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陳景潤是媒體報導成功的

人物週刊：您在研究卡拉比猜想的時候非常年輕，才27歲，評上教授時也非常年輕。
您能想像以您這樣的年紀在中國大陸能評上教授嗎？

丘成桐：假如是像現在這樣幾個學霸在管事情，我覺得評不上。

人物週刊：要打破對年輕人才的束縛，有什麼好辦法？

丘成桐：中國的事情，我沒有辦法講。我只能提供意見，領導接不接受，教育部接不接受，是他們的事情。我身為一個海外來的學者，我只能談我的看法。

人物週刊：那您認為學霸、學閥是怎麼形成的？

丘成桐：既得利益者互相包庇形成的。

人物週刊：但同樣是在中國，為什麼過去比如西南聯大時期沒有現在這種現象？

丘成桐：學霸是第二、三流的學者。西南聯大是第一流的學者。

人物週刊：第一流的學者中就不會出現學霸嗎？

丘成桐：也不是，但第一流學者的人數多了就不會這樣。我講的第一流的學者，是還在學術前沿工作的第一流，很多一流的學者，不在前線工作了，不曉得最前沿的工作是什麼東西了，二三十年之後也會產生同樣的現象。

西南聯大時期，很多年輕的學者，包括華羅庚先生、陳省身先生等，本身都是第一流的，又都在最前線工作，你是第一流的學者，你在熱情做學問的時候，你不會想搞第三流的學問，你不會允許寫第三流文章的人在你面前胡扯八道。一個人可能制止不住，人多了就可以制止得住。

人物週刊：在中國，從官員變為院士的現象很常見。

丘成桐：坦白地說，我不在乎官員能不能做院士，我覺得既然做官就不要做院士，因為權力會影響他做院士。可我寧願有學問的官員去做院士，好過不學無術的人去做院士。

在中國還有一個現象是，先當校長再當院士，而不是先當院士再當校長。我坦白地講，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夠的金錢，你去賄賂。讓選你的院士得到好處，好處多了以後，他會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這個事，國內也有很多人做這個事。

人物週刊：那美國呢？

丘成桐：美國你想做也做不了。

人物週刊：為什麼？

丘成桐：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雖然有兩三個不見得那麼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學問。中國，用金錢名利來引誘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覺得羞恥。有些學霸在很多的評獎委員會中做主席。他給你一個獎，說讓你去選其他的人做院士。誰把持了經費，誰把持了評獎的能力，他就有這個影響力。

人物週刊：那您認為怎麼去打破這種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來，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廢除，這是周光召講的，不是我講的。王選是兩院院士，他也寫過文章這麼講。一個群體，假定是最高學術水平的一個群體，結果60%都名不副實，這個團體存在有什麼意義？

美國科學院院士是一個很有能力的團體。基本上90%以上都是有能力的好教授，他能替整個社會、政府、學術界做很多事情，是真的有影響力、有公信力的團體。現在我國的院士，你去找一個在學術最前沿做的有學問的年輕人，問他對院士的觀感？

評審制度不健全是中國學術界最大的毛病

人物週刊：楊振寧先生認為中國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要比美國的強。
您覺得呢？

丘成桐：這是他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從我的經驗中來的，在國內國外、我教過的本科生、研究生給我的感覺。楊先生他可能有比我更豐富的經驗，我不清楚。

人物週刊：楊先生還提過一個有趣的觀點，中國的科學不能夠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周易》的影響。他還有一個推論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利於現代科學的發展。您認為中國的文化能不能催生出偉大的科學家？

丘成桐：楊先生是個偉大的科學家，楊先生是本科時候才出去的，他也念過《易經》，念過很多中國不同的古典文學，他為什麼覺得中國的年輕人不能成為偉大的科學家？我覺得不合理。

人物週刊：那您的觀點呢？

丘成桐：楊振寧、陳省身、我，都是在中國傳統文化這個氛圍中長大的，都很享受這種文化，學問都做得不錯。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我們現在的年輕人把做官賺錢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求名求利比什麼都重要。無論楊先生也好，陳先生也好，當年出國的時候都抱著一種熱情，就是想做學問，所以做成功了。我們年輕人如果能做到這點，我擔保他們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

人物週刊：中國現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時間會用在搞項目、拉關係上，學校支持他們拿錢來評院士，同時也鼓動他們再拿院士的頭銜拉項目，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丘成桐：教育部要評大學好不好，第一個問題就問這個學校有多少個院士，沒有院士就好像天塌下來一樣。而不問學問做得有多好，這是很奇怪的現象。這還是教育部，省跟市裡也用這個方法來評議。整個評審制度不健全是中國學術界最大的毛病。

中國不願意改變這個評審制度，批評制度的人自己都不想改變這個制度，這個制度改變了會打擊他本人的好處。當你講這個制度要拿去給全世界最好的學者來評審時，你本人參與的只不過其中一小份，你就怕自己不能操縱整個學術界跟著你走。

人物週刊：在您看來理想的評審制度是什麼樣的？

丘成桐：公平。評審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麼學術問題都能夠解決。

人物週刊：怎麼做？

丘成桐：很簡單。找一批第一流的學者，最前沿的，成立一個委員會，共同來討論，不費吹灰之力就會有結果。哈佛是這麼做的，全世界都在這麼做，但中國不願意做。不做，因為不願損害既得利益。

