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16）
1969年，福建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号召离开城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自从中共在中国农村非法建立所谓的革命根据地以来，由共产邪灵附体掌权的地方，就出现了所谓的三农问题！即；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中共政权在华夏大地非法建政以后，共产邪灵附体把中国农民整治成了次等公民。这些在三农问题中一直苦苦挣扎的次等公民们，许多地方生存环境之恶劣，是许多人难以想像的，而成千万的来自城镇的知识青年却一下子被共产邪灵附体安排到次等公民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成了要受次等公民教育的物件，这当中生存环境变化之大，反差之大，对许多来自城镇的知识青年和其家庭都是一个伤害。到乡下以后，许多知识青年衣食无着，生活困难，长期需要家长资助。家长在城里担心，知青在乡下不安心。糟蹋了一代人的宝贵光阴。死于非命或惨遭奸淫的男女知青数不胜数。尤其是女知识青年遭受的苦难更深重。
“一九七二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医生惊讶地发现，七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女知青们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零年，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所谓回乡知青）达数千万之众，其中有一半是女知青。在这上千万女知青中，遭受色狼奸污的其实无法统计。大部份被侮辱过的女知青都不愿暴露真实情况，因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将使失去贞操的年轻女性受到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 （《女知青惨遭蹂躏实录--被忘却了的故事》）
上山下乡运动搞得华夏大地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中国的知青在苦难中挣扎求生的过程中，有的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
在“文革记事：我与邻居赵老汉的故事”中，郭冬写道；“1970年冬， 我被选进大队领导班子，被分派去管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老实说，我不情愿干这种差事。我知道，我先天不足，家有海外关系，掌管我档案的“旗安办”说不定暗暗把我当成阶级异己分子。可大队书记说我识文断字，大队委员中除了我再没别人能干这种事。”
郭冬的这个记述相当有普遍意义，在共产邪灵附体的利用和操控下，有的知识青年在农村对农民是有罪过的，其中有一种罪过是参与了对无辜农民的残酷斗争，
尼斯勒在题为：“我家全是‘内人党’”文章中写道：“就在几天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文革系列节目，一个当年去内蒙古的北京知青接受采访。他说蒙古人就知道干活喝酒，喝酒干活。他偏偏徊避了文革挖“内人党”。许多知青当年都是凶恶的打手，却鲜见有人出来忏悔。”就是又一例。
再就是以知识青年为主体组成的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与了向农民灌输共产邪教的邪理的犯罪行为，是有罪过的，作者当年就犯有这类罪过，在此，向受过我无意中伤害的人忏悔，谢罪，请你们原谅。
在农村，农民们告诉了知识青年们共产邪灵附体的许多恶行，暴行，在大跃进的时候，共产党命令他们听任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却去把树都砍光炼钢。为了显示干劲冲天，在数九隆冬还强迫他们光着膀子去修堤筑坝，连十七、八的大姑娘都不许例外。接着，在随后的三年里，成千上万的人活活饿死！如果你问一个老贫农或者老下中农，他这一辈子日子过的最苦的年月是什么时期，他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是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时期，而这所谓的三年大饥荒实质上是由共产邪灵附体一手导演出来的。另外，许多知识青年在农村都亲眼所见和亲身经历了中共的许多农村干部们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的流氓行径。这些，都使他们对中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信仰。产生动摇。而这种动摇发展下去，将动摇共产邪灵附体统治的根基。而这是共产邪灵附体所不愿看到的。 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青年们和他们的家庭越来越难以承受共产邪灵附体强加给他们的这种灾难，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缓和这种社会矛盾以及其它因素的共同作用
共产邪灵附体安排了这样一件事：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收到福建省莆田县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写给他的一封信，在这封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李庆霖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给李庆霖覆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当时，这封信经中共的宣传机器和各级组织的宣传，几乎是家喻户晓，成了为毛泽东唱颂歌的一个重要物件，是共产邪灵附体欺骗中国民众的一个罪证。
毛泽东写这封信，似乎在表白他对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不知情，实际上是在玩猫哭老鼠的游戏，他不正是知青生活上的困苦境遇的始作俑者吗。许多知青，许多中国人为毛泽东拿出自己稿费中的300元给李庆霖而感动得不得了，有人写道：“人们跑到李家争相摸毛主席寄来的人民币，深情地叮嘱：“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如果他们知道毛泽东当时的稿费积存已达一千多万元，给生活条件优渥的章士钊，程思远每人十万元，给江青三万元，就不会这样激动了。
通过对毛泽东这封信欺骗性的宣传，共产邪灵附体加强了知青和他们的亲属们对毛魔的迷信；又通过所谓的招工、招干、招兵、招生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回城之门刚刚打开一道缝，知识青年就迫不及待地使出浑身解数往城里挤。缓解了当时的许多尖锐矛盾。使许多当年的知青至今都没明白自己所受的许多苦难都是共产邪灵附体造成的。
但是，由一部分知识青年至今还待在农村未回城镇。
1978年，红卫兵组织宣告完结，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终结。
长达十多年的所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对那个年代的青少年的伤害是非常深重的。自中共人为的制造出“三年大饥荒”，导致四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以来，中国大陆大部分民众就长期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当共产邪灵附体利用青少年作邪兵打、砸、抢、烧、整人、杀人时，在物质供给上，当时的红卫兵们是得到共产邪灵附体组织支持的。例如，在所谓的红卫兵大串联期间，红卫兵们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尽显党卫兵的特权、优越感。同时，也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邪气，而这种目空一切的邪气，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被共产邪灵附体利用去害人，反过来也可以伤及共产邪灵附体本身，这一点，在上文中已有提及。将红卫兵们作为所谓的知识青年交给次等公民进行所谓的“再教育”时，其目的之一就是阻止这种目空一切的邪气反伤共产邪灵附体本身。当昔日衣食不愁、目空一切、整天算计着打、砸、抢、烧、整人、杀人的党卫兵们，被共产邪灵附体用党卫兵这种方式利用之后，又作为知识青年这种方式被利用时，这些人生存的条件就大幅下降了。他们得为填饱肚子、为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去算计、去操劳，甚至去伤害他人。象动物一样的为生存去奔波、去争斗。被迫失去了、忘记了天赋人权、作人的尊严。罹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说，有许多昔日的红卫兵，当年的所谓的知识青年，如今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工人。农民、市民、干部等，罹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不自知。萎缩了人格、丧失了尊严的生存着。但他们中的许多人读了《九评共产党》之后，开始了生命真正的觉醒，清除共产邪灵附体对他们的毒害，纷纷郑重声明退出曾经受骗参加过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其它组织。在退党、对团、退队的解体中共的时代大潮中做出了自己正确的抉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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