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儒、釋、道和中國傳統文化（上）
春秋之後的兩千五百多年中，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的是儒家、釋家和道家。這三家的鼻祖：孔子、釋迦牟尼和老子也因此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長久的受到後人的景仰和崇拜。
不知是歷史的巧合還是天意的安排，孔子、釋迦牟尼和老子的出生年月前後相差不超過二十年。公元前571年，老子出生於楚國苦縣曲仁裡（今河南鹿邑縣）。五年之後，即公元前566年4月初八，釋迦牟尼出生在今天的尼泊爾。又過了十五年，即公元前551年8月27，孔子出生在山東曲埠。中華文明也因了這三位聖人的降世，而奕奕生輝。
孔子·儒家·中國傳統文化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魯國。他名丘，字仲尼，姓孔氏。孔子家裡很窮，社會地位也很低。他長大後，做過小吏。為了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用了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帶領弟子周遊列國，奔走遊說。但是他的主張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在六十三歲的時候，孔子回到了魯國。魯國最終也沒有重用孔子，孔子也不再要求出來做官了。
此後，孔子潛心於授徒講學，編撰典籍，儒學作為一種思想體繫在這遲暮的九年裡最終形成了。最為著名的是：孔子完成了被稱為「六藝」的《詩》、《書》、《樂》、《禮》、《易》、《春秋》的編修。除《樂》後來遺失外，其它經書一直是後世王朝學校裡的基本教材。
孔子還根據魯國的史書作了《春秋》，上起魯隱公元年（前722），下止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包括魯國十二個國君。以魯國為中心記述，尊奉周王室為正統，以殷商的事跡為借鑒，推而上承夏、商、周的傳統，文辭簡約而旨意廣博。吳、楚之國自稱為王的，在《春秋》中仍貶稱為子爵；晉文公與諸侯會盟，實際上是召周襄王入會的，而《春秋》中卻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河陽」。依此類推。《春秋》就是用這一原則，來褒貶當時的各種事件，後世稱之為《春秋》筆法。
孔子是中國教育史上私人授徒講學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學在官府，孔子興辦私學，廣收門徒，把教育對象擴大到了平民，把文化知識傳播到民間，為古代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貢獻。
孔子就學的弟子大約在三千人，其中能精通禮、樂、射、御、數、術這六種技藝的有七十二人。至於多方面受到孔子的教誨卻沒有正式入籍的弟子就更多了。
孔子死後葬在魯城北面的泗水岸邊。他的弟子和魯國其他人，相繼前往墓旁居住的有一百多家，因而就把這裡命名為「孔裡」。魯國世世代代相傳，每年都定時到孔子墓前祭拜，而儒生們也在這時來到這裡講習禮儀，舉行飲酒禮，以及比射等儀式。
孔子的墓地有一頃大。孔子故居的堂屋以及弟子們所居住的內室，後來就改成廟，收藏孔子生前穿過的衣服，戴過的帽子，使用過的琴、車子、書籍等，直到漢代，二百多年間沒有廢棄過。
後來孔子的弟子們根據孔子的言行編成了《論語》，它成為今天我們認識孔子最直接可靠的資料。孔子創造了以「仁」、「禮」、「中庸」、「教」與「學」為主要內容，包括政治、倫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內的完整學說，期望規範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的行為。他告訴了人們什麼是中庸，什麼是仁、義、禮、智、信等，對中國，乃至東南亞的歷史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那麼孔子的儒家思想包含哪些主要內容呢？
一、 「仁」是孔子思想學說的核心。孔子明確提出，「仁」即「愛人」（《顏淵》），併進一步闡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雍也》）。為「仁」，應該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這種思想貫穿了孔子思想學說的各個方面。
孔子更具體指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就是「恭、寬、信、敏、惠」。因為「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陽貨》）。這五種品德，都建立在對人的尊重關心和體諒上。「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即學生要在這四個方面學習：學問、言行、忠恕和信義。
孔子特別強調「仁」的價值和作用。他認為，「仁」既是每個人必備的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必須遵循的原則。對於為政施治，他倡導立足於對人的關心愛護，以教化的方式來達到治國安邦的目地。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其所謂「德」，就是「仁」的精神體現。
他在倡導「仁」、「德」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一種「大同」的社會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 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記·禮運》）這種「大同」的社會，實際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體現的社會。「大同」的理想難以實現，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會的理想：「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禮記·禮運》）這是初步貫徹「仁」的精神的社會。
二、「禮」是孔子思想學說的另一個重要範疇。「禮」作為一種社會行為規範，由來已久。孔子認為，到了周代，「禮」發展得最完備，因此，他最為崇奉的是周禮。
