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8日，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就該省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兆豐(副廳級)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一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陳兆豐的上訴，維持原一審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的判決。
原一審判決認定，陳兆豐在擔任該省定遠縣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期間，通過利用職權介紹承攬工程、提拔幹部、調動和安置工作、辦理入編等途徑，單獨或者夥同其妻非法收受200餘人所送的錢款達人民幣283余萬餘元、美元800元，並為他人謀取利益。此外，陳兆豐還對人民幣545余萬餘元、美元6996元和港幣16770元的家庭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合法。
根據檢察機關當初的指控，陳兆豐案發時，其家庭現有存款、現金合計人民幣達904萬餘元、美元和港幣各1萬多元；案發前，陳兆豐還先後退掉了80多萬元。這樣一算下來，陳兆豐的家財累計近千萬元。所以，在安徽省定遠縣，陳兆豐又被老百姓私底下稱作「陳千萬」。
定遠縣是安徽省沿淮地區的一個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1990年，陳兆豐開始到這個貧困縣擔任當分管城建工作的副縣長，2002年從該縣縣委書記的崗位上去職，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職，前後僅10餘年的時間，他就斂取了數百近千萬的家財。
沒有誰天生是個腐敗分子，陳兆豐亦然。今年8月初，正當陳兆豐在安徽某看守所內等待終審判決的時候，記者走近陳兆豐，試圖走進他的內心世界，瞭解那麼這個窮縣「富書記」有著怎樣的人生經歷？，是什麼促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遠？，他本人對這些問題又有著怎樣的認識？今年八月初，正當陳兆豐在安徽某看守所內等待終審判決的時候，記者試圖走近陳兆豐，於是便有了他下面的自白和與記者的對話。
也是個窮苦孩子出身
我的父親是個小學校長，母親是個農民，父親在我十來歲的時候就病故了，那是1959年的事。那時我們兄弟姐妹四人都很小，我是老大，我母親帶著我們姊妹四個非常艱難地生活著。父親去世了，又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像我們這樣的單親家庭，更是難上加難了，純粹一個特困戶。
我大部分時間是跟隨母親生活的，但上小學之前我是在外婆家長大的，那時候全國生活都很困難，。想來想去，覺得沒有什麼路好走，就一個心眼地讀書，看讀書這條路以後能不能走出去來。當時並沒有想革命什麼的，只是想家裡這麼困難，也許通過唸書能搞一碗飯吃吧。當時，我好想買一斤糖給外婆，另外想給母親和弟妹們一點援助。，但從哪裡弄錢呢？，只有死讀書呀。所以人家玩我都不玩，人家早休息了，我還在看書。現在一想起這些，就熱淚盈眶。
1963年，我考取了安徽重點高中———滁州中學。這時候，我的一個弟弟(老二)和一個妹妹(老三)都輟學了，因為我讀書，家裡再也負擔不起了，哪還有能力來供他們唸書呢？。家裡為了我讀書，把住的房子也賣了一點，最後把牆上的檐條都抽下來賣了，家裡實在是沒錢。
記得有一次離家去學校時，母親送我老遠，大概有十里之遙。在一座山腳下，母親跟我講：「伢子啊，我們一家都指望你了，家裡情況你是知道的，在學校一定要好好讀書，爭取有個出頭之日，這樣以後能拉扯你的弟妹們，給家庭一點希望。」老人家講得很深沉。我記得我母親那時穿的一雙布鞋已經穿爛了，腳趾頭都露在外面，所以當時我非常激動，後來在學校裡我每每想起這些都會流淚。
資料圖片：安徽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兆豐
