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屈死於狂想症的囚徒——李汀

—— 與死緩犯相處的日子（一）

四川省第四監獄位於四川省瀘州市東南角，老地名叫長庚宮，是唐代大詩人李白的仙址。它依山傍水，面臨長江，金磚碧瓦，風景秀麗雄偉。聽說當年這裡暮鼓晨鐘，香火十分旺盛，求籤卜卦，許願拜神者絡繹不絕。誰能想到而今竟是關押重刑犯的鉄牢。如果大詩人地下有知，准又能寫出驚世之作：「白髮三千丈，仙宮變監獄；光頭是詩句，菩薩怎奈何？」

我是不認罪的「右派份子」，而且還是個敢於鋌而走險，數次越獄的貫逃犯。黨和人民政府為了「挽救」我，1964年從四川省看守所把我押送到這裡來改造。由於我出身成份好，是新中國第一代工人記者與作家，加之又是有期徒刑，故受到「禮遇」。他們不再打我、罵我、捆我、吊我，相反在政策範圍內處處給予關照，允許我能看毛主席的書，寫歌頌共產黨的字。

我所在的中隊是個嚴管中隊，也是監獄「重中之重」的看管對象。所謂重，兩百多號犯人皆清一色的死緩和無期；所謂嚴，任何活動都得三人一組，上廁所、洗臉、刷牙，決不准許單獨行動。我們住的地方是兩間大監舍，每間監舍有兩排木欄搭起的床，高八十公分、長一米五左右算是床。床的中間有條過道，冬天生火爐，晚上放便桶。這麼一間不足五十平方米的監房，將近關押著四十多名人犯，每人所佔面積不足一平方米，也就是我們的「家」。這個「家」，一床破被，幾件爛衣服，如果今天再搞階級鬥爭，借用它來做展覽，定是「憶苦思甜」的好教材。只可惜現在大搞「經済建設」了！老百姓要掙錢，當官的要撈錢，錢、錢、錢，已成為社會的主旋律。

由於空間狹窄，我們晚上睡覺只能頭咬尾，即第一個人的頭向上，第二人的頭便向下，俗稱「釘楔」。監舍四周是高牆，牆外再加圍牆、電網、崗樓。監舍門外有一塊小土場，砌有洋灰抹的水槽。水槽上面有6個自來水龍頭，為犯人洗漱之用。犯人白天勞動八個小時，晚上學習兩個小時（即思想改造）。每晚9點散學習，幹部清點人數，然後用鐵鎖把大門鎖牢。在這個時候，犯人可以看書或縫補衣服，算是「自由時間」。10點吹哨入睡，有積極份子值班。大小便在監舍過道擺放的便桶裡，涮涮聲，叭叭聲不絕於耳。不過解手前要先喊報告，經値斑組長允許後才能下床。

這些死緩和無期犯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歷史反革命」，他們多是國民黨統治時代的軍警憲政人員，職務地在縣團以上。他們特別認罪，開口閉口都「感謝黨和政府不殺之恩」，要不是天天寫反省、寫交待，深挖犯罪根源，要不眼睛緊緊盯住別人，如何找到立功續罪的舉報材料。不過十多年來還沒見放走一個，不過他們求生與渴望自由的希望卻不泯滅；二類「新生反革命」，泛指解放後不滿和敵視現政權的人，他們中不少人歷史和我一樣，不僅清楚而且清白，有的還是響璫璫的工人和貧下中農。那個和我同姓黃劍的漢子，只要晚上學習他准帶頭髮言說：「觪放前我是個要鈑的呌化子，毛主席、共產黨來了，我翻身當了國家主人，可我忘本變質，在三年自然災然年間總想把肚子裝飽，夥同幾個人把糧站的大米偷出來分了，還與派出所的人對著幹，成了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我有罪我有罪。」聽得出他的發言是根刺，在渲泄內心的不滿，可又沒法抓住他。，再一類是殺人犯，多是在「自然災害」年間為一碗飯，一斤糧殺人。其中農民居多，大半沒有文化，對坐牢十分心安理得，說這裡比農村好，不晒太陽不淋雨，一日三餐，每月還能吃上兩次肉，對黨和政府感恩戴德。在殺人犯中還有個別人是共產黨的幹部，多是飽暖思淫慾引發的殺妻殺老婆。他們很吃得開，是監獄管理人員的依靠對象，獄吏多用這些人來監督政治犯，每天不停地叫他們寫告密材料。在這些殺人犯中也有個別不認罪的，一個姓劉的老頭，解放前是地主長工，觧放後當過一任村農會生產委員。在一九六一、二年人吃人的時候，他吃了幾個死娃娃，以「道德淪喪，傷風敗俗」罪名被判無期，他成天嚷嚷說：「我犯的啥子罪？人家不要的，供銷社不收的，我又不是偷又不是搶，亂墳堆裡撿到的，這就坐斑房了。唉，啥子罪啊啥子罪？」

