夫人到老年當保姆，按照常人的眼光看去，明擺著境遇一落千丈，陳瞎子說六姑媽晚景淒苦也不為錯，但人性中還有善良，還有慈愛，還有彼此相濡以沫，還有其他美德，消解了窘境中苦楚的滋味，最終六姑媽「給別人開升降機」也同樣獲得了幸福，體現了自己的價值。
有時，我想，如果當初六姑媽隨同我們全家下放到華容山區，說不定她跟母親一樣積勞成疾，早已客死異鄉。她有她的主張，她選擇了不同的路線和不同的活法，放下了自己曾是大家閨秀的尊嚴和高傲，去當保姆，反而曲逕通幽。人生有許多波詭雲譎，唯有智者能夠撥開迷霧，見到久違的光明。
六姑媽說做人就跟坐升降機差不多，她沒有什麼可遺憾的，無論早年榮華還是晚年平淡，都活得實誠，她那二三十年代大家閨秀的天然素質從未喪失分毫，樸素，嫻靜，雍容，大方，明決，果斷，富於同情心和理解力。這是我曾經認識的六姑媽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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