幸運的是，高中時我得到了一個叔父的資助，不然高中也很難讀下去了。那時我享受二等助學金，一個月四塊錢。每個月的伙食費是八塊一毛錢，這錢必須按時交到食堂裡去的。學校總務處門口有一個小黑板，誰的伙食費沒交到位，比如說只交到20號，20號准停你的伙食，小黑板上就寫上了「某某班某某人，某20號停夥火」，到那天你就不能去吃飯。那時我雖然享受二等助學金，一個月四塊錢，我雖然每個月有四元錢獎學金，但是這四元錢連吃飯都不夠，更別說其它的洗澡、理髮等等一些必須的生活開支，所以幾乎讀不下去，幸虧有叔叔的支持。
後來我叔父每月給我十塊錢，我就跟班主任申請，說我十塊錢夠了，有同學比我更困難，助學金請你給我降掉一級，從四塊錢降到兩塊錢。我主動寫的報告，這樣就享受三等助學金了。
記得有一次離家去學校時，母親送我老遠，大概有十里之遙。在一座山腳下，我母親就跟我講：「伢子啊，我們一家都指望你了，家裡情況你是知道的，也是沒有辦法了。在學校一定要好好讀書，爭取有個出頭之日，這樣以後能拉扯你的弟妹們，給家庭一點希望。」老人家講的很深沉。我記得我母親那時穿的一雙布鞋已經穿爛了，腳趾頭都露在外面，所以當時我非常激動，後來在學校裡我每每想起這些都會流淚。
剛工作時很賣力
由於學習刻苦，所以成績一直很好，本來滿有把握能考取大學，誰知道我們還在畢業以後的複習迎考階段，學校就宣布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在學校裡又待了兩年，直到1968年10月，安徽省第一批知識青年下放，我積極報名參加，被下放到全椒縣縣(現滁州市的一個縣。----記者注)，1971年到一所中學做了民辦教師。隨後被公社推薦到滁州師範學校學習，1972年畢業分配到原滁縣地區(現改為滁州市)教育局工作，月工資36元。我小妹妹為什麼能讀書？就是因為我拿工資了，她一直讀到高中。是我撫養她的，由此也實現了母親的一個心願。
那時候我工作起來也很賣力，因為36塊錢畢竟來之不易。工作了五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就考到了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滁州中學任教師，1982 年調到原滁縣地委宣傳部新聞科工作。1988年春天，地委選調一批中青年幹部到基層鍛練，我被選調到定遠縣任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每月。 工資為105 塊，是一個副縣級幹部的工資標準。
我外婆和我母親幾乎一點都沒享受到我的好處，因為我工作後她們都先後去世了。現在想起來，我感到自己是個不忠不孝之人，人生也是很失敗的。儘管曾有過輝煌，也多多少少給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總的來說是失敗的人生-----沒盡到孝道，對黨和人民也不忠，到最後階段沒能保持晚節，犯了罪，成了罪人。
開始初到定遠尚能嚴格要求自己
起初親戚朋友不贊成我去定遠工作，為什麼呢？他們說你好不容易在地委機關謀了一個職務，而且這個位置還很好，還是科長了，一直在這干，干到老還能當個副部長，而下去幹撐死了不就是個縣級嗎？但我想幹一番事業，不願意在機關裡讓人生就這樣消磨掉，所以我最終決定去了。
我抱著一顆火熱的心來到定遠的。當時身體好，精力充沛，又抱著幹一番事業的想法，所以工作起來風風火火、積極向上。1990年我被選為副縣長，當時就下決心在這兒繼續幹下去，於是把家也由滁州搬到了定遠，並且一直住在那個低矮的房子裡。
到定遠以後，我的仕途還是很順利的，三年副縣長以後當了常務副縣長。那個時候主要想幹點事業，而且自己對自己要求也比較嚴格，所以在金錢方面比較淡泊。我常跟我家屬講，如果是一些農民、工人、困難戶送一些農副產品來，拒絕不了的，怎麼辦呢？我家也有菸酒， 可以跟他交換，比如他帶兩隻小雞，你給他四條香菸可以了。這樣我內心比較平衡：，我沒有佔你的好處，我也不應該佔你好處。，他們家庭那麼困難，我也不能給他們解決大的困難，就是解決了，我手中的權力也是人民給的，是為他們服務的。
在定遠的人緣關係，我可以自信地說是很好的。當然反過來也證明，如果沒有這麼好的人緣關係，誰逢年過節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當了領導別人都到你家去，所以，這又變成了壞事。
(「那個時候有人給你送禮嗎？」記者插話問道。)
當副縣長、縣長時也有，總的來講不多。
