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靈附體 禍害中華（16）
1969年，福建知識青年響應毛澤東號召離開城市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自從中共在中國農村非法建立所謂的革命根據地以來，由共產邪靈附體掌權的地方，就出現了所謂的三農問題！即；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中共政權在華夏大地非法建政以後，共產邪靈附體把中國農民整治成了次等公民。這些在三農問題中一直苦苦掙扎的次等公民們，許多地方生存環境之惡劣，是許多人難以想像的，而成千萬的來自城鎮的知識青年卻一下子被共產邪靈附體安排到次等公民惡劣的生存環境中，成了要受次等公民教育的物件，這當中生存環境變化之大，反差之大，對許多來自城鎮的知識青年和其家庭都是一個傷害。到鄉下以後，許多知識青年衣食無著，生活困難，長期需要家長資助。家長在城裡擔心，知青在鄉下不安心。糟蹋了一代人的寶貴光陰。死於非命或慘遭姦淫的男女知青數不勝數。尤其是女知識青年遭受的苦難更深重。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縣首次由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全縣數萬知青展開大規模競爭，最終有七十餘人獲得這天大的幸運。在進行上學前體檢時，婦科檢查的醫生驚訝地發現，七名女知青沒有一名是處女，而且幾乎全都不是陳腐性裂痕。她們都是在招生通知發下以後失去貞操的。
女知青們是以肉體為代價換得一張離開農村的通行證的。
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國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包括所謂回鄉知青）達數千萬之眾，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這上千萬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姦污的其實無法統計。大部分被侮辱過的女知青都不願暴露真實情況，因為中國的倫理道德將使失去貞操的年輕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會壓力。 」 （《女知青慘遭蹂躪實錄--被忘卻了的故事》）
上山下鄉運動搞得華夏大地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中國的知青在苦難中掙扎求生的過程中，有的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
在「文革記事：我與鄰居趙老漢的故事」中，郭冬寫道；「1970年冬， 我被選進大隊領導班子，被分派去管清理階級隊伍工作。老實說，我不情願幹這種差事。我知道，我先天不足，家有海外關係，掌管我檔案的「旗安辦」說不定暗暗把我當成階級異己分子。可大隊書記說我識文斷字，大隊委員中除了我再沒別人能幹這種事。」
郭冬的這個記述相當有普遍意義，在共產邪靈附體的利用和操控下，有的知識青年在農村對農民是有罪過的，其中有一種罪過是參與了對無辜農民的殘酷鬥爭，
尼斯勒在題為：「我家全是‘內人黨’」文章中寫道：「就在幾天前，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文革系列節目，一個當年去內蒙古的北京知青接受採訪。他說蒙古人就知道幹活喝酒，喝酒幹活。他偏偏徊避了文革挖「內人黨」。許多知青當年都是兇惡的打手，卻鮮見有人出來懺悔。」就是又一例。
再就是以知識青年為主體組成的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參與了向農民灌輸共產邪教的邪理的犯罪行為，是有罪過的，作者當年就犯有這類罪過，在此，向受過我無意中傷害的人懺悔，謝罪，請你們原諒。
在農村，農民們告訴了知識青年們共產邪靈附體的許多惡行，暴行，在大躍進的時候，共產黨命令他們聽任成熟的莊稼爛在地裡，卻去把樹都砍光煉鋼。為了顯示幹勁衝天，在數九隆冬還強迫他們光著膀子去修堤筑壩，連十七、八的大姑娘都不許例外。接著，在隨後的三年裡，成千上萬的人活活餓死！如果你問一個老貧農或者老下中農，他這一輩子日子過的最苦的年月是什麼時期，他會毫不猶豫的告訴你：是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飢荒時期，而這所謂的三年大飢荒實質上是由共產邪靈附體一手導演出來的。另外，許多知識青年在農村都親眼所見和親身經歷了中共的許多農村幹部們無法無天、為非作歹的流氓行徑。這些，都使他們對中共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信仰。產生動搖。而這種動搖發展下去，將動搖共產邪靈附體統治的根基。而這是共產邪靈附體所不願看到的。 