假如我講錯人任何一句話，我公開道歉

人物週刊：2005年，您對北京大學數學學院有尖銳批評，對於北大的辯解，您稱他們是「文革」作風，難道您不允許他們辯解嗎？

丘成桐：你去找全世界一流的大學，會不會有一個大型的conference(會議)，討論的是某個人的私人事情？(學校)可以公開討論學術問題，比如卡拉比猜想的證明有錯，或說丘成桐的學問有錯誤，我可以跟他辯論，他們是造謠生事！但問題不在造謠生事上，問題在——大學可不可以開大會來聲討某人的個人品德？！

人物週刊：有人認為您和北大數學系的爭論是書生意氣，您怎麼認為？

丘成桐：我不在乎他們怎麼講。
我講的是整個學術界的毛病，我也不認為我講的這些話不會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攻擊。他們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是學霸，我從沒期望他們不攻擊我，所以我不在乎。

人物週刊：丘先生，這麼多年來您為中國數學學科做了許多事情，您覺得您的付出值得嗎?

丘成桐：我從來沒在乎過付出值不值得，我做我良心上應為、值得做的事情！可能卡拉比猜想我做一輩子也做不出來，我不在乎，我只做自己認為應該去做的事。

人物週刊：那您認為自己該做的事情也包括這次和北大的爭論麼？

丘成桐：我坦白講，北大(數學系)的教授們也好，XX也好，他們的數學水平是第三流的，頂多是第二流的，跟我是沒有辦法比較的。我為什麼要批評他(們)？希望要替中國普羅大眾裡的年輕學者，讓他們有出頭的機會。

北大、XX都不值得我去批評。我是為了保護年輕有為的學者，希望他們能夠為中國做些事。假如不是看到幾十年來青年學者每況愈下，因為受到他們的影響而不能良好成長，我就不會講這個事。我願意替他們說幾句話。

人物週刊：您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很深造詣，而且您經常回國，對國內的情況也很瞭解，可為什麼您會用這麼直接、不中國的方式來講話？

丘成桐：我批評過北大，過了很多時候，他們還是不改變，實在是讓很多年輕人受了打擊，受了苦。至於XX，我警告過他。我親手寫信，寫至少十次信給他勸他不要這麼做。我親眼看到很多青年學者受到他的打擊，我用什麼方法來表示？沒有用，你讓我怎麼辦？我寫信給他，這是五年前、七年前的事。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這是我親自教導的學生，他的成長、成名都是我一手帶起來的。

人物週刊 ：那您不該為他的現在負責？

丘成桐：當年我不該這麼提拔他，看到他現在做得這麼糟糕，我覺得自己有責任，所以我警告他，我親自警告過他很多次了。但他還是一意孤行。

　　媒體沒有資格來批評學者的成就

人物週刊：在中國數學家裡面最有名的是華羅庚和陳景潤，尤其是陳景潤，人們都覺得他只會數學。
您的業餘生活呢？最大樂趣是什麼？

丘成桐：什麼我都有興趣，看書看史。三教九流的東西我都看。運動方面，我游泳。

人物週刊：如果您一直留在香港，會有這樣的成就嗎？

丘成桐：當然不可能。

人物週刊：為什麼揭穿皇帝沒穿衣服現實的人往往是香港學者、海外學者？

丘成桐：這不是香港學者或海外教授的問題，我們看到的事實，大陸不願意接受，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現象。我不曉得怎麼解釋。從真正的科學成就來講話，在數學方面，改革開放二十年來，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學問？我找不出。所以中國的科技要進步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我在美國科學院一個很重要的委員會裡，討論要在亞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國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個。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見，也是整個委員會，包括很多美國海外院士的意見。你要問我為什麼？我想是中國的學術水平實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堅持要說能比得上，那我實在沒辦法。

人物週刊：前幾年中國搞大學合併，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您怎麼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質，無論合併大學也好，招收研究生數也好，產生的論文數量也好，絕對不是培植第一流學問、學者的方法。這種機制沒有，中國學問永遠做不出去。

人物週刊：如果您沒有攻克卡拉比猜想，您覺得您現在有底氣說這些話嗎？

丘成桐：我當然有這個資格。除了卡拉比猜想，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是第一流的。國內認為陳景潤是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學者，事實上他不是，我們很看得起陳景潤，可是你講他偉大，絕對不是偉大，是媒體報導成功的。

人物週刊：您認為媒體和學者的關係是怎樣的？

丘成桐：媒體沒有資格來批評學者的成就，坦白說就是這樣。因為它不懂。一個好的學者會很慎重，我有的學問做得好，有的學問做得不好，我不用人家來批評我，我也不用人家來吹捧我。我不在乎(我自己知道)。

譬如陳景潤，造成整個數學界學數學的時候，以為陳景潤的歌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偉大的問題，事實上不是，在美國沒有人在乎歌德巴赫猜想，你問做數論的人。是媒體誤導成功的。所以我坦白講，媒體沒有資格來評論一個大學問家的成就。我們同行曉得誰有資格來批評，有些教授有資格批評我，我也很虛心，我認為對的我都接受，我一個很好的學生、懂我的學問的來批評我，我也願意接受。他不懂得我的學問來批評我，我不接受。美國的媒體就不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