有一次，一個50五十歲左右的婦女來找我，她手裡拿著我老師的一封信來找我，說她的丈夫因為冤假錯案，一家人受到牽連，被下放到農村，至今沒有平反，她要求給她和孩子的戶口恢復為非農業戶口。臨走的時候，她在我辦公室的桌子上丟了1800 塊錢，我堅持不要，說事情歸事情辦，錢我不能要。後來過了兩天，她又找到我住的地方，丟下錢就走了。我想這個錢 絕對不能要她的。，我當時想，我是個農民家庭的孩子，小時候也是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小孩，和她的家庭狀況差不多。我也知道農民辦事的苦衷，找人辦事是多麼的難哪！一個農民從哪弄這1800一千八百塊錢啊？！後來這個事我幫她解決了。
我知道他們找人辦事，首先要在家裡考慮好長時間，所以只要基層到我家來的，不管你是工人、農民還是鄉里的幹部，我都坐下來聽他說。我在家裡基本上是不干家務的，為什麼？沒有時間哪，有時一大早就有人來跟你反映情況，要求解決問題。我就耐心聽他講聽他說，講完以後，我再說這個事情能不能解決，能解決我很快就給他辦了。然而我越這樣做，就越有人找我，因為你能給人家解決問題嘛。
在定遠的人緣關係，我可以自信地說是很好的。當然反過來也證明，如果沒有這麼好的人緣關係，誰逢年過節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當了領導別人都到你家去，所以，這又變成了壞事。
漸漸地開始講究交換和實惠了
我當了主要負責人，做了縣長尤其是縣委書記後，在這方面放鬆了，為什麼放鬆呢，是因為實惠呀、交換呀這些概念，自己思想上對其予以認同，總認為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所以是金錢腐蝕了我的靈魂。
現在是商品經濟社會，人們都講究「交換」。「交換」這個詞原來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交換這個詞已經遠遠衝破了商品交易領域，而進入了政治領域、人事領域和思想領域，甚至成了人們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一個因素。比如說我幫人家辦了事，人家總覺得欠我一個情，同時人家給我辦了事，我心裏也有這種感覺。我和他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人家給我解決了個問題，我也覺得欠了人情，這樣總要找個機會給他還上，以求得自己心裏的平衡。
現在的人又講求實惠。「實惠」這個詞原來是指物質意義上的，但是在精神層面上都是大家不想講的，一講就說這個人耍嘴皮子，盡講空話。比如你到人家去，什麼東西都不帶，只是嘴上說「老領導啊，感謝你呀」，你離開後，老領導可能不說，但他的家裡人或者其他人會說你這個人盡耍嘴皮子，盡玩虛的，這樣你搞了兩次人家還理你嗎？，當然不理！那怎麼辦呢，只有一方面精神上表示感謝，另一方面物質上也得感謝感謝。
所以，我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原因就是價值交換這個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觀念裡面，第二個就是講究實惠，實惠這個詞已經被我更加具體化了。我今天深受其害，主要從客觀上來講，就是這麼一個思想造成的，；也是因為從主觀上講，是我的黨性鍛練得不夠過硬，經不住金錢的腐蝕，做了金錢的俘虜。
送錢也有「潛規則」
給我送錢的70% 的是幹部，30% 的是包工頭。當然他們不會帶著錢去找你辦事，在幹部當中和搞政治的人，這樣直接帶錢去找你辦事，像買賣東西一樣，很丟人！找你辦事都是平時找你，後來事情給辦了，於是以感謝的名義，以過年過節到你家看你的形式送點錢。我所收受的錢大部分都是事後人家送來的，就是幫人把事情給辦了，他到我家來表示感謝，等於是還你的禮。
也有的開始送錢是為了鋪路，比如現在你當省委書記了，我陳兆豐到你那跑一趟就想你提拔我嗎？不是這樣，我得和你有感情投入。第二次到你家去我就能提出來讓你提拔我嗎？也不一定。得讓你瞭解、認得我陳兆豐，這就是「鋪路」，現在像這樣的是大有人在。至於這個路到底鋪到什麼程度誰也不知道，因為我不可能知道你馬上就要提拔我。
