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親友們一致反對，卻對我的一生至關重要的決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拋棄了清華大學的「工作」，選擇了到社會底層拚搏的命運。要知道那時中國正處在大量餓死人的嚴重時期，而我的戶口在首都北京，享受著每月30斤糧食的「定量」。對於那些正在挨餓的人，我的條件無異於天堂生活。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親友們一致反對，卻對我的一生至關重要的決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拋棄了清華大學的「工作」，選擇了到社會底層拚搏的命運。要知道那時中國正處在大量餓死人的嚴重時期，而我的戶口在首都北京，享受著每月30斤糧食的「定量」。對於那些正在挨餓的人，我的條件無異於天堂生活。但是偏偏在這嚴峻的時刻，我卻走上了從清華園出走這一條人們百思不解的不歸路。
導火索是由一雙「差巴乎」鞋引起的，根本原因卻是我心中郁勃積久的壓抑、厭惡情緒。
對於「反右鬥爭」的嚴酷後果，當初一切善良的人們是根本想像不到的。1958年2月，北京高校的一批右派師生，被送到北京礦務局「勞動考查」。我被分配到離北京最遠的木城澗煤礦，總共四名教師，五名學生，分屬五所高校。雖然我和陸功一（石油學院大三學生）、李都華（礦業學院助教）經常喜歡朗誦普希金的詩句：「在西伯利亞礦坑的底層，望你們保持著驕傲忍耐的榜樣；你們悲慘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絕不會就那樣消亡」，但在井下勞動兩年期間的最大希望，卻是盡快離開煤礦，回到學校的工作、學習崗位上。當時我們都天真地認為，一旦「考查」期滿，就會理所當然地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不再被視為「敵我矛盾」而終止歧視孤立。不僅我們這些右派們這樣想，就是和我們一個班組的工人師傅甚至礦上的幹部們，也都這樣想。由於有這個期望，大家對我們都很友好、客氣，心裏總以為，「人家不過就是來鍛練鍛練那麼幾天。」
1959年10月1日是國慶十週年，前幾個月，我們就盼望著「大赦」和隨之而來的政策寬鬆，然而盼來的卻只是對於部分「戰犯」的「特赦」。我們這些右派的命運，卻沒有一絲動靜。
希望遙遙無期，前途暗淡悲觀的氣氛，在每個人的心裏悄無聲息地瀰漫開來。我們相互之間甚至做著這樣的假設：如果摘掉右派帽子，給一個六級工，再讓我娶自己公然揚言喜愛的那個小寡婦「阿克西尼亞」(蘇聯小說《靜靜的頓河》中的女主角)，在礦上幹一輩子，將會如何？……但這年的12月中旬，忽然接到通知，讓我回學校報到。
雖然只是我一個人的變化，卻使大家忽地萌生了希望。於是紛紛向我表示祝賀，筆記本上題詞留念，贈送紀念小禮物，抓緊時間說一些知心的話語。將近兩年時間，和工人是工友，和右派師生是「難友」，相濡以沫，相依為命，患難與共，彷彿家人。現在突然要分離，反而依依不舍起來。特別是那個李都華，用他秀美的行書，在我的筆記本上留下了數頁深情感人的臨別贈言。我們倆的感情至為深摯，筆記本上留下了他的淚痕。最難忘的是他的最後一句贈言：「祝願你能遇到自己的‘簡’！」
我雖然即興寫了二十幾行自由體的惜別詩《我愛木城澗》，但我的心更多地已遐想著回到學校的生活。離開學校時我正讀大四，現在回到學校，59級的同學都已經畢業，我應當跟著61級上課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年齡都比我小。但那有什麼，自己學習自己的就是了。想到這些，都很朦朧，但總的來說，似乎應該是美好的。一個全新的生活就要開始了。礦上的兩年，回憶起來是多麼漫長啊。雖然不無值得回憶的地方，但總的色調是灰暗的。和我住一個宿舍的復員軍人張連城，有一句典型語言：「我一聽到拉笛聲（準備上班的電笛聲）就頭痛！」工人們對礦工的生活總結為「上班幹活，掙錢吃飯」八個字，就這麼單調乏味。一個月四五天「輪休」的日子，是和妻子團聚的最大期盼和幸福。上班時的基本心願是能安全下班。上班時間過半，眼前的最大盼望就是下班。我所在的高守義班，最使大家興奮且具表現力的語言是「八攪木」（俄語「回家」的轉音）。這樣的生活，我就要永別了。而我一生中經歷的每一次「永別」，內裡都包含著特別的苦愁。