1966年春，省四監獄住地為西南警校所佔，監獄遷往南溪縣青龍嘴。記得行前我曾寫有兩首小詩：其一，風吹浪打在天涯，方寸牢籠視為家，瀘州鐵窗何所戀？會元橋畔石榴花。其二，兩年被囚長庚宮，秋風送我去青龍；不知今宵何處宿？夢裡去瀘還是蓉。唉，坐監還坐出了感情。

青龍嘴原為宜賓地區的一個勞改支隊，在押犯人多是20年以下12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勞動是在井下挖掘煤炭。原省四監獄的犯人為重刑犯，還沒有資格去挖煤炭，怕犯人借挖煤脫逃。為了安全起見，監獄裡面新砌了許多牆，第一道大牆是把死緩、無期和有期犯分隔開。然後是各中隊之間的牆。無數縱橫高低的牆，把各個中隊分離隔開，免去犯人串隊之慮。按照監規規定，犯人與犯人之間不准交談，不准串隊串監舍，違者均要受到懲罰。於是我們四監獄來的犯人全關押在新修的大牆裡，成天學習政治時事，加快思想改造。這時，正值「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已鬧得熱火朝天，轟轟烈烈，每天報紙上大版大版地登載著揭露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罪行」以及「中國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鐵證」。我們作為「帝、修、反的孝子賢孫」，只要政治運動一來，就要「聯繫實際」，進行「上聯下批」的「檢查對照」，以便「深挖犯罪根源」，早日走上社會主義「光明大道」。

在這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勢下」，一天來了一個叫李汀的新犯。他是瀘州人，鐵路病退職工，因投寄書寫「反革命信件」被處有期徒刑20年。他年約四十多歲，中等身材，一張白皙的南瓜臉微呈浮腫。他走路蹣跚，兩腿不靈活，像在看守所被人毆打過。他穿著鐵路上特有的呢制服，外罩一件深藍色大衣，頭上的呢絨解放帽蓋著那雙遲鈍的、缺少光澤的眼睛。大凡初從看守所來監獄服刑的人，一放下被捲就想買「進口貨」（指吃的東西）。因為看守所每月22斤囚糧，一日三餐為「233」，（即早晨2兩稀飯，中午晚上各三兩糧食，）又無油暈，根本吃不飽，又不准買食品，在那裡最難熬的就是飢餓。很多人熬不過，向預審員說：「你快判我吧，什麼我都認。」預審員不動聲色地笑笑： 「那就快坦白交待吧。」「我交待，我交待，讓我吃頓飽飯槍斃都行。」「好」預審員打開風門，將一疊白紙扔進來：「再不老實，關你三年再提審。」飢餓，可怕的飢餓，好多硬漢在它面前低下了頭，乖乖地屈招屈認。我在一首詩中曾寫道：「糧食如血潤生命，飢餓似刀絞殺心。做人若有牛本領，定將草墊嚼來吞。」

我是學習組長，凡新入監犯人都要逐個進行登記，首先問他購買什麼生活用品，以及吃食之類的東西。他很傲氣，自個兒安頓行李，看也不看我一眼說：「不買，什麼也不買」。我很奇怪，登記時見他入監存摺上有一千多元人民幣，卻不買點吃的，難道在看守所裡沒有餓上肚子，於是好心地提醒：「我們一星期只登記買一次東西，錯過了時間就得再等一個星期。你不想買點吃的東西？」他直著腰，一動不動地盤著雙腿，冷漠無情地坐在床上回答道：「國家有囚糧供應，還買什麼東西吃。」我不再理睬他，認為他是個寧願舍命，不原舍錢的吝嗇鬼，你留著墊棺材吧。我生氣地舉步欲走，他突然叫住我：「餵，給我買套《毛澤東選集》，另外給我訂份《人民日報》，如果有馬克思、恩格斯的書也買幾本。」我懵了，真不知這個初來乍到的犯人是個什麼人？縱然掙表現，也太過份了吧？此後他除吃飯解便外成天坐在自己床頭，聚精會神，看書看報專一極了。他既不說話，也不與人說話，更不向人打聽監獄情況，縱然下床也是一個人在規定的活動範圍內兜圈子。他總是兩手插在大衣口袋裡，移動著那雙不太靈活的腿，蹣跚地默默地走去走來。「這人真守監規」我心裏這樣說。