我幫他們辦的有些事情，是組織上應該給他辦的，我也沒跟他要錢，但是他的心理上不平衡，總覺得欠了你一筆賬要還，實際上誰讓他感謝了？我從來沒說過，也從來沒作過什麼暗示。有些人工作本來就很積極，表現也很好，根本不需要到我家送禮，或者到我家裡看我去。有些人是該提拔了，他一分錢不送照樣要提拔，並不是他給了錢了就提拔他了。所以他們說我搞權錢交易，我認為我沒有這個想法。
開始階段主要是送農副產品，後來就都送紅紙包了，我當縣委書記階段，送紅紙包的就比較多了。紅紙包是什麼？紅紙包就是錢嘛！一次送幾萬的也不多，都是累計計算的，小額多次送來的，因為那時我的權力比較集中了。
無論是事後感謝，還是「鋪路」，甚至送錢送禮以求得心理的平衡，這種環境我認為要改變。這種環境把領導幹部包圍起來，像個網一樣把你網住了，叫你跳不出這個網，沒有辦法下這個決心，慢慢地陷入。我當時就感到了這種負擔。
對話：錢多了是個負擔
記者：給你送錢的有二百多人，這些人你都熟悉嗎？
陳兆豐(簡稱「陳」)：我都熟悉，不熟悉的人給你送錢你會要嗎，反正我不會要，另外我也不會接待他。對於他們送的錢，不該收的我不會收，該退的也一定要退還，這樣前後陸陸續續退了80多萬。(在定遠)也可能有少數人對我有意見，但是大多數人不會對我有意見，我還是肯給人辦事的，也是肯助人為樂的。我當時秉持一個原則，叫無功不受祿，這個錢總的來講是來源不正嘛，叫不義之財。我這個人辦事還是比較實在的。
記者：人家為什麼會給你送禮送錢？
陳：是因為我當了主要領導，我手中有權，我能以權為他們辦事，不然的話也不會給我送禮。
記者：到人大工作後你好像就沒有受賄。
陳：你沒有權力了誰給你送？怎麼沒有人送錢給農民、工人？！
記者：為什麼沒有狠下決心，做到堅決不收，或者堅決退掉？
陳：在這個問題上沒能「堅決」，還是因為主觀上的原因。我如果做到了，全部退出來，現在我不還是光榮的一個人嗎，不還是領導幹部？就是沒能做到這一點。
記者：那些向你行賄的人後來也在收受賄賂，有的已構成了犯罪，你覺得有沒有受你影響的因素？
陳：受我影響的因素肯定是有的，我是主要負責人，在這方面沒做好，沒當好帶頭人，沒盡到黨的領導幹部的職責，很大程度上加重了這個負面影響。
記者：對家人的影響呢？
陳：妻子受我拖累，他們在外面比我坐牢還難受，這個是我對不起他們的地方，也是無法挽救的，我給家庭、孩子、親戚帶來的無法挽回的影響，使他們背上了一個沈重的不能解脫的包袱。這對我來講是終生的遺憾。
記者：你現在對錢是不是有了新的認識？
陳：我想一個人獲得了基本的生活資料，再有一點零錢花花，應付應付禮尚往來，就足夠了。錢多了是個負擔，很容易讓人走上犯罪道路。中國有句古話叫作「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雖然比較陳舊，但還有一定的生命力。
雖然我有了這麼多錢，生活還是像個苦行僧，沒什麼變化。我家屬是個克勤克儉的人，一分錢她都會保管得好好的，所以我家的財產是完整的，一點都沒有向組織上隱瞞。我所有的家產家裡一點都沒有，全部都在外面，他們(組織上)一點也掌握不了，而且他們很難掌握，後來還是我主動交代了。現在是人財兩空，人也被判了罪了，錢也全部交掉了。
記者：現在回過頭來對自己有個什麼樣的評價？
陳：你不能說這個人一生下來就是腐敗分子，人都是父母養的，也都是在仕途上、在工作上兢兢業業地幹出來的。就我陳兆豐來講，在後期這十五年中連升幾級，不是憑行賄受賄得來的，也是做了大量實事的。
記者：今後怎麼考慮的？
陳：犯了罪，就好好坐牢吧，沒有什麼不服氣的。我曾經跟我家屬說過，我現在已經是最後一步了，就是保持晚節問題。我說其他問題都不至於犯大的錯誤(一個人不能說沒錯誤，有的甚至有嚴重錯誤，但是構不成犯罪)，惟有經濟問題，這可是個犯罪的事，這證明我當時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記者後話：
窮苦孩子出身，生活艱辛而純樸，經過自身的努力，走上了領導崗位，開始很想幹一番事業，也能做到廉潔自律，後來隨著權力的過於集中，慢慢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讓交換和實惠這些商品價值觀念進入自己的思想領域，進而心安理得地運用於其權力空間，以致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遠，回過頭來才終於認識到「錢多了是個負擔」。從這樣的經歷來看，陳兆豐無疑是一些領導幹部後來蛻變為貪官的一個標本。
