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任何文明的發展，都有三個方面的工程，即理念界、制度界、器物界，一個文明欲發展成功，應先從理念界工程開始，如此再擴展到制度界工程，最終到器物界工程。例如，2百多年前的美國文明，130年前的日本文明；反之，則其文明將艱苦些，如近代的中國文明。
日本文明在現代史上成功的原因， 在於其追求文明進步的理念，能夠充分配合制度與器物的發展； 其失敗的原因，在於其制度與器物的發展，悖理了人道理念的精神。 前者體現了明治維新時期， 日本人勇於學習西方文明新智力與理念的事實； 後者體現了日本在明治維新及文明進步後， 缺乏對人文關懷、人道奉獻、人權與世界和平的完整理念， 使日本原本辛苦經營的偉大文明， 受到戰爭的摧殘與重挫，延緩了日本文明成為人類高度化文明發展的時間。
事實上，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新成立的議會，已經發布了《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其中有主權在民的理念；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於英國，發表了《獨立宣言》，其中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並且人民有不可轉讓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與追求幸福的權利等。這些西方重要的人文思想，居然沒有成為19世紀中日兩國文明建設的核心價值，使中日兩國文明的改造工作，耽誤了許多時間。
我認為，後共產時代東亞大陸人民，必須以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作為文明重建工作的重點，如此才能建立未來人類偉大的文明，並且使人民得到真正自由與幸福的價值。這些文明的核心價值，包括人道的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等。
思考中日文明的的近代歷史，有助於建設亞洲未來的區域文明，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在未來不應再有任何的對壘與戰爭，反而應該在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基礎上，思考如何在未來建立文明合作與交流的機制，如此亞洲的文明才會有理想的未來。
當人類思考後共產時代東亞地區人民文化復興與創造時，不妨重新審視一下中國人近代所走過的歷史。從歷史上找尋一些寶貴的經驗與教訓，有助於民族的創新與突破。
如果以中日兩國而論，中日兩國地處東亞大地之東邊，對於西方文明而言,實屬首當其衝；由於近代西方文明屬於成熟型的海洋文明，它藉由太平洋的海潮傳到東方，日本是東亞的古海洋文明，中國是東亞古黃河文明，在天時、地利與人和方面，黃河文明擷取了西方海洋文明之速度，遠不及日本的海洋文明，致使日本在東亞近代史上能快快成為海洋文明霸權國家。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彼此意識與立場相同。兩者在現代化的歷程與流變，實為文明交匯與衝突的典型類型（Ideal Type）。
基本上，近代史上的中日兩國，都是專制文明的國家。在這種專制文明之下，人民沒有真正的自由、平等、人權、幸福與快樂的價值可言。二戰後，日本在美國的幫助之下，走向民主化，而中國至2005年時，仍然在中共一黨專制的統治下，毫無自由與民主可言。
近代史上的中日兩國文明的發展，日本永遠走在中國的前面，中國人應該虛心地學習日本成功的經驗。我認為，日本人明治維新的經驗，非常缺乏人文關懷與人道正義，屬於一種帝國主義的文明，這種文明，過度著重器物文明，而忽略了人文與政治理念的建設，具有嚴重的缺陷，絕對不是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所應該學習的對象；二戰後日本的民主憲政，完全學習美國的模式，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應該吸取二戰後日本文明成功的經驗，也就是謙卑地學習美國的自由與民主文明，如此才能夠在未來建設一個充分自由與幸福的國家。
從日本的經驗可知，一個國家要走向現代化，絕不可以單純地著重器物文明，而必須先從建設人文關懷與自由民主理念開始，如此才能在文明的制度與器物方面，有合理均衡的發展形式。一個國家，唯有在理念、制度與器物文明方面，有合理均衡的發展形式，才能為人民建立理想的自由與幸福社會。
一、中日近代現代化歷史之比較
比較中日兩國的近代史，可以從比較中日兩國不同的客觀條件開始，例如，人口數量與對傳統文化的頑強堅持態度，雖然兩國一開始都屬於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價值的農業文明，但是中國人口數量與對傳統文化的頑強堅持態度，比日本多與頑固；致使中國在總體接受新知識的態度上，遭受到傳統封閉意識的阻礙力，要比日本更困難度。
由於中國舊傳統勢力，對新文化的高度抵制，造成中日兩國的文明發展，在近代史上有極大的差距，這說明瞭國家競爭力的強弱，並不決定在歷史是否悠久、人口數量是否夠多、物質資源是否充足？而主要決定在國家全體人民，對新觀念與知識接受的具體成效，而普及國民教育與開發人力資源的成效，又將決定國家的總體生產力，歷史可以證明印證這個事實。
茲比較一下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歷史，以供研究。
翻開歷史，我們會很驚訝地問：何以以日本如此小、人口少、而又文明落後的國家，竟然用建國後23年的時間，一舉打敗地廣人眾的中國？何以於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日本競有能力在中國眾多人口與廣大土地上，與中國打了八年的戰爭，使中國淪落到幾乎亡國的命運？又何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家在一片廢墟與蕭條下，不到十年（1945年-1954年）時間，又成為世界經濟的大國？日本文明的成功經驗，是值得那些欲發展現代化的開發中國家深思與參考？
1854年，當美國東印度培裡艦隊開進了日本江戶灣時，引起了日本舉國的震憾，日本毫無抵抗的能力。培裡說：「不開國，就開火」。於是美日在橫濱簽約，正式敲開了日本鎖國（1639-1854）的大門。
日本人的恐懼與仇外情緒，促使了全國知識份子與領導階層，共同思考國家未來兩大命運課題。一是如何把日本分散的封建國家，改變成為力量集中的統一國家；二是如何快速引進西方文明，達到日本富國強兵的目標。
當時有關如何改變日本封建制度，有兩派理論。一派主張「大政奉還論」（和平移轉政權），另一派主張「討伐幕府論」（武力移轉政權）。1867年1月30日，日本孝明天皇去世，他是頑固的鎖國攘夷論者，由年僅15歲的明治天皇（1852-1912）繼位，他接受改革開放的思想，於是日本正式告別了保守派路線，走向了開明專制的新時代。
當時日本舉國同心協力，結束了1年又5個月的內戰，於是日本開始了近代史上現代化國民教育事業，啟動了國家建設人力資源的工作。
日本自1868年推翻幕府，1869年奉還版籍，並於1871年廢蕃置縣後，由封建國家正式轉變成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比中國在1949年才結束近代史上的內戰與國家初步統一時間，早了78年。
何以日本僅用1年5個月結束內戰、用3年時間擺脫封建制度，成為中央集權制國家，而中國卻用33年（1916-1949）打內戰、用38年（1911-1949）進行爭奪國家政權。