#p#按照監獄規定，初入監的犯人，要學習一個月時間，才能算正式入監。學習分為三個階段：一、監規；二、認罪；三、形勢。在學習監規的三天中，他發了一次言，精簡扼要，條理清晰：「我尊重國家法律，我遵守監規。」在學習到「認罪」上，他卻語驚四座，叫人聽得心驚肉跳。我作記錄的手竟不敢落筆。

「我沒有犯罪，我發現了馬克思、恩格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沒有發現的絕對真理。我把這個絕對真理寫成了一本書叫《世界大同綱領》，寄給世界和平理事主席路易賽揚，目的是用它來解決世界爭端問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造福人類，造福子孫後代。」

他坐在矮登上，雙手壓著膝蓋，面對燈光神情肅然，表態凝重，沒有一點做作，沒有一點粉飾，一字一板，鏗鏘有力，好像一個演說家，在向人做報告；又像一個教授，在向人傳授自己的知識。在座十多個犯人，人人聽得傻眼，個個聽得皺眉，大家目不轉睛地看著他。我心裏為他捏著一把汗，很想提醒他：「你發瘋啦，這樣打胡亂說，不挨批、不挨斗、不加刑才怪。」出於好心，於是糾正道：

「李汀同改（犯人互稱同改），不要走題，要檢查罪行，深挖犯罪根源。」

他不屑地瞪我一眼說：「我犯什麼罪？我根本沒有罪！我早就對審我的預審員說，你們審判我是錯誤的，判我20年有期徒刑更是錯誤的。列寧早就說過，有時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我發現的真理是絕對真理，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沒有發現的真理，所以說是絕對真理，當前世界很不安寧，處在冷戰時期，隨時都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赫魯曉夫很明智，轍走了設在古巴的導彈基地，肯尼迪很英明，化解了加勒比海危機，不然人類早已毀滅。我要授予肯尼迪為國際和平戰士，授予赫魯曉夫以明知智的勛章。但我認為世界矛盾根本的解決，必須要實現我寫的《世界大同綱領》。所以我把此書寄給了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路易賽揚，這是犯罪嗎？這是我對人類的貢獻，我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章。」

「瘋了，瘋了，簡直瘋了」我心裏自個兒說，不知該不該把他說

的話記下來？坐在一旁的管教幹事提醒我：「你把他說的話盡量記準確一點，既不要減少，也不要增加。」

我唯命是從，尊令執行。

當天晚上學習結束，管教幹事立即叫我把他的發言整理出來。我知道這份材料的份量，有點不願為之，便道：「管教，我看李汀有點像神精病，不然怎麼打胡亂說到如此地步。」管教想也不想，似笑非笑地說：「他瘋嗎？他有神精病嗎？他的神智，他的思想，比哪個人都清楚，這叫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牛鬼蛇神要跳出來表演，你阻擋得了嗎？你還得加強學習啊！」

此後幾天學習，李汀有增無減照樣臉不紅、耳不熱地說下去。我真想不通，他真的不知道危險，非要往死亡道路上走。按一般常識講，人的本性都是避險趨吉，誰也不願睜著眼睛跳崖，除非是瘋子瞎子。李汀不瞎不瘋，一切正常，卻要向死亡道路走，這到底是為什麼？我真有點想不通。

學習第三階段是「認清形勢」，他說得更神了。在談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他公然在會上批評起毛澤東來。他面對火爐，兩手在火苗上不停地伸縮，以一種不快不慢的口吻說：「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看方向有問題。他把當年跟他一起鬧革命的同志一個一個地打倒。過去常說：‘學習學習再學習，三天不學習跟不上劉少奇’。現在劉少奇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鄧小平也成了‘第二號走資派’。過去保衛他的羅瑞卿卻竟是‘叛徒’，這叫人相信嗎？我早就說過，要警惕扒手，現在毛澤東身邊就有了扒手，要注意啊！我建議盡早結束這場革命，先搞好生產，讓人民吃飽穿暖。」