透過陳兆豐的敘述和與記者的對話，我們可以發現，陳兆豐似乎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認識到走上今天這一步，主要是自己主觀上的原因，是自己的黨性鍛練不夠，是金錢腐蝕了他的靈魂，另一方面他卻矢口否認自己行為權錢交易的本質，把別人到他家來送錢送禮辯解成自己「人緣關係好」，無功不受祿。當然他也沒忘標榜自己如何地親民愛民，如何地辦事實在、助人為樂。這種認識上的矛盾性恐怕也折射出當今某些正處於腐敗邊緣的領導幹部的心理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身陷囹圄的陳兆豐思想認識上的兩面性同樣具有警示價值。
此外，文中所揭示的一些官場現象和所謂的潛規則，也相當讓人警醒。
原一審判決認定，陳兆豐在擔任該省定遠縣副縣長、縣長、縣委書記期間，通過利用職權介紹承攬工程、提拔幹部、調動和安置工作、辦理入編等途徑，單獨或者夥同其妻非法收受200餘人所送的錢款達人民幣283余萬餘元、美元800元，並為他人謀取利益。此外，陳兆豐還對人民幣545余萬餘元、美元6996元和港幣16770元的家庭財產不能說明來源合法。
根據檢察機關當初的指控，陳兆豐案發時，其家庭現有存款、現金合計人民幣達904萬餘元、美元和港幣各1萬多元；案發前，陳兆豐還先後退掉了80多萬元。這樣一算下來，陳兆豐的家財累計近千萬元。所以，在安徽省定遠縣，陳兆豐又被老百姓私底下稱作「陳千萬」。
定遠縣是安徽省沿淮地區的一個國家重點扶貧開發縣。，1990年，陳兆豐開始到這個貧困縣擔任當分管城建工作的副縣長，2002年從該縣縣委書記的崗位上去職，升任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職，前後僅10餘年的時間，他就斂取了數百近千萬的家財。
沒有誰天生是個腐敗分子，陳兆豐亦然。今年8月初，正當陳兆豐在安徽某看守所內等待終審判決的時候，記者走近陳兆豐，試圖走進他的內心世界，瞭解那麼這個窮縣「富書記」有著怎樣的人生經歷？，是什麼促使他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遠？，他本人對這些問題又有著怎樣的認識？今年八月初，正當陳兆豐在安徽某看守所內等待終審判決的時候，記者試圖走近陳兆豐，於是便有了他下面的自白和與記者的對話。
也是個窮苦孩子出身
我的父親是個小學校長，母親是個農民，父親在我十來歲的時候就病故了，那是1959年的事。那時我們兄弟姐妹四人都很小，我是老大，我母親帶著我們姊妹四個非常艱難地生活著。父親去世了，又趕上了三年自然災害，像我們這樣的單親家庭，更是難上加難了，純粹一個特困戶。
我大部分時間是跟隨母親生活的，但上小學之前我是在外婆家長大的，那時候全國生活都很困難，。想來想去，覺得沒有什麼路好走，就一個心眼地讀書，看讀書這條路以後能不能走出去來。當時並沒有想革命什麼的，只是想家裡這麼困難，也許通過唸書能搞一碗飯吃吧。當時，我好想買一斤糖給外婆，另外想給母親和弟妹們一點援助。，但從哪裡弄錢呢？，只有死讀書呀。所以人家玩我都不玩，人家早休息了，我還在看書。現在一想起這些，就熱淚盈眶。
1963年，我考取了安徽重點高中———滁州中學。這時候，我的一個弟弟(老二)和一個妹妹(老三)都輟學了，因為我讀書，家裡再也負擔不起了，哪還有能力來供他們唸書呢？。家裡為了我讀書，把住的房子也賣了一點，最後把牆上的檐條都抽下來賣了，家裡實在是沒錢。
記得有一次離家去學校時，母親送我老遠，大概有十里之遙。在一座山腳下，母親跟我講：「伢子啊，我們一家都指望你了，家裡情況你是知道的，在學校一定要好好讀書，爭取有個出頭之日，這樣以後能拉扯你的弟妹們，給家庭一點希望。」老人家講得很深沉。我記得我母親那時穿的一雙布鞋已經穿爛了，腳趾頭都露在外面，所以當時我非常激動，後來在學校裡我每每想起這些都會流淚。
資料圖片：安徽滁州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兆豐
幸運的是，高中時我得到了一個叔父的資助，不然高中也很難讀下去了。那時我享受二等助學金，一個月四塊錢。每個月的伙食費是八塊一毛錢，這錢必須按時交到食堂裡去的。學校總務處門口有一個小黑板，誰的伙食費沒交到位，比如說只交到20號，20號准停你的伙食，小黑板上就寫上了「某某班某某人，某20號停夥火」，到那天你就不能去吃飯。那時我雖然享受二等助學金，一個月四塊錢，我雖然每個月有四元錢獎學金，但是這四元錢連吃飯都不夠，更別說其它的洗澡、理髮等等一些必須的生活開支，所以幾乎讀不下去，幸虧有叔叔的支持。