中國自清嘉慶即位（1796-1820）起，中國便內戰頻繁，陸續有白蓮教、天地會、東南沿海海寇之戰。1839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國首次遭受戰敗求和的侮辱，中國簽定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接著是列強的侵略、太平天國戰爭（1851-1864）、捻戰（1851-1868）、苗戰（1855-1872）、回戰（1862-1876）、百日維新（1898）、辛亥革命（1911）、討袁（1916）、軍閥割據（1916-1927）、二次革命、內戰（1927-1949）、抗日（1937-1945）。中國耗費了153年時間在應付革命、內戰與列強侵略。
1949年後中國又被中共所綁架，造成了人民大死亡與文化大落後等現象；這個政權，又嚴重地破壞了中國的生態與環境。致使中國無法及時，發展各種現代文明，例如，合理的工業化、提高生產力、發展自由經濟市場、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質、普及國民教育、普及高等教育等。
19世紀的中國與日本，都沒有經歷過西方15世紀中的「文藝復興」（西方人文主義與自然科學之興起）、17與18世紀的「啟蒙運動」（社會科學之興起）及18世紀末的「工業革命」（工業文化之興起）。中日兩國一直維持著封閉落後的農業文化與封建社會，對於西方新興的文化、哲學、法政體制、科技文明、貿易等思想，並沒有具體的瞭解。
因此，一旦西方的炮艦來時，中日兩國並沒有足夠的文明力來抵抗。日本尚有明治維新，促使日本用23年，建立起現代的工業文明與國家人力資源；但中國的光緒維新卻失敗了，使中國足足用了139年時間，才將整個文明從農業時代逐步引入初步工業化時代。
茲舉日本為例，當日本在鎖國的農業社會時代，日本不斷地受到列強的侵略，但在日本明治維新（國家統一政權與武力）後，日本不斷地引進各種先進的新智力發展人力資源，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東亞第一個高度現代工業化的國家，於是日本由一個被侵略的國家，進入強國之列。
何以中國要比日本多花一個世紀，來進入現代基礎的工業文明呢？此導因於滿清末年中國領導層的昏庸腐敗、上下並不團結、且國家缺乏一套完整的現代化的人力資源培訓計畫；滿清結束後，接著民國成立，然而中國自民國時期開始至近2005年的今天，其選取的政治運作模式並不成功，一直無法順利地走向民主化，致使國家無法有效地進入現代化的文明。
歷史證明了一個事實：在一個舊體制崩壞，新政權尚未建立之時，沒有新觀念的現代國民、沒有理想的政治模式、沒有高素質的政府管理團隊、沒有合理的人力資源培養計畫、沒有應有的政治與軍事實力、沒有國民的凝聚力等，任何一個文明落後的國家，要「浴火重生」與改變成為現代化文明的國家，會有一定的困難度。
二、中日近代現代化教育之比較
所謂的現代化國家，基本上是以普及國民教育，為區分點。換言之，凡是有普及國民教育的國家，就是現代化的文明國家；凡是沒有普及國民教育的國家，就是不屬於現代化的文明國家。
在近代國家的發展歷史看來，越早發展現代化教育的國家，越早邁入現代化，成為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所謂的現代化教育是以普及國民教育為重點，所謂文明的進步發展，是以民主化為重點；唯有民主化與普及國民教育，才能真正開發國家總體的人力資源，惟有充分的人力資源，才能使國家在短時間內成為現代文明的國家。
茲比較中日兩國近代現代化教育的發展：
1868年4月6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率領文武百官，向天宣誓建設新國家，並公布五項基本政策。這便是著名的「五條誓文」，它代表了日本人近代進取的氣概，也代表日本人懷抱著偉大的理想，它具體激發了日本全體國民向世界廣大的舞臺追求之意志。
1871年，明治政府設立「文部省」（教育部），學習西方的普及教育制度，並鼓勵婦女接受學校教育。1872年，明治政府教育部，公布有關「獎勵學習的報告書」，指出教育必須普及，全民皆應接受教育，「今日本不可有文盲的家庭，任何家庭都不應有文盲的成員」。這個強迫義務教育政策的宣布，比嚴復主張強迫義務教育觀念（1902年），早了30年，比蔣介石國民黨在1931年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早了59年。
中共國民教育初步普及與重建工作，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才開始。1975年5月鄧小平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談話會時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 「抓科學技術必須同時抓教育，要從小學抓起，一直到中學大學」。自此之後，中共才開始逐步進行初步普及國民教育的工作。
1980年，中共中央及國務院作出了《關於普及小學教育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把普及小學教育作為國家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任務。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9年制義務教育主張，1986年4月12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當年7月1日生效），規定正式實行9年國民義務教育。
依據1988年教育統計，中國小學約有80萬所，小學生人數為12,535.8萬人；初級中學約有7.5萬所，初級中學人數為4,015.5萬人。城市學齡兒童入學率為99.77%，農村地區為97.29%。中國從此開始，逐步邁向初步的現代化國家，只是這個應有的普及國民教育工作，中國比日本晚了將近一個世紀。
事實上，中共是一個不重視教育的政黨，它對中國教育投資的人年均比，只佔2%，遠遠落後於日本8%至9%，而且中國普及教育的工作，做的並不完全，許多中共所公布的官方教育資料，都是有問題的。
1875年，日本全國有24,225所小學。1878年統計，全國男童就學率佔58%，女童佔24%，課程完全仿照西方學科，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目的，在於培養下一代國家接班人與國家人力資源，課程除了全盤吸收西方的教育模式，更強調國民「忠君愛國」的思想教育。這是日本狹隘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它說明瞭何以日本在近代史上能用23年時間，成為強盛帝國主義國家的原因。
二、中日近代引進西方新智力工作之比較
一個國家要從舊文明過渡到新文明，必須從引進新智力工程開始，引進新智力方式有兩種，一種方式是大量派人到國外學習，另一種方式是大量聘請專家或翻譯新智力到自己的國家。
這兩種方式都是有效的方法，其關鍵在於這個國家是否能排除內部矛盾、紛亂與舊思想的抵制，即刻起而行動；在這方面的工作，近代的日本似乎比中國做得成功。
中國五四運動與日本明維學習新智力運動，基本上具有不同的本質。前者，有傳統頑固派極大的抵制活動，前者的新思想派為急於推動新理念，竟然採行否定傳統文明的方式，如此將文明的學習與建設運動，演變成新舊文明思想之爭。這種新舊文明思想之爭，不僅導致各種玄學論戰、黨爭、內戰與民族分裂行為，使中國文明在近代文明改良過程中呈現文明紛爭與分裂的現象，也使中國文明無法團結一心，建立新時代的價值理念，人民失去對自我文明的自信與認同意識，如此新文明學習與建設，僅能及於制度界與器物界的層次；這種方式，注定中國文明在現代化過程中將步入失敗的命運。