另外，隨著時間的推移，知識青年們和他們的家庭越來越難以承受共產邪靈附體強加給他們的這種災難，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為了緩和這種社會矛盾以及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共產邪靈附體安排了這樣一件事：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收到福建省莆田縣上林公社一位叫李慶霖的小學教員寫給他的一封信，在這封長達2000多字的信中，李慶霖陳述了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毛澤東讀了這封信後，當即給李慶霖覆信。原文是：「李慶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當時，這封信經中共的宣傳機器和各級組織的宣傳，幾乎是家喻戶曉，成了為毛澤東唱頌歌的一個重要物件，是共產邪靈附體欺騙中國民眾的一個罪證。
毛澤東寫這封信，似乎在表白他對下鄉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不知情，實際上是在玩貓哭老鼠的遊戲，他不正是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的始作俑者嗎。許多知青，許多中國人為毛澤東拿出自己稿費中的300元給李慶霖而感動得不得了，有人寫道：「人們跑到李家爭相摸毛主席寄來的人民幣，深情地叮囑：「不要花了這些錢，這是毛主席的錢，要用紅紙包起來，傳給子孫後代。」
如果他們知道毛澤東當時的稿費積存已達一千多萬元，給生活條件優渥的章士釗，程思遠每人十萬元，給江青三萬元，就不會這樣激動了。
通過對毛澤東這封信欺騙性的宣傳，共產邪靈附體加強了知青和他們的親屬們對毛魔的迷信；又通過所謂的招工、招干、招兵、招生等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名義逐步返回城市。回城之門剛剛打開一道縫，知識青年就迫不及待地使出渾身解數往城裡擠。緩解了當時的許多尖銳矛盾。使許多當年的知青至今都沒明白自己所受的許多苦難都是共產邪靈附體造成的。
但是，由一部分知識青年至今還待在農村未回城鎮。
1978年，紅衛兵組織宣告完結，1980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宣告終結。
長達十多年的所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對中國民眾，尤其是對那個年代的青少年的傷害是非常深重的。自中共人為的製造出「三年大飢荒」，導致四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以來，中國大陸大部分民眾就長期處於一種半飢餓狀態。當共產邪靈附體利用青少年作邪兵打、砸、搶、燒、整人、殺人時，在物質供給上，當時的紅衛兵們是得到共產邪靈附體組織支持的。例如，在所謂的紅衛兵大串聯期間，紅衛兵們坐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盡顯黨衛兵的特權、優越感。同時，也使他們產生了一種目空一切的邪氣，而這種目空一切的邪氣，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被共產邪靈附體利用去害人，反過來也可以傷及共產邪靈附體本身，這一點，在上文中已有提及。將紅衛兵們作為所謂的知識青年交給次等公民進行所謂的「再教育」時，其目的之一就是阻止這種目空一切的邪氣反傷共產邪靈附體本身。當昔日衣食不愁、目空一切、整天算計著打、砸、搶、燒、整人、殺人的黨衛兵們，被共產邪靈附體用黨衛兵這種方式利用之後，又作為知識青年這種方式被利用時，這些人生存的條件就大幅下降了。他們得為填飽肚子、為維持起碼的生存條件去算計、去操勞，甚至去傷害他人。像動物一樣的為生存去奔波、去爭鬥。被迫失去了、忘記了天賦人權、作人的尊嚴。罹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可以說，有許多昔日的紅衛兵，當年的所謂的知識青年，如今生活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工人。農民、市民、幹部等，罹患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而不自知。萎縮了人格、喪失了尊嚴的生存著。但他們中的許多人讀了《九評共產黨》之後，開始了生命真正的覺醒，清除共產邪靈附體對他們的毒害，紛紛鄭重聲明退出曾經受騙參加過的共產黨和共產黨的其它組織。在退黨、對團、退隊的解體中共的時代大潮中做出了自己正確的抉擇。。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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