他說的確不是瘋話，十分在理。在那個年代敢於這樣講，需要勇氣。我也「不認罪」，也不同意這場「大革命」，卻不敢表露，只能深深地將不滿埋藏在心中，刻在骨頭上：「 血雨山河千萬重，小窗闌雅聽腥風，隔牆借問榮枯事？笑指樓臺夜半鐘。」

李汀的各種發言材料，一篇篇地送到管教股，上面很快對他作出批鬥打擊的決定。

批判鬥爭大會在中隊大監舍一字兒排開，兩百多號犯人依次而坐。會前，中隊作了動員大會，號召在押犯人要勇於揭發批判，要和堅持反動立場李汀劃清界限。並說，這是改造和反改造的鬥爭，也是罪犯靠攏黨和政府的表現。長期被關押的犯人，由於天地狹窄，缺吃少穿，生活單一，致使心理髮生變態。他們不僅希望早日離開這兒，也希望有機會表現自己的存在，更希望靠攏政府取得幹部的信任。他們成天溜著眼睛搜索，拉長耳朵探聽，只要認為可以有一丁點立功的機會，就會立即加鹽加醋的向政府舉報，把無說成有，把小誇成大。恨不得把別人送上斷頭臺，然後自己從狗洞中爬出去。他們視禮義為「教條」，視恥辱為「光榮」，出賣人格，出賣良心，如果他母親和他關押在一起，甚至會去出賣母親的貞操，這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現在政府幹部組織犯人斗李汀，等於把一隻稚弱的羊羔拋向群狼，讓大家去分割、去嘶咬。鬥爭會還未開始，犯人們就自告奮勇地背語錄、呼口號、聲嘶力竭，惟恐不被幹部聽見。

「階級鬥爭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把頭低下，把腰彎下，狗日的反革命，你還抗拒哩！」叭，一記響亮的耳光，李汀右臉留下五個粗粗的指印，右嘴角淌出了紅殷殷的血。出手的是個刑事殺人犯，他因搶到了立功機會，雙頰因興奮而紅得發紫。

#p#李汀不驚不懼，態度十分鎮靜，仍昂首挺胸地站在那裡，好像是棵不倒的青松。

「你有沒有罪？」

「沒有罪！」李汀靜靜地回答。

叭，又是一個耳光，李汀左嘴角淌出了紅殷殷的血。出手的是另一個刑事殺人犯：「跪下，你給老子跪下。」

不少刑事犯怕失去表現機會，紛紛湧到前排，拖的拖，拽的拽，壓頭的壓頭，扭腿的扭腿，強行地把李汀按跪在地上，未等他分說，如雨的拳頭，上下翻飛的巴掌，遮去了身穿呢衣的李汀。我心裏很痛，想合上眼，不去看這血淋淋的暴力一幕，但眼卻合不上，仍是拳頭，仍是巴掌，仍是野獸的咆哮。

「肯尼迪是不是和平戰士？」有人在厲聲問。

「是！」回答得很果斷。

「赫魯曉夫是不是明智？」

「是！」回答的很乾脆。

「你狗日，反革命」。不論怎樣打，怎樣鬥，李汀就是不改口。你能說他是瘋子，有神精病？不，他是條漢子，鋼鑄鐵打的勇士，誰人能比上他？看來他是不會低頭的，管教幹部怕打出人命，來了個巧妙收場：

「李汀是個頑固不化，堅持反動立場，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份子，現在再給他一個機會，讓他下去好好反省。」他不待李汀回答，即宣布散會。

李汀帶著殷殷的血，帶著紅紅的傷，也不呻吟，也不聲辯，拖著他那不靈活的雙腿，蹣跚地一步一步走回監舍，走回自己的床頭。在他爬床的時候，臂部外露，現出一塊一塊被打的紫癜。他好不容易坐上床，藉著燈光，又直腰盤腿坐在床頭看書看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

李汀的批鬥會開了三天，也就是打了三天，他仍是那樣，不改口說個不字。我同情他尊重他。為了收場，管教股改變鬥爭策略，專門組織一批能說會寫有文化有知識的犯人和他交鋒，目的是要駁倒他的謬論，要他向人民繳械投降。我參加了這場批鬥辯論會。批判辯論會的地方在中隊部小會議室，參加人數加管教股和中隊幹部不足12人。會議由管教股龔股長親自主持，他年約三十五六歲，細條個子，瓜子臉，小眼睛，音低語細，屬於「溫和派」類型的幹部。他開宗明義宣布開會，特別強調今天的會是辯論會，是以理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擺事實、講道理、談觀點。目的是要讓李汀低頭認罪，懸崖勒馬，不要戴著花崗石腦袋去見上帝。