人類文明的改造與建設，必須先找到文明的核心價值，然後在這個核心價值的基礎上，建立新文明。換言之，凡是傳統文明，符合這個核心價值的部分，就應該支持；凡是傳統文明，不符合這個核心價值的部分，就不應該支持，這才是一種文明合理的理性態度。
在現代化文明國家之中，所謂的文明核心價值，就是充分信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幸福與和平等的價值。任何人類文明的改造與建設，必須從這個文明核心價值開始，否則一切文明的改造與建設，可能無法有效達成。
以20世紀初期，中日兩國的文明改造與建設而言，中國有許多知識份子，採行全盤否定舊文明的方式，這種方式，會使一個國家的人民，喪失了對自己文明優秀部分的肯定與自信，它並不是一個合理的文明學習態度；日本知識份子並沒有全盤否定日本的文明，因此能夠保留對自己文明優秀部分的肯定與自信，但是也同時保留了專制的思想，使日本走向了文明毀滅的命運，導致了二戰時期各種戰爭的罪行。
中國近代史上近兩百年的文明變革運動，從中國文明兩千多年的文明史而言，實在是一段短暫的歷史歷程；中國近代史上的文明建設歷程，若相較於其它國家近代史的文明變革運動而言，似乎走了太多不必要的冤枉路。這些文明發展的錯誤，都根源於中國人不願意虛心學習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也不肯虛心地檢討自己文明的弊端，如此不理性的文化態度，自然會影響中國人學習西方進步文明的成效。
在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的文明改造與建設活動，應該虛心地學習進步文明國家的經驗與教訓，例如，認真地學習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引進美國的教育理念與制度、引進新觀念與智力、接受民主化、採行民主憲政、推動新時代的文藝復新、重視心靈改革、重視道德重整、推動文明建設、推動經濟建設等工作。
茲比較中日兩國18世紀末留學與引進西方智力的歷史：
日本從1872至1885年，大量聘雇外國專家、技術師、教師、事務員、熟練工等。其中1873至1875年，每年外國專家人數都超過500人以上，直到1885年才減為155人。因為日本人已逐漸學會了外國專家的知識與技術，因此國家聘雇外國人數逐年遞減。一個落後及財力拮据的國家，居然願投下大筆公款，大量延聘先進國家的專家學者，來引進先進國家新智力及推動國家現代化，這個國家的文明發展，豈有不成功的道理？
1871年明治政府派46名政府最高決策官員（佔全國50%官員）及60名留學生，一起赴歐美12國考察與學習一年又九個月，主要在考察各國的政治、財經、教育、國防四大領域，並將所考察的知識引進到日本，然後具體探討可行性與方法。這批官員平均年齡30歲，正因為年輕所以沒有太多傳統包袱，才能像海綿一樣充分吸收西洋文明。
日本明治維新最重要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他寫了《西洋情事》、《勸學》及《文明論之概略》三本著名的書，他大力地批判日本傳統文明，並主張全力引進西洋文明、勸導日本國民學習西方文明，以便使日本早日成為文明國家，他的思想得到全國領導階層與知識份子的共同支持，於是日本全力追求發展西洋文明，並且逐步開始邁向工業化的發展。
反觀中國，1793年乾隆在熱河行宮接見英王喬治三世特使馬戛爾尼，並共遊覽圓明園。馬氏要求增開口岸通商及設立商館。當時清廷認為「與天朝體制不合」，加以拒絕。1815年，英法戰爭結束，英國成為歐洲最強國家，加以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貿易興起，急於開闢海外市場，於是英國再派專使阿美士德於1816年來華，由於嘉慶皇帝與阿氏因禮節之事（三跪九叩首禮）衝突，致使阿氏被驅逐離京，中國於是兩次錯失與西方工業革命交流文明的機會。
1900年（距1793年有107年），由於中國領導階層的無知無能，導致八國聯軍攻京及焚燬園明圓之災難。一個國家如果不學習新智力與培養國家人力資源，縱使有數千年的文明，縱使人民欲團結起來抵禦外侮，也一樣要面臨艱難的奮鬥與失敗的命運。
在1841年鴉片戰爭前，中國的智識之士如林則徐（1785-1850年）親睹西方船艦在海中「往返自如」、「火炮凶猛」，意識到西方人軍艦、火器、軍事訓練方法與士兵紀律已超越了中國，於是林則徐全面蒐集西方數據，編輯了介紹世界地理的《四洲志》，介紹國內外事務的《華事夷言》及介紹國際法的《各國律例》，開始介紹西方新知。
接著，魏源（1794-1856年）於1842年編撰《海國圖志》，介紹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軍事及先進科技，並指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在於「內政腐敗」及「艦炮落後」兩大主因；該書亦提出著名的理論：「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此書成為中國自強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最高指導思想。
另外，徐繼畬（1795-1873年）於1848年完成《瀛環志略》，專門系統介紹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及政治制度的學術著作，徐氏介紹西方富強之道，並說明中國唯有引進西方技術、知識及自強革新，才能富國強兵。
1862年，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瀋葆楨及恭王為首，開始推行「自強運動」。該運動著重在「船堅炮利」及「西洋軍事訓練」。而中國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全面失敗，證明了32年的自強運動並未成功。1895年李鴻章與日本伊籐博文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的民族自尊與自信心再次全面崩潰。
一般傳統歷史學家檢討自強運動失敗的原因有三，即中國領導階層的「無知(缺乏新智力)」、「腐敗」與「膚淺」。
但是如果更進一步深層思考，則還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甲午戰爭失敗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中國現代理念與制度上的失敗，這些失敗的原因，導致了缺乏現代化的管理與有素質的人力資源。事實際上，甲午戰爭對中國來說是近海戰，軍艦質量與數量不比日本少，軍士也十分勇猛，寧可戰死也不投降，怎麼會全軍覆沒？其中原因確實值得深思。
軍事管理是政治制度的延伸，政治制度是政治理念的產物。如果沒有現代化的理念，那麼怎麼可能產生現代化的制度與管理？如果沒有現代化的制度與管理，那麼怎麼可能有現代化的人力資源？所謂的人力資源，包括軍事訓練、部隊的科學管理。當這些客觀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不足情況下，再勇猛的軍人，是很難應付現代化戰爭的。
日本為了成為東亞強國，用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培養其人資源與人力素質，因為人力資源與人力素質是國家國力的大根本。這一方面，日本所做的工作，遠比滿清政府要深入得多。
由於列強入侵，中國割地賠款，張之洞奏請仿西法訓練新軍，翁同和主張變法，以富國強兵；再加上康有為五次公交車上書，陳富國主張強兵之道，於是有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日維新，結果由於中國傳統文明整體的抵制和守舊派的反對及慈禧的干預，光緒維新終告失敗，於是中國在清朝試圖開展的現代化的文明與人力資源工程建設，受到了歷史上重大的阻礙。