在孔子看來，「禮」是從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孔子所謂的「禮」，包含內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兩方面。其內在精神是維護當時的宗法等級制度及相應的各種倫理關係。
「禮」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軍旅、冠婚喪葬、朝聘、會盟等等方面的禮節儀式。孔子認為，注重「禮」的內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內在精神終究還要靠外在形式來體現。所以對這些禮節儀式，孔子不但認真學習，親履親行，而且要求弟子們嚴格遵守。因為「禮」的內在精神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所以和每個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禮」，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違禮。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法侯出」更不允「陪臣執國命」。在家庭方面「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因此，孔子不但明確提出「正名」的主張，而且還通過編修《春秋》，對種種違禮僭越的行為進行了譏刺貶斥。
三、孔子還提出了「中庸」思想。
其要點有二：第一是「中」，第二是「和」。孔子所謂「中」，不是折衷與調和，而是指在認識和處理客觀事物時，要做到「適度」、「恰如其分」，而「適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礎就是從實際出發。
孔子還提出了「和為貴」的觀點。「禮」本來是用來顯示不同等級之間人們身份差別的，強調「和為貴」，就是強調差別之間、不同等級之間關係的協調與和諧。對於這種「中」與「和」的思想，孔子主張不僅要作為一種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方法來看待，而且還應該通過修養和鍛練，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質中，成為人的美德。
四、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在教學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與「學」的思想是他思想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孔子學無常師，一生虛心好學。 他提倡「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又說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孔子也向他的學生學習，提倡「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當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孔子回答說：「繪事後素。」又問：「禮後乎?」孔子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他在總結自己的學習經驗時說：「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
他提倡奮發學習，講求學習方法。在知識的形成積累上，強調學與求的重要性，稱自己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要求弟子「發奮忘食」，「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述而》）又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學習探求的基礎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學到、聽到和見到的東西加以分析研究，變成自己的知識，豐富提高自己。他還強調學與行結合。他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認為只說不做是可恥的，「恥躬之不逮也」（《裡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 孔子的教育實踐與經驗，為中國傳統教育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可以說，孔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奠基者。他的上述思想成為後世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之一，對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以及社會心理等各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以「仁、義、禮、智、信」為基礎的儒家思想重視人的道德修養，講氣節，重道義，關心別人，提倡寬忍平和、豁達樂觀；關注國家、人民的整體利益，講求修齊治平，這對於提高人們的道德修養，保持和諧的社會關係，穩定社會等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許多朝代的有道國君都遵循孔子的思想治國平天下。
對於孔子，漢代史學家司馬遷的評價是：《詩》中有這樣的話：「像高山一般令人瞻仰，像大道一般讓人遵循。」自古以來，天下的君王直到賢人也夠多的了，當活著的時候都顯貴榮耀，可是死了就什麼也沒有了。孔子是一個平民，但讀書的人都尊他為宗師。從天子王侯到全國談六藝的人，都把孔子的學說作為最高準則，可以說孔子是至高無上的聖人了。因此，知中華者必知孔子，不知孔子就不能真正的瞭解中華傳統文化。
可惜，到了近代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共執掌政權後，不斷大肆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孔子的思想也遭到了批判。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淪喪、人心不古、政治腐敗等醜陋現實就是中共對傳統文化破壞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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