會場很靜，靜得來掉顆針在地上都能聽見聲音。龔股長講完話後，溫和地衝著李汀問：

「你說你沒罪，你發現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沒有發現的絕對真理。你這個絕對真理到底包含了哪些內容，又怎麼付諸實現？」

李汀直直地坐在矮板凳上，窗外陽光折射著他一身藍呢中山服，那張白皙浮腫的臉頰上呈現著一條條指痕的紋印，只是嘴角上沒有殷殷的鮮血。他神情凝重目不視人，十分仔細地聽龔股長的講話，然後清清嗓門，平靜地說：

「我長期觀察研究世界，發現二戰後，各國都在拚命儲蓄武力，特別是美蘇兩大陣營已發展到火水不容的地步，各自拚命製造生產核武器，這些核武器已發展到可以毀滅全球和全人類。中國的反修鬥爭造成了中蘇裂痕，削弱了社會主義陣營和美國對抗的力量。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機能夠化解，是赫魯曉夫權衡了自己的力量，主動從古巴撤出核武器，所以它是明智的，有功於人類，而不是什麼修正主義。中國總想通過階級鬥爭來擴張自己，而不知道當今世界是以實力來排列名次。我認為要解決世界各種爭端，就必須通過和解、交流、信任、來實現世界大同，所以我寫了《世界大同綱領》寄給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路易賽揚。只要這個綱領一發表，就能消除世界冷戰格局……」

他思路明晰，吐詞清楚，有條不紊，言之成理，好像他不是來接受批判鬥爭的，他是來向在座人們講解自己一套成熟的世界理論的形勢報告。龔股長瞼上閃過一絲輕蔑的微笑，岔斷他的話，語氣略帶諷刺意味：

「只要你的《世界大同綱領》一發表，世界冷戰格局就可以消除，這就是你的‘絕對真理’？不過你還未講清楚，怎麼一發表，就可以消除冷戰？是不是再說具體點。」

李汀白哲微微浮腫的臉上，充滿自信，此時有種不易為人察覺的喜悅。這種喜悅通常出現在一個佈道者認為他的觀點以為對方接受的時候，才有的那種樂滋滋地感情。他深思片刻，十分認真地拿出一套早已成竹在胸的方案說：「我的《世界共同綱領》一當發表，會立即引起各國政要注意，我抓住這個機遇，首先開個國際性的圓桌會議，商訂解決世界各種爭端……」

「到底世界哪些政要參加你的圓桌會議呢？」龔股長劃上火柴點燃香菸，一口一口吸著，然後吐出一個一個圓圈玩味著，顯得十分有興致，提出新的問題問。

#p#「美國約翰遜、英國艾登、法國戴高爾、蘇聯赫魯曉夫、中國應該是毛澤東出席，如果他工作忙 ，可由周恩來代替，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路易賽揚也應參加。」李汀一本正經，如數家珍，世界各國政要一個一個從他口中滑落出來。

「那你參不參加呢？」

「我是會議的發起者和組織者，當然要參加。」

「你怎麼去呢？」

「坐飛機」

「監獄沒有機場，飛機不能起降怎麼辦？」

「現在科學發達，有直升機。」

與會者有的捂掩嘴低低笑了起來，他卻不笑，仍直腰挺胸坐在那裡，繼續作他的報告。

用幹部話說，李汀是個不堪改造的份子，是個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反革命，無論你怎樣鬥，怎麼打，無論你大會小會，也不管你是軟是硬，就是沒有一個錯字，仍繼續大講特講他的「絕對真理」理論。對他批判鬥爭失敗了，不久他被砸上腳鐐，關進小監反省。

小監又稱「監內之監」專為「不接受改造」或「重新犯罪」人犯準備的，享受「吃住一體」的單獨待遇。那裡方圓不足盈尺，無燈無光，無書無報，成日獨身面壁思過。聽說不少人在裡面關死關傻，如想重新出小監，不加刑也得記過，這是共產黨「懲前毖後」的救人方法，也是無產階級專政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