四、中日近代文明啟蒙大師之比較
中國近代的新思想家與啟蒙思想，對日本智識界與明治維新影響甚大，且整體人數遠遠超過日本的知識份子的數量，但中國的新思想家卻沒有辦法推動清廷政治的改革。
這說明瞭，一個國家在封閉的意識與衰敗的體制下，縱使有再多的思想家與啟蒙大師，也無法充分發揮其巨大的力量。中國人不願意認真地學習西方的民主憲政，也不原意按照西方成功的民主模式，來建設國家；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中國最後只好採取「革命」與「內戰」等激烈的手段，來完成建構國家的工作，只是這個代價太大了，它耗費了中國近一個世紀的文明時間成本。
日本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啟蒙大師與教育家之一的福澤諭吉，19歲開始學蘭學，24歲改學英學，25歲（1860年）隨幕府使節赴美，27歲再隨幕府使節赴歐，32歲又隨幕府使節團赴美，這三次出國經驗，使他親自體驗歐美文明，而且他亦採購了大量的西洋書籍，再加上他所學習的荷蘭語與英語，使他成為日本近代的啟蒙大師。
福氏於1866至1870年間，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紹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轟動。1872至1876年間，又出版17卷的《勸學篇》，亦造成全國轟動，書中討論「人與人平等」、「國與國平等」、「尊重國法」、「國民責任」、「論懷疑精神」、 「論思想和行動一致」、「論誠信」……等新思想。1874年出版「文明論之概略」，他極力批判日本傳統文明，主張全力引進西洋文明，使日本早日成為文明國家。
由於福氏精通外文，大力提倡西方文明，著書百餘種，主張實施議會制度、實行普及教育、重視婦女權利和文字改革。他的思想影響了明治維新，也促使了日本舉國上下同心學習西洋文明，日本因此開啟了現代化人資源與發展工業化的歷史工程的建設，於是日本比中國早進入近代文明發達國家之列。
在中國近代史上，來華的西方思想家很多，如明末大量來華的傳教士，其中有貢獻者，約有90餘人，他們學習華語，翻譯天文、數學、地理、宗教等各類書籍，對中國科技知識啟發甚大；在中國方面，新的思想家與啟蒙大師亦輩出，如徐光啟、李之藻、戴震、魏源、林則徐、郭嵩濤、徐繼畬、龔自珍、嚴復、張騫、皮錫瑞、瀋曾植、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蔡元培、蔣夢麟、羅家倫、湯用彤、張東蓀、朱光潛、胡適、孫中山，及少年中國學會中若干著名人等。其中「少年中國學會」，與日本的「明六社」、英國的「費邊社」，同為近代國家宣揚新思想的學會，他們共同的使命，在於如何借由發展新思想的運動，來完成國家與民族復興之任務。
茲介紹中國近代文明啟蒙大師嚴復先生（1853-1921年），他與伊籐博文同時留學英國，返國後並未受到相對等的重用。嚴復主要有九種譯作，他的譯著著重於英國當時流行的社會學科，對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若干哲學與思想，例如，基督教文明、人道主義理念、人文關懷、人權理念等重要思想，他都沒有譯及，我們深以為憾。
由於嚴復缺乏對上述西方重要思想的翻譯，造成了中國近代文明的改革，大都偏向於短視與功利主義的方向，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富國強兵的思想下，迷失了中國文明改革的真正方向。什麼才是中國文明改革的真正方向？我認為，是西方自由與民主的價值，也就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幸福與快樂價值的社會。
嚴復希望借由介紹西洋思想來啟迪民智、發展教育及改革中國，他的譯著範圍廣大、體系博大，確實在當時極大地影響了中國近代智識分子的思想。
嚴復反對「舊學」，他說：「舉凡宋學、漢學、辭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也。」他否定封建教育文化，他說：「八股大害有三：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任其一，均足以滅亡中國。」因此他極力主張引進西方智力，開展中國的普及教育，學習西方的典章制度與科學研究的方法論。
嚴復救亡圖強論的主張有下列八點：
1、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他認為國與國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只有奮發圖強才能自救，否則就會被淘汰，就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這種「天人互爭」的理論，屬於西方19世紀末期的思想，它與近代科學鼻祖英國人培根（1561-1626年）所主張：「唯有順從自然，才能勝過自然」，基本上不同。實際上生物界亦有共生共存的自然和諧系統，例如蜜蜂採蜜傳播花粉，動物食果子傳遞種子，動物亦會保護其下一代等，因此生物界存在的方式，不一定要靠競爭、鬥爭或互相殺戮來維持其種族生存的權利。後共產時代的人民，一定要改變上述進化論的思考觀點，並且以人文關懷與人道正義，為文明建設的思考起點，如此才能避免民族與文明，再次陷入如同中國近代歷史一樣的可怕浩劫。
2、教育救國論：他強調教育為強國之本，主張鼓民力（指增加人民的體育與體質）、開民智（指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新民德（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
3、西學救國論：主張學習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學習西方科學家研究學問的方法。他說：「要救亡、要富強，則不容不通知外國事，欲通知外國事，自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強之謀亦在此。」
4、科學教育救國論：他主張富強之基，歸於科學技術，而科技之力，在於方法，他大力提倡邏輯的歸納法。他強調「讀無字之書」，重視對實事實物的研究，重視與外界事物接觸所學習的經驗知識，他崇尚自然科學，亦提倡發展自然科學。
5、強迫義務教育：他於1902年時，在中國首創強迫義務教育的觀念。他說：「民不讀書，罪其父母」，主張引進西洋之學與興建新式學堂，提倡多辦學與普及教育。然而反觀日本：1786年，蘭學（指通荷蘭文）宗師大規玄澤在江戶開設研究西學的芝蘭堂（蘭學私塾），當時已培育了數百名瞭解西方的蘭學學生；1854年，培裡艦隊敲開了日本大門前，日本已有通曉西方知識的2000多名蘭學人口；1868年，明治政府的留學政策與學習西方知識宣言，使日本教育已逐漸開展與普及，從1868至1874年，共計有586名出國留學生；1866年，日本啟蒙大師福澤諭吉極力著書及勸日本國民讀書，在1868年他創設慶應義塾（慶應大學的前身），培育出無數社會精英；1873年，伊籐博文聘請英國蘭克教授，為日本設立當時全世界最優秀的工業大學「工部大學」，當時整個歐洲只有瑞士蘇黎世有工業大學，連工業革命起源地英國都還未設立；1877年，東京大學成立，全校有39位教授，其中27人為外國人，直到1881年時，東京大學教授仍有一半以上是外國人，大學內直接僱用外國教授，有助於加速引進新智力與學習外文，外國教授不僅會教授新智力，而且會將西方的教育制度與思想帶進大學。後共產時代的東亞人民，未來發展教育時，不妨採行東京大學的模式。例如大學中理工科系，可以僱用美國MIT與CIT教授；醫學與農學系僱用德國與美國名校教授；商學系僱用美國名校教授；法學系僱用美國與德國名校教授；文學院僱用德法意英國名校教授；各國語文學系僱用各國教授，如此才有可能盡快辦數所能夠媲美歐美各國的好大學。