後來我叔父每月給我十塊錢，我就跟班主任申請，說我十塊錢夠了，有同學比我更困難，助學金請你給我降掉一級，從四塊錢降到兩塊錢。我主動寫的報告，這樣就享受三等助學金了。
記得有一次離家去學校時，母親送我老遠，大概有十里之遙。在一座山腳下，我母親就跟我講：「伢子啊，我們一家都指望你了，家裡情況你是知道的，也是沒有辦法了。在學校一定要好好讀書，爭取有個出頭之日，這樣以後能拉扯你的弟妹們，給家庭一點希望。」老人家講的很深沉。我記得我母親那時穿的一雙布鞋已經穿爛了，腳趾頭都露在外面，所以當時我非常激動，後來在學校裡我每每想起這些都會流淚。
剛工作時很賣力
由於學習刻苦，所以成績一直很好，本來滿有把握能考取大學，誰知道我們還在畢業以後的複習迎考階段，學校就宣布要搞「文化大革命」，這樣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在學校裡又待了兩年，直到1968年10月，安徽省第一批知識青年下放，我積極報名參加，被下放到全椒縣縣(現滁州市的一個縣。----記者注)，1971年到一所中學做了民辦教師。隨後被公社推薦到滁州師範學校學習，1972年畢業分配到原滁縣地區(現改為滁州市)教育局工作，月工資36元。我小妹妹為什麼能讀書？就是因為我拿工資了，她一直讀到高中。是我撫養她的，由此也實現了母親的一個心願。
那時候我工作起來也很賣力，因為36塊錢畢竟來之不易。工作了五年，國家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就考到了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滁州中學任教師，1982 年調到原滁縣地委宣傳部新聞科工作。1988年春天，地委選調一批中青年幹部到基層鍛練，我被選調到定遠縣任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每月。 工資為105 塊，是一個副縣級幹部的工資標準。
我外婆和我母親幾乎一點都沒享受到我的好處，因為我工作後她們都先後去世了。現在想起來，我感到自己是個不忠不孝之人，人生也是很失敗的。儘管曾有過輝煌，也多多少少給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總的來說是失敗的人生-----沒盡到孝道，對黨和人民也不忠，到最後階段沒能保持晚節，犯了罪，成了罪人。
開始初到定遠尚能嚴格要求自己
起初親戚朋友不贊成我去定遠工作，為什麼呢？他們說你好不容易在地委機關謀了一個職務，而且這個位置還很好，還是科長了，一直在這干，干到老還能當個副部長，而下去幹撐死了不就是個縣級嗎？但我想幹一番事業，不願意在機關裡讓人生就這樣消磨掉，所以我最終決定去了。
我抱著一顆火熱的心來到定遠的。當時身體好，精力充沛，又抱著幹一番事業的想法，所以工作起來風風火火、積極向上。1990年我被選為副縣長，當時就下決心在這兒繼續幹下去，於是把家也由滁州搬到了定遠，並且一直住在那個低矮的房子裡。
到定遠以後，我的仕途還是很順利的，三年副縣長以後當了常務副縣長。那個時候主要想幹點事業，而且自己對自己要求也比較嚴格，所以在金錢方面比較淡泊。我常跟我家屬講，如果是一些農民、工人、困難戶送一些農副產品來，拒絕不了的，怎麼辦呢？我家也有菸酒， 可以跟他交換，比如他帶兩隻小雞，你給他四條香菸可以了。這樣我內心比較平衡：，我沒有佔你的好處，我也不應該佔你好處。，他們家庭那麼困難，我也不能給他們解決大的困難，就是解決了，我手中的權力也是人民給的，是為他們服務的。
在定遠的人緣關係，我可以自信地說是很好的。當然反過來也證明，如果沒有這麼好的人緣關係，誰逢年過節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當了領導別人都到你家去，所以，這又變成了壞事。
(「那個時候有人給你送禮嗎？」記者插話問道。)
當副縣長、縣長時也有，總的來講不多。
有一次，一個50五十歲左右的婦女來找我，她手裡拿著我老師的一封信來找我，說她的丈夫因為冤假錯案，一家人受到牽連，被下放到農村，至今沒有平反，她要求給她和孩子的戶口恢復為非農業戶口。臨走的時候，她在我辦公室的桌子上丟了1800 塊錢，我堅持不要，說事情歸事情辦，錢我不能要。後來過了兩天，她又找到我住的地方，丟下錢就走了。我想這個錢 絕對不能要她的。，我當時想，我是個農民家庭的孩子，小時候也是母親帶著我們四個小孩，和她的家庭狀況差不多。我也知道農民辦事的苦衷，找人辦事是多麼的難哪！一個農民從哪弄這1800一千八百塊錢啊？！後來這個事我幫她解決了。