不久監獄幹部分為兩大革命組織，「溫和派」被「造反派」打倒，我失去關懷依托，調到井下推煤車。我負責第二段巷口，在上下絞車之間，兩人合推一車，每天大約要推十多車，每車重約2噸。重車是下坡，不太費力氣；空車是上坡，很是費力。我大約在井下推了一個多月的煤車，此時李汀放出小監，也調來推煤車，而且同一小組。煤炭中隊是「造反派」掌權，政治犯很少，犯人個個五大三粗，打人致殘的事屢見不鮮。幹部公然說：「我們這裡要武鬥不要文鬥」。

李汀推煤車比我出力，赤著上身，穿著一條短褲，拐著兩條腿，賣力極了。回推空車是上坡路，他伸直雙臂，前胸快貼著地平線，從不偷姦耍滑，認真極了。還有，他在任何時候，不與人私下說話，更不違反任何監規，真算個模範守紀遵規的犯人。每推完一趟煤車，有十多分鐘的間息時間，我們都坐下來休息喘氣，動也不想動一下。他卻有用不完的力氣，拿起小條帚，沿著鐵軌，把煤車因震動而灑下的煤屑，一丁點一丁點地拾掇起來放回煤車，幹得津津有味，一點也不勉強。一次，我笑著忍不住地說：「拾起那一星半點有什麼用？」他揚起白皙微浮腫的臉，泛起小小的不太光亮的眼睛，瞪我一下說：「恩格斯說：‘勞動創造人類，勞動創造財富 ’。既然我們用勞動創造了財富，為什麼不去愛惜它？你不感到可惜了」我噎住了，怔著臉回答不上，心裏低低罵道：「假積極，你就立功了。」

不知是他吸取了上次批鬥關小監的教訓，還是因為推煤車太累，在每晚學習會上他坐在一旁再未發言，我很是為他慶幸一陣子。但不到十天，他故態復萌，老調重彈，大講特講他的「絕對真理」。

「真他媽的，死豬不怕開水燙」。心裏低低罵，卻不敢公開阻止。第二天借同推一輛煤車的機會，我好心地提醒他：「李汀，你勞動好，又遵守監規，為什麼一到學習會你就打胡亂說，這樣會吃虧的。」他聽後立即反駁我：「我們觀點不一致，世界觀也不同。」我不願和他爭論，要是幹部知道了會說我為他「出謀劃策」。

我真為他擔心，可是擔心又有什麼用呢？要是再開鬥爭會一定打殘他。這裡沒有開他的鬥爭會，幹部卻叫聽過他發言的犯人，寫成檢舉材料，然後簽名蓋上手印，送到監獄軍管會。三天後他被錘上腳鐐，戴上手銬，四個解放軍押著，一輛汽車把他載走了。

半年後，我在四川省宜賓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殺人的佈告上看見了李汀的名子，罪名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專政」和「為帝修反歌功頌德」。我默默地反覆地讀著殺人佈告，心裏沉沉似語非語地說：「李汀死了，李汀死了……」。

一年後監獄「溫和派」重新掌權，余繼發中隊長調到監獄醫院作院長，他為瞭解脫我，也調我到醫院當護士。在這裡，我認識了一位有學問的老醫生。他叫車玉生，是原重慶市第二人民醫院外科主治醫生，私下談起此事，他聽後說：「這是一種病，一種病。」

「什麼病？」我不解。

「在醫學上稱為‘狂想症’。」他說：「在疾病的分類上，醫學上大體為兩大類：一類為器質性的疾病，一類為官能性的疾病。器質性的病變泛指人體某個器官出現了異樣，諸如感染、變形、阻塞、傷害等，簡言之，就是人體某部位發生和出現了實質性的病變，能通過各種科學檢測手段檢查出來。官能性病變泛指人體無任何實質性病變，各種檢查手段也檢查不出來，但病人卻有各種病兆反映，諸如疼痛、嘔吐、眩暈、呼吸困難、心動過速、語言異樣等等。此種情況，醫學上通稱為官能症，即一般說的精神病。狂想症是精神官能病的一種，患這種病的人一切正常，但他的病兆主要表現在精神狀態上，他總是認為自己是天生的‘偉人’，一切與眾不同，他所說的話就是‘真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絕對正確的’……」

「這犯不犯法？」我岔斷問。

他笑了：「在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存在犯法一說，患這種病的人縱然燒了房，殺了人，也被稱為無責任能力，但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特別在今天，當然不允許。」

我默默地聽著他的剖析，心裏楚楚，感到特別壓抑，兩行冷澀的淚，滴在我的囚衣上，我似乎在說，又似乎在發問：「李汀，你知不知道，你是死於無罪的狂想症啊！」

作者為成都日報社退休幹部，居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