當嚴復提出發展教育時，臨近的日本，早已成功及全面地發展了政府領導團隊、知識階層與平民的教育工作。當時日本開明派的領導認為：要抵禦外侮,就必須先瞭解外國，要瞭解外國就必須到外國一探究竟及學習外國。只可惜，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沒有採納嚴復的建議，使中國錯過了一個可以發展「全民教育」與「普及人民教育」的歷史契機，使中國延後了一個多世紀的教育發展工作。
6、反對李鴻章所辦的洋務運動：他認為應該學習明治維新「全面學習西洋文明」，而不是只學習表層的「船堅炮利」而已。
7、反對革命：1905年春，嚴復在倫敦會見孫中山，談論救中國的觀點，孫中山主張革命，嚴復認為中國民智太愚、文化落後，反對以革命方式作改革，主張「從教育入手」，孫中山對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因此可知嚴復為教育改良派。
8、主張「徐而不驟」式的改革：他主張徐變，反對驟變，他認為不可用驟變或革命的方式來改變清朝封建統治，而只要靠教育或西學力量，來逐漸改變民心和開通民智，就可以救亡圖強。因此，嚴復反對康梁變法，反對立憲活動，反對革命，反對民主共和，反對五四運動，因為上述方式是驟變，並沒有根本解決民智開發及文化落後的問題。
同樣是留洋的留學生，彼此學術與認知水平差不多，何以伊籐博文能受到明治政府的重用？何以嚴復只能作翻譯員？同樣是東亞兩個古文明的國家，同樣是封建文化與中央集權的政體，何以有才學的人竟有如此不同的遭遇？
嚴復的一生都在追求一個如同英國君主立憲的政體，一個與明治政府一樣的政治環境，一個絕對能人的中央集權政體，一個開明而願意向西方學習的國家領導。然而，當時中國並沒有一個理想的強人政治家與開明心胸的專制領導人，沒有一個能夠容忍他充分發揮才華的政治環境。最後，他竟然投靠了一心從事專制復辟的袁世凱，幻想通過一個中國的「明治天皇」，來改造中國。歷史沒有給他機會，即使再加上當時數量頗多的所有智識之士也一樣，他們都相繼成為當時歷史悲劇的承擔人。
總結上述，日本比中國早引進西方文明及開發國家人力資源，也比中國早進入到工業化的國家，因此更早推行富國強兵之策，中國始終無法真正瞭解及和引進西方智力及開發國家人力資源，因此只好面對永無終止的對外戰爭、對內革命、戰爭、割地、賠款及亡國危機。
五、中日近代化文化背景之差異
任何一個文明都需要透過不斷地引進新智力與技術，來充實其本體文明的本質與內涵，如果一個國家的機制不能擔負這一使命，則其文明競爭力將無法得到有效的發展。在此時，需要一批有智識與勇氣的知識份子站起來，並推動這個工作，否則任由大多數無知的人操控文明，最終文明將被歷史所淘汰，其民族將淪入萬劫不復的悲慘命運。
茲比較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文化背景差異條件：
1、日本有蘭學，中國沒有蘭學：日本透過研究荷蘭語文，從而學習到西方科技與文明；日本蘭學大師能成為明治政府的主要靈魂人物與指導大師。而中國當時的領導與知識階層，很少人懂外語，對世界文明亦不感興趣，無法對西方科技文明有清楚的瞭解，沒有培養人才的完整計畫，更不想追究西方船堅炮利背後的原因。
2、日本有一半的政府官員曾赴洋考察與留學，中國大部分政府官員對外一無所知。由於當時中國領導階層的無知、守舊和落伍，以及對新思想的抵制，致使中國近代史上的自強運動與光緒維新相繼失敗，甚至發生震驚世界的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國近代史上，由於主政者的無知與無能，造成國家被欺侮侵略與簽訂了不平等條約之數量，超過人類史上任何一個國家。
3、中國有科舉制度，日本則無。中國在16世紀末期，耶穌會利瑪竇教士來華傳教時，已將西洋學術介紹給徐光啟、李之藻等知識份子，奈何中國知識份子一心嚮往科舉考試及陞官發財，對非科舉的知識漠不關心，即使連已留英返國的嚴復，也不得已再參加科舉考試，企圖借科舉登上中國政治舞臺，以便實現自己的理想，可惜一切均告落空。日本沒有科舉，因此學術發展較開放，不受任何限制，知識份子可研究儒學、國學或蘭學。因此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與思想，都將會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
4、日本統治階級具有國家使命感，中國統治階級沒有國家使命感。中日兩國的社會結構，均以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為主，而且均是由「士」統治社會。日本的「士」是武士。武士階層，由於經歷了長年的征戰，因此形成了極勇猛而堅毅的性格，在日本社會中代表著最高榮譽與最完美的人格。武士的任務是尊王、統治及打仗，他們有非常強烈的國家使命感，為了國家可以犧牲個人，因此明治政府才能順利地「王政復古」及「廢除幕府」。中國的「仕」是文士，文士的任務是讀書、陞官、發財，他們只會讀四書五經及全心追求科舉功名，不懂得如何打仗及捍衛國家，他們認為打仗是軍隊的事。
5、日本人民的危機警覺性強，中國人的危機警覺性不強。中國發生鴉片戰爭（1840年）後，中國人仍沒有檢討失敗的教訓，國家依然腐敗；日本在中國發生鴉片戰爭時，舉國震憾及熱烈討論，例如日本知識份子佐久間像山致友人信中說：「關於清國與英國之戰爭，事態嚴重，這個太古聖人以來的禮樂之邦，被歐洲人蹂躪，真是令人難過。」這是日本知識份子危機意識具體的表徵。
鴉片戰爭13年後，培裡艦隊才來到日本要求開國，這13年的時間，讓日本朝野上下有足夠的時間思考中國失敗的經驗，也使日本比中國更早瞭解西方，減少了走許多錯誤的腳步。
6、中國人的文化優越感比日本強：中國向來以天朝自居，不肯向外族學習，即使戰敗也不承認文明落後；日本人向來向中國學習文化，從公元七世紀開始便派4次遣隋使及12次遣唐使，到中國學習先進文明。當中國在滿清末年戰敗後，日本全民警醒，於是便轉移向西方學習。
中國近代史早期若干統治階層與傳統讀書人的無知、自大、驕傲、追求功名、缺乏警覺性和向先進智力學習的心態，延誤了中國發展文明與人力資源的時間，使國家在當時喪失了文明前進與突破的機會。
六、光緒維新與明治維新之比較
任何一個落後的文明，都須要透過有效的革新來改變其文明的劣勢，如果其文明傳統的內聚力試圖抵制或反對革新，則其文明的生命與成長週期將會受到很大影響，當新的文明侵入時，這個頑強守舊的文明，必然無法因應各種環境的挑戰，最終走向解體或毀滅的命運。
茲比較日本明治維新與中國光緒維新之不同：
1、日本明治維新，有中央集權的官僚及軍國主義的武裝力量作支持，因此可以作全面體制的變革。中國光緒維新，皇帝沒有實權，各省督撫並不遵從，改革成為虛文。
2、明治維新朝野一致支持，光緒維新朝野均反對。滿人掌權者擔心漢人奪權，漢人當權者又忌新人奪權，反對派勢力過大。
3、明治維新，全國智識之士全力支持；光緒維新，由於廢科舉，激起全國仕大夫的公憤，維新派並沒有為仕大夫安排一條可行的出路，等於否定了傳統的文官制度，並與全國仕大夫及文官體制為敵。
4、明治維新，派大量官員赴西洋考察與學習。光緒維新，亦有詔令滿族親貴出洋考察，奈何親貴大嘩，因此取消此令。
5、明治維新，是舉國上下之維新，是國家一致的任務與使命。光緒維新，是少數智識之士的維新，舉國朝野均抵制，很難全面實行。
康有為的弟弟康廣仁，批評其兄為「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擁者、謗者，盈衢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實為光緒變法最佳分析與評論。一國之改革變法，如果沒有強固武力後盾、公眾輿論支持及大多數人齊心齊力配合，是很難成功的。中國歷史上如王莽變法、王安石變法，其失敗原因皆如是。