我知道他們找人辦事，首先要在家裡考慮好長時間，所以只要基層到我家來的，不管你是工人、農民還是鄉里的幹部，我都坐下來聽他說。我在家裡基本上是不干家務的，為什麼？沒有時間哪，有時一大早就有人來跟你反映情況，要求解決問題。我就耐心聽他講聽他說，講完以後，我再說這個事情能不能解決，能解決我很快就給他辦了。然而我越這樣做，就越有人找我，因為你能給人家解決問題嘛。
在定遠的人緣關係，我可以自信地說是很好的。當然反過來也證明，如果沒有這麼好的人緣關係，誰逢年過節到你家去呀，不一定你當了領導別人都到你家去，所以，這又變成了壞事。
漸漸地開始講究交換和實惠了
我當了主要負責人，做了縣長尤其是縣委書記後，在這方面放鬆了，為什麼放鬆呢，是因為實惠呀、交換呀這些概念，自己思想上對其予以認同，總認為沒有金錢是萬萬不能的，所以是金錢腐蝕了我的靈魂。
現在是商品經濟社會，人們都講究「交換」。「交換」這個詞原來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交換這個詞已經遠遠衝破了商品交易領域，而進入了政治領域、人事領域和思想領域，甚至成了人們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一個因素。比如說我幫人家辦了事，人家總覺得欠我一個情，同時人家給我辦了事，我心裏也有這種感覺。我和他不是親戚，也不是朋友，人家給我解決了個問題，我也覺得欠了人情，這樣總要找個機會給他還上，以求得自己心裏的平衡。
現在的人又講求實惠。「實惠」這個詞原來是指物質意義上的，但是在精神層面上都是大家不想講的，一講就說這個人耍嘴皮子，盡講空話。比如你到人家去，什麼東西都不帶，只是嘴上說「老領導啊，感謝你呀」，你離開後，老領導可能不說，但他的家裡人或者其他人會說你這個人盡耍嘴皮子，盡玩虛的，這樣你搞了兩次人家還理你嗎？，當然不理！那怎麼辦呢，只有一方面精神上表示感謝，另一方面物質上也得感謝感謝。
所以，我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原因就是價值交換這個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觀念裡面，第二個就是講究實惠，實惠這個詞已經被我更加具體化了。我今天深受其害，主要從客觀上來講，就是這麼一個思想造成的，；也是因為從主觀上講，是我的黨性鍛練得不夠過硬，經不住金錢的腐蝕，做了金錢的俘虜。
送錢也有「潛規則」
給我送錢的70% 的是幹部，30% 的是包工頭。當然他們不會帶著錢去找你辦事，在幹部當中和搞政治的人，這樣直接帶錢去找你辦事，像買賣東西一樣，很丟人！找你辦事都是平時找你，後來事情給辦了，於是以感謝的名義，以過年過節到你家看你的形式送點錢。我所收受的錢大部分都是事後人家送來的，就是幫人把事情給辦了，他到我家來表示感謝，等於是還你的禮。
也有的開始送錢是為了鋪路，比如現在你當省委書記了，我陳兆豐到你那跑一趟就想你提拔我嗎？不是這樣，我得和你有感情投入。第二次到你家去我就能提出來讓你提拔我嗎？也不一定。得讓你瞭解、認得我陳兆豐，這就是「鋪路」，現在像這樣的是大有人在。至於這個路到底鋪到什麼程度誰也不知道，因為我不可能知道你馬上就要提拔我。
我幫他們辦的有些事情，是組織上應該給他辦的，我也沒跟他要錢，但是他的心理上不平衡，總覺得欠了你一筆賬要還，實際上誰讓他感謝了？我從來沒說過，也從來沒作過什麼暗示。有些人工作本來就很積極，表現也很好，根本不需要到我家送禮，或者到我家裡看我去。有些人是該提拔了，他一分錢不送照樣要提拔，並不是他給了錢了就提拔他了。所以他們說我搞權錢交易，我認為我沒有這個想法。
開始階段主要是送農副產品，後來就都送紅紙包了，我當縣委書記階段，送紅紙包的就比較多了。紅紙包是什麼？紅紙包就是錢嘛！一次送幾萬的也不多，都是累計計算的，小額多次送來的，因為那時我的權力比較集中了。
無論是事後感謝，還是「鋪路」，甚至送錢送禮以求得心理的平衡，這種環境我認為要改變。這種環境把領導幹部包圍起來，像個網一樣把你網住了，叫你跳不出這個網，沒有辦法下這個決心，慢慢地陷入。我當時就感到了這種負擔。
對話：錢多了是個負擔
記者：給你送錢的有二百多人，這些人你都熟悉嗎？