同樣是兩個封閉無知與文化落後的國家，同樣是兩個極力救亡圖強的國家，同樣是近代史上兩個面臨外侮侵略與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國家，由於兩國的領導階層知識水平與對國外新智力瞭解不同，使得兩國的國力在日後的發展上，差別竟然如此懸殊。
「歷史是發展後果的呈現，歷史也將檢驗一切事實。」當中日甲午戰爭開戰（1894年）時，其勝敗之數，早在23年前明治政府派官員與留學生赴國外學習（1871年）時，便已決定了。
七、日本二次世界大戰後復興的原因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之所以能迅速復興的原因，主要歸功於美國的戴明與麥克阿瑟，他們兩人為日本引進了現代化管理思想，使日本企業界與政府界人力管理素質得到普遍的提高。一個文明的人力管理素質提高了之後，則其文明的世界競爭力也將會得到提高，在未來世界經濟快速劇變的時代裡，這一文明才會有其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日本在二戰後，何以能迅速發展進入經濟強國之列？1950年夏天，美國質量管理之神戴明博士訪問日本，並開始傳授美國品管概念給日本各大企業的高階層管理者。從當年七月開始，全日本掀起了追求「品管第一」的巨大風潮，不到5年時間，日本的產品已攻佔了世界市場（1954年）。
在此之前，日本所製造的消費品，向來被世界公認為廉價而低劣的次等品。經過短短5年的學習，日本創造了世界經濟的奇蹟，戴明博士實在是日本戰後經濟的幕後功臣。
此外，日本在二戰之後，麥克阿瑟將軍為日本引進了美國憲法與現代政治管理制度，使日本能學習到最先進國家的憲法與政府管理方法，提高了日本政府總體管理能力，並有效地改進了管理方式，因此麥氏是日本政府在二戰後走向現代化政治管理的主要功臣。
八、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企業重建工作：提高國家生產力
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為了提高國家生產力，必須對所有企業，進行各種重建工作。這些重建的工作，可以參考日本二戰後企業重建的成功經驗。
中國的國營企業與日本的大型企業，性質十分類似；而且中國國企所面臨的問題及發展情形與日本1950年以前無異。後共產時代東亞的人民，如何用現代管理、市場營銷、策略規劃及質量管理的概念，以便提高國企生產力與競爭力，實為國家當務之急。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應大力研究日本各大型企業主要復興之道與戴明博士「管理十四要點」（被譽為現代管理的聖經），以便振興國家的工業與企業。
中國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已失去了一次接觸戴明的機會，希望後共產時代東亞的人民，不要再失之交臂，戴明博士的質量管理概念與方法，可以作為國營與私營企業未來全面腦力建設、管理體制改革及進入國際市場競爭力之參考。
戴明（W. Edwards Deming）博士經年訪問世界各國，介紹其品管理念。日本為紀念他對日本經濟發展之巨大貢獻，特別設立了國家戴明獎。1980年，NBC播出「日本能，美國為什麼不能？」的節目後，戴明的管理理念在美國引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質量革命風潮，由此全面化帶動了美國的國家生產力與國際市場競爭競爭力的提升。後共產時代東亞的人民，在未來應努力全面推動質量革命；如此國家的生產力與國際市場競爭力，也才能有有效提高的機會。
戴明的品管理論提供了每一種企業能進入國際市場的一把金鎖，也就是「質量第一（Quality，No.1）」的概念。中國企業在加入WTO後，如何走向國際化的市場，舍棄「全質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路子，是絕對走不通的。目前世界上談品管，近十年來首推戴明、朱蘭、闊思比三位大師，他們的思想值得各國企業借鑒。其中戴明實居影響力之首席，應加大力度繼續研發與學習。
九、以偉大愛與正義的價值，建設後共產時代東亞的文明
我主張，後共產時代東亞大陸地區的人民，有選擇的權利。他們可以透過公民普選的方式，建立新政府與國家，然後在尊重人民選擇權利的前提條件下，探討未來建立亞洲聯邦或邦聯的政治組織。
不論後共產時代東亞大陸地區的人民，建立任何的政治組織，都必須站在充分民主化的立場，如此才能保障人民追求自由與幸福的價值。
我認為，人類所有文明的發展，絕對不能脫離了人文關懷與正義的理念。在這個理念的原則之下，人類可以發展各種偉大的文明核心價值；這個偉大的文明核心價值，也就是後共產時代東亞大陸地區的人民，建立自由與民主文明的根本基礎。
附記：
1.中國近代文明的發展，由於傳統文明對新文明的抵制，因此文明的發展只好先從器物界工程開始（如同光自強運動，以船堅炮利器物的發展為主），然後再接著發展制度界工程（如光緒變法，以建立制度為文明發展的主理念），對於西方民主進步文明的理念價值，全民並沒有深度的學習與開展（如自主、平等、法治、科學等理念界思想），致使中國近代文明的發展屢屢受挫及舉步惟艱。
反觀美國，在開國之初，萬眾一心，支援傑佛遜民有、民治與民享的理念，開創了美國聯邦政體，最後發展了民主政體與科學創造，使美國器物界文明發展到達人類史上的最高峰。此外，再論日本，日本從明治中央集權政權，最後發展了現代工業化文明，使日本國力，成為半個世紀前東西第一強國，但日本的文明價值理念有若干缺點，如未能扶貧濟弱，追求幸福理念及愛好世界和平，因此其文明僅能維持76（從1871年日本廢蕃縣，中央集權開始，至1947年日本無條件投降），最終其強大的文明瓦解，必須重新再來一次。
2.後共產時代東亞的人民，發展亞洲大陸西部時，可以引進日本大量的技術與專家，以亞洲大陸西部廣大的土地與資源，足可以提供給日本，作為解決人口壓力與勞力密集問題的理想環境。
3.日本地處太平洋西岸，自古以捕魚與海上頻繁活動為主，其國家主要以本州島、北海道、四國、九州島四島所組成。四個島猶如在海上乘風破浪與急速行進的船艦，是亞洲海洋文明的代表。
4.1871年明治統一國家至1894年甲午戰爭，共計23年時間。這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關鍵的時期，這段成功的文明復興工程的經驗，值得人類各大文明思考。中國從1978年後改革開放至2005年，共27年，中國總體國力的發展，仍然十分落後，並且存在有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人心腐敗、道德墮落、貪污腐敗、貧富不均與高失業率等；其根本文明落後的原因，在於中國缺乏民主化，沒有真正的民主化，人類現代一切文明建設，都將落空。
5.《孫子》計篇：提出戰爭致勝的五個條件，即道、天、地、將、法。如果以其理論，作為分析中日兩國近代史上的文明發展，可以列出下列國家文明的條件：
(1)道：富國強兵，凝聚全民愛國意識
(2)天：引進新智力，普及國民教育，掌握髮展文明時機
(3)地：重視國家基礎建設，發展工業文明，提高生產力
(4)將：開發人力資源，提高領導團隊素質
(5)法：完善文明制度。厚植國力
從以上五項分析，可知中國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期，普遍做得並不理想，因此在文明發展與日後戰事中頻頻失利。
6.從1839年鴉片戰爭至2005年，共計166年，中國仍然不能民主化，並且實行民主憲政。
7.曾經代理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在其著作「西潮」提出，日本善於效法。她效法唐宋的文化而定立國之基礎，她效法英國建立海軍；效法德國訓練陸軍；效法美國發展工業。她效法十九世紀的西方國家建立殖民帝國……，她效法德國閃電戰術而發動珍珠港的突擊。（西潮32章：中國與日本）
8.近代史上的中國，不能夠充分地意識到，外來文明的問題；也不能夠虛心與認真地學習西方進步文明。在大時代潮流的驅動下，只好不斷地被迫做各種文明的轉型，中國人在沒有很清楚的文明自我意識與心理準備之下，瞬然間已從農業時代蛻變成為初步工業時代。中國不願意真正進行文明的改造工作，不斷地縱容忽視國民普遍愚貧弱的問題，在這種長期積弱不振的文明形態下，只好面對一連串列強侵略、變法維新、割地賠款、革命戰爭、五四運動、抗日、二次革命、內戰、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巨浪翻騰的歷史現象，正如唐詩所形容「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至今許多60歲以上的人，依然能很清楚地回憶他們的親身經歷：關於農業與初步工業兩文明的巨大差異經驗，以及農業急劇轉變成初步工業文明的所有歷史艱辛與痛楚。中國過去這種順應與遷就歷史浪潮的行為，應該有所改變，後共產時代東亞的人民，應有意識地主導自己的歷史與命運（內控文明），不應再受外來文化與外控系統（外控文明）的驅迫了！
9.從近代史上可知，一種普遍不公不義的人類現象：凡是一個以農業立國的國家，經常會被以工業立國的國家所欺侮與侵略;以工業立國的國家，為了要取得豐厚的工業原料與經濟資源，經常會以非人道的侵略手段，來掠奪農業化國家的一切資源。歷史上從沒有一個以農業文明立國的國家能抵抗得住以工業文明立國的國家之侵略。這種侵略行為，是人類未來現代文明所應謹慎與避免的，也應該受到未來人類歷史的嚴厲批判與唾棄。
10.中國近代史，一直無法有效地民主化，也無法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幸福與快樂價值的社會。中國人一直被專制政權所統治，在這種專制的文明環境下，中國沒有有效引進新智力的社會機制，沒有發展國家人力資源的計畫，相對地國家文明生產力也不能發達。在近代史上，這三點問題，使中國文明力與國力永遠落後於各先進國家。
11.中國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並未能真正地民主化，由於不能夠民主化，因此無法有效地解決中國各種面向現代化的文明基本問題，如生產力落後、缺乏現代化知識、經濟不發達、人民生活水平低、人力資源不足、工業化太差、科技未發展、宗族社會階層與守舊思想（抵製法治思想）、意識封閉（拒絕新文明與新技術）、缺乏獨立創造性（屬於集體性權威文化）、壓抑個人自主性等。
12.依據日本人吉田茂著作《一百年來的日本》（臺北東方出版社，1968年）第一章「明治的創業：冒險與成功」一文，記載下了當時的《五條誓文》：
(1)、廣開言論、擴大會議，是非決於公論。
(2)、上下一心一德，奮起為國。
(3)、所有文官、武士、平民，均應抱此決心，矢志不渝。
(4)、革除舊有之陋習，守天地之公道。
(5)、吸收世界的智識，振興偉大的皇基。
13.1894年甲午戰爭時，日本已是現代列強國家；1911年明治末期時，日本全國學齡兒童入學率已超過95%；1911年，日本政府更正式批「開辦私立大學」及「公布高等中學」條例，日本於是全國全面開始普及中學與高等教育。這說明瞭日本普及國民教育，比中國早了近一個世紀，這也體現了中國在近代史上邁向現代化時間，比日本晚了近一個世紀。
14.東京大學於1877年創立，當時有文理法醫四個學部，教授共有39人，其中27人為外國人，12人為日本人；到了1881年時，該校外籍教授仍佔一半以上。這是日本在近代史上，與外國人聯合辦學成功的例子，這個方法使日本能快速地直接學習到西方的文明（而非透過翻譯數據學習）。日本於1873年設立了在當時全世界第二所工業大學（工部大學，系由英國9位教授為日本辦的，是當時世界上辦得極成功和出色的工業大學），僅次於瑞士蘇黎世的工業大學（當時連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都尚未設立），這是日本聯合辦學又一成功的例子。
15.明治政府為了快速引進西方的文明，採用了下列四種方法：
(1)、大量延聘外國專家學者到日本來，或擔任政府及各部門的施政顧問，或在各工廠傳授技術，或到各大學任教，以便在最短時間，將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
(2)、派遣大量留學生到西方各國留學。
(3)、派遣政府官員到西方各國考察。
(4)、由少部分已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社會精英，透過文字翻譯及媒體傳播，對日本國民作文化啟蒙教育，將封建文化轉為現代化文化。
上述明治政府引進西方文明的方法，值得世界各國學習新智力與發展高度文明之參考
16. 1871年明治政府，所派遣的使節團，其中有一位著名的伊籐博文，曾用英文在舊金山作演講，他說：「本國的政府與人民最熱切希望的，就是與各先進國一樣，達到文明的最高點。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打算在海陸軍與學術教育上採用西方的各項制度。此外，我們也一面發展對外貿易，一面吸收海外知識」。他又提到日本的國旗，他說：「本國的國旗中央有顆紅球，過去有人把它視為一塊封住日本文明的封蠟燭，可是將來它必定會回覆原本的意義，亦即，像一顆東升的太陽，與世界各文明國家為伍，不斷地向前、向上移動。」
世界上從沒有第二個國家，在國家剛結束內戰，在國家剛成立後的四個月，在政權還未穩定、在政務還未上軌道時，便派遣「半個政府」，花了如此長的時間，考察如此多的國家。所有赴西洋考察的官員，返國後均位居要職，如特命大使岩倉具視，致力於日本的憲法制建立；副使體伊籐博文，擔任內閣總理大臣；理事官山田顯義，擔任司法大臣；書記官渡邊洪基，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總長等。
上述日本派遣使節團的做法，值得後共產時代東亞人民學習。
17.乾隆說：「間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閉關自守政策）、「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意指中國不需外國產品）。
18.一般對中日甲午戰爭，分析的觀點如下：
(1)、滿清朝廷守舊派的無知及反對：朝廷主政者反對一切洋務，認為自強運動為亡國運動，推行該運動的人為漢奸國賊。反對同文館辦新學，反對引進西方新智力及科技。當時中國整個文明的核心價值抗拒各種新思想與體制，只能勉強接受技術性的改革，這是頑固而守舊文明，接受新文明時，通常會發生的錯誤方式。
(2)、領導階層腐敗：1888年海軍經費被挪用修建頤和園，供慈禧太后享樂，海軍從此未添新艦及大炮，軍費與軍餉不足，軍艦與武器均不如日本。（從史料分析，當時中國的海軍的預算、新艦、大炮及裝備遠比日本要高與精良，而且中國的軍士也非常勇猛，寧可戰死，也不投降。）
(3)、自強運動僅限於學習「船堅炮利」，屬於西方富強之皮毛：對於西方全面的富強文明、科技、制度、思想、新智力並不學習。
19.中日甲午戰爭後，康有為領導「公交車上書」，在上書中提到「才智之民多則國強，才智之士少則國弱」的救國主張。他在北京創辦「強學會」（1895年7月），並刊行「強學報」，鼓吹「開民智」以求國家富強。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運動」（比五四運動早了24年），他們在各省設立學會、創辦報刊、傳授新知、設立新式學校及辦演講會，一方面傳授西方新知，另一方面鼓吹革除中國舊傳統的陋習。但是這個時期的文化運動，仍然沒有深入探討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與民主理念的思想。