陳兆豐(簡稱「陳」)：我都熟悉，不熟悉的人給你送錢你會要嗎，反正我不會要，另外我也不會接待他。對於他們送的錢，不該收的我不會收，該退的也一定要退還，這樣前後陸陸續續退了80多萬。(在定遠)也可能有少數人對我有意見，但是大多數人不會對我有意見，我還是肯給人辦事的，也是肯助人為樂的。我當時秉持一個原則，叫無功不受祿，這個錢總的來講是來源不正嘛，叫不義之財。我這個人辦事還是比較實在的。
記者：人家為什麼會給你送禮送錢？
陳：是因為我當了主要領導，我手中有權，我能以權為他們辦事，不然的話也不會給我送禮。
記者：到人大工作後你好像就沒有受賄。
陳：你沒有權力了誰給你送？怎麼沒有人送錢給農民、工人？！
記者：為什麼沒有狠下決心，做到堅決不收，或者堅決退掉？
陳：在這個問題上沒能「堅決」，還是因為主觀上的原因。我如果做到了，全部退出來，現在我不還是光榮的一個人嗎，不還是領導幹部？就是沒能做到這一點。
記者：那些向你行賄的人後來也在收受賄賂，有的已構成了犯罪，你覺得有沒有受你影響的因素？
陳：受我影響的因素肯定是有的，我是主要負責人，在這方面沒做好，沒當好帶頭人，沒盡到黨的領導幹部的職責，很大程度上加重了這個負面影響。
記者：對家人的影響呢？
陳：妻子受我拖累，他們在外面比我坐牢還難受，這個是我對不起他們的地方，也是無法挽救的，我給家庭、孩子、親戚帶來的無法挽回的影響，使他們背上了一個沈重的不能解脫的包袱。這對我來講是終生的遺憾。
記者：你現在對錢是不是有了新的認識？
陳：我想一個人獲得了基本的生活資料，再有一點零錢花花，應付應付禮尚往來，就足夠了。錢多了是個負擔，很容易讓人走上犯罪道路。中國有句古話叫作「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句話雖然比較陳舊，但還有一定的生命力。
雖然我有了這麼多錢，生活還是像個苦行僧，沒什麼變化。我家屬是個克勤克儉的人，一分錢她都會保管得好好的，所以我家的財產是完整的，一點都沒有向組織上隱瞞。我所有的家產家裡一點都沒有，全部都在外面，他們(組織上)一點也掌握不了，而且他們很難掌握，後來還是我主動交代了。現在是人財兩空，人也被判了罪了，錢也全部交掉了。
記者：現在回過頭來對自己有個什麼樣的評價？
陳：你不能說這個人一生下來就是腐敗分子，人都是父母養的，也都是在仕途上、在工作上兢兢業業地幹出來的。就我陳兆豐來講，在後期這十五年中連升幾級，不是憑行賄受賄得來的，也是做了大量實事的。
記者：今後怎麼考慮的？
陳：犯了罪，就好好坐牢吧，沒有什麼不服氣的。我曾經跟我家屬說過，我現在已經是最後一步了，就是保持晚節問題。我說其他問題都不至於犯大的錯誤(一個人不能說沒錯誤，有的甚至有嚴重錯誤，但是構不成犯罪)，惟有經濟問題，這可是個犯罪的事，這證明我當時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記者後話：
窮苦孩子出身，生活艱辛而純樸，經過自身的努力，走上了領導崗位，開始很想幹一番事業，也能做到廉潔自律，後來隨著權力的過於集中，慢慢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讓交換和實惠這些商品價值觀念進入自己的思想領域，進而心安理得地運用於其權力空間，以致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遠，回過頭來才終於認識到「錢多了是個負擔」。從這樣的經歷來看，陳兆豐無疑是一些領導幹部後來蛻變為貪官的一個標本。
透過陳兆豐的敘述和與記者的對話，我們可以發現，陳兆豐似乎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一方面他認識到走上今天這一步，主要是自己主觀上的原因，是自己的黨性鍛練不夠，是金錢腐蝕了他的靈魂，另一方面他卻矢口否認自己行為權錢交易的本質，把別人到他家來送錢送禮辯解成自己「人緣關係好」，無功不受祿。當然他也沒忘標榜自己如何地親民愛民，如何地辦事實在、助人為樂。這種認識上的矛盾性恐怕也折射出當今某些正處於腐敗邊緣的領導幹部的心理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身陷囹圄的陳兆豐思想認識上的兩面性同樣具有警示價值。
此外，文中所揭示的一些官場現象和所謂的潛規則，也相當讓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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