20.福澤諭吉，1835年生於九州島中津藩下級武士家庭，卒於1901年，是明治維新時代民間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詳細介紹，請查《大英百科全書》(Britannica)，第五冊42頁Fukuzawa Yukichi條目。他除了出版書外，他於1868年創立慶應義塾（慶應大學的前期），為日本政教界培育出無數的精英；他於1882年創辦「時事新報」。
福澤諭吉主張全力引進西洋文明，並非全盤西化，與中國五四運動時代新文明的推動者，有很大的區別。雖然福澤諭吉介紹了許多西方現代的思想，但是仍然缺乏介紹西方重要的人文關懷與文明核心價值的理念。
21.明末大量來華的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年，義大利傳教士，他於16世紀將西方文明引進中國明朝，他在中國住了30年，著有《中國札記》、《坤宇萬國全圖》、《幾何原本》、《圜容較義》等）、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德國人，1622年來華，清廷授官為欽天監監正，其道德學問非常傑出，受到清廷十分的敬重）、畢方濟（Franciscus Sambiaso）、龐迪我（Diego Pantoja）、熊三拔（Sabatinde Vrsis）、龍華氏（Nicolous Longobardi）、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年，荷蘭傳教士，中國清朝官員，1659年來中國，1660年成為湯若望的助手，1669年授欽天監監副，後升為監正，他改造北京觀象臺和儀器設備，他盛讚中國文化，使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深受啟發，著有《康熙永年曆法》、《坤輿外記》、《靈臺儀像志》）等。
22.徐光啟（1562-1633年），中國明代科學家、政治家，他最早將歐洲數學引入中國，譯《幾何原本》、《測量法義》、《勾股義》，並主持《崇禎歷》，奠定近300年曆法基礎。其著作《農政全書》影響甚大，共60卷，引用歷代著作300多種為科學重要文獻，書流傳到日本。
23.李之藻，譯亞里斯多德《名理探》與《寰有詮》。
24.戴震，字東原，安徽人，1723~1777年，精通禮經、名物、經傅小學，著有《考工圖記》、《孟子字義疏證》等，其門人有段玉裁、王念孫等。
25.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陽人，鴉片戰爭時入兩江總督裕謙幕，參加過浙東抗英戰爭，因痛恨清廷昏庸和投降派誤國，辭歸。受林則徐囑託，據所輯《四洲志》擴編為《海國圖志》，全面介紹了世界各國史地民俗，主張學習西方兵工技術和練兵規要，練軍經武以抵禦外敵侵略，鼓吹變古革新，認為「今勝於古」，是中國近代改良派先驅。著有《聖武記》、《老子本義》、《詩古微》、《書古微》、《春秋繁露注》和《元史新編》等。
26.林則徐，令人專職譯《澳門月報》，以便瞭解西方。
27.郭嵩濤，著《使西記程》，主張立國之本在政教修民、士民殷富，反對只重視科學技藝。
28.張騫曾講學於南京正文書院；皮錫瑞曾講學於江西經訓書院；瀋曾植曾講學於兩湖書院。
29.梁啟超，著《變法通議》、論學校、論科學、論師範、論女學、論幼學等；並任上海時務報主編；譚嗣同(1865~1898年)，湖南瀏陽人，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痛憤中國積弱，立志改革，著《仁學》，書中提出：「仁」和「以太」為世界根源，「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物」，又認為「以太」充滿世界，世界由是而產生。從而建立了一個充滿科學與宗教、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上學等對立觀點的思想體系。強調社會歷史發展進化的辯證思想，在政治上猛烈抨擊封建君主專制、批判封建綱常與名教。
30.蔡元培(1867~1940年)，曾任北京大學(原燕京大學)校長，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他認為美術可以作為本體界與現象界之橋樑。他對藝術的評價是：「藝術所以表現本體界之現象，而提醒其黨性。科學所以掃除現象界之魔障，而引致於光明。道德之超乎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術之作用。他對教育觀點，認為教育的目的不應以政治為目的，而應以整個社會為目的，亦即以公民的物質與精神幸福為目的。道德之之關於功利者，伴乎理智，恃有美術之作用。」他著有《中國倫理學史》、《哲學綱要》等。
31.蔣夢麟，著《西潮》、《新潮》家，民國8年五四運動，北大校長蔡元培，請他代行校務。
32.羅家倫（1897-1969年），字志希，1919年他與傅斯年創辦《新潮》月刊，用新標準評價舊文化，用新文學表現新人生、用新態度促進新社會，風行一時。五四運動時，被推為四位代表之一，到使館遞送意見書，著《新人生觀》、《新民族觀》、《科學與玄學》等書。
33.湯用彤，出身於佛學家庭，曾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為歐陽竟無的學生，湯氏在佛學史上的造詣，在辛亥革命之後至今為最著名者，他能閱讀巴利文及梵文，著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隋唐佛教史》等。湯氏綜合中西方法，以中國文化正統來融會中國、印度與西方的思想，並對未來中國人寄予高度的希望。
34.張東蓀，生於1886年，著有《道德哲學》、《新哲學論業》、《多元認識論》、《哲學》、《思想與社會》，譯有《博格森創化論》、《物質與記憶》、《柏拉圖五大對話》等。
35.朱光潛，曾留學歐洲，著《談美》、《文藝心理學》等。
36.胡適(1891~1962年)，以杜威思想為核心，主張否定傳統，打倒名教，否定宗教、提倡實用主義，講究證據主義，著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和《胡適文集》等
37.依據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少年中國學會為1918年6月下旬，由王光祈等7人發起，其中有會員田漢、朱自清、方珣（即方東美）、毛澤東、張聞天、李大釗等117人。
38. 英國的「費邊社」，The Fabian Society，成立於1884年1月4日。
39.嚴復的譯著，如：赫胥黎天演論、穆勒群已權界論、穆勒名學、斯賓漢爾群學肄言、亞當斯密斯原富、孟德斯鳩法意、真克斯社會通詮、耶其斯名學淺說、衛西琴中國教育譚等。
40.嚴復的譯著，沒有譯及的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若干哲學與思想如：哲學形上學、宇宙論、人性論、美學、倫理學、士林哲學、神學、精神哲學、科學哲學、心靈哲學、哲學方法論等，此外，並不涉及若乾西方重要的哲學思想家，如希臘三哲、中世紀哲學家：奧古斯丁（Augustinus, 354-430）、多瑪斯（Thomas Aquinas, 1224-1274）；文藝復興時代哲學家：哥白尼（Nicolaus Kopernicus, 1473-1543）、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笛卡兒（Rene Descartes, 1596-1650）、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 1632-1677）、萊不尼茲（Leibniz, 1646-1716）、洛克（John Locke, 1632-1(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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