回到清華大學，到「工字廳」的人事處報到。我最為關心的「摘帽子」問題，得到的答覆卻是：暫不摘掉右派帽子，在學校繼續接受「考查」。這個消息對於我，真如五雷轟頂，使我的心一下子涼了下來。黨對我們這些人的政策是「孤立右派」，到礦上勞動前，我已經領教了「孤立」的滋味。和工人在一起，都是勞動的弟兄，互相關心、互相尊重，不存在誰孤立誰的事情。現在我又要陷落到被人故意「孤立」的環境中，忽然一種下地獄的惡劣心情湧上心頭。我寧願回到礦上繼續「改造思想」，而不願回到由一張張冷漠的面孔組成的人群沙漠中。我當即提出要求，希望回到礦上繼續勞動考查，直到「改造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天。我的要求也當即遭到那位人事幹部的教訓，他說：你要服從組織的分配，接受組織的考驗，在哪裡都是改造思想。既然如此，就硬著頭皮繼續我未竟的學業吧。但當我問到我上哪個班級時，卻聽到他回答說：「根據工作需要，你現在參加工作了，到水利系當一名實驗員。」這個回答，對我是第二個打擊。我考清華大學，就是奔水利系來的，一心想到艱苦的水利工地大幹一場。現在卻讓我去當一名實驗員。當時清華大學的實驗員，都是從初中畢業生中招來的，屬簡單勞動。1958年，清華大學把打成右派的著名科學家錢偉長教授，下放到普通物理實驗室當實驗員，報紙上還登文章嘲笑他： 「這個頂著科學家頭銜的資產階級教授，竟然不會做普通物理實驗」。我當然不畏懼實驗員的工作，但覺得這個工作對於我，既沒意思，也不來勁，無論從體力還是從腦力，都太「屈才」了。但礦上的經驗又使我想到，當一名掘進工，我尚且可以幹得很出色，何況一個實驗員！一個人的成就不應被他的職業所限。於是我表示願意接受組織的安排和考驗，到水利施工實驗室報到了。
水利施工實驗室屬於水利施工教研室，講師以下有四五個教師。其中一個王桂仙，南方人，是我們水59級的男同學。 1954年入學報到時，恰巧他與我一起來到報名處。聽他說出一個完全女性化的名字，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個印象就是報完名後，他直截了當地問：「我們到哪裡吃飯？」這使我這個從農村來的青年很驚駭，無論如何，我沒有勇氣等閑便提出吃飯這個「俗問題」。後來分系分專業，他和我都分配到水利系。我是水94 班，他是水95班。由於不一個班，平時很少說話。但見面都認識。現在他作為畢業生，分配到了水利施工教研室當助教，見了我，卻如同根本不認識一樣。至於其他幾個教師，由於相處時間很短，現在連姓名都記不起來了。
和我一起回到學校的，還有一個同學瀋爾桔，水利系60級的，原在北京礦務局西山平峒勞動，回校後分配在水力學實驗室當實驗員。我們倆臨時住在一個工人宿舍，四個人四張單人床，屋子中間燃燒著一個煤球爐子。幾天以後，相處漸熟，瀋爾桔卻搬到水利系的集體宿舍去了。我拖著不願搬，情願和誰也不認識誰的工人住在一起。
當時水利施工實驗室沒有什麼實驗任務，就讓我抄寫實驗室資料的編目。工作量不是很大，於是我很認真地抄寫，工整乾淨，自己也覺著滿意。只要不和人打交道，物我兩忘，倒也能靜下心來。下班後，興致勃勃地讀托爾斯泰和傑克·倫敦的小說。
1959年底，清華大學正在熱烈開展「教育革命」，一方面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由學生自己編寫教材，刪繁就簡，表示離開「資產階級教授」，大學照樣辦；一方面徹底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實現思想革命化。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食堂參加的一次會議。一個青年教師作典型發言說：「過去推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認為這是共產主義原則。現在認識到，這種說法其實是資產階級思想。因為‘我為人人’的前提是‘人人為我’。無產階級世界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就應當拋棄‘人人為我’的思想，讓單純的‘我為人人’佔據我們的頭腦，成為自己全部生活的內容。」這個發言使我非常震驚。我想，難道說這話的人不食人間煙火嗎？摒棄‘人人為我’，莫非他的衣食日用都要親自生產製造出來？這顯然是虛偽的空話、謊話，卻得到主持會議者的大力肯定。這使我感受到一種公然的厚顏無恥，一種自欺欺人的彌天大謊。我沒有想到，反右派運動兩年以來，知識份子的心靈，竟然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我一面聽著這些無邊無際的大話，一面回憶礦工們那質樸的語言和生活態度。我的師傅高守義，因為是七級大工，又是一個月拿4元津貼的班長，他就認真地負起自己的責任，最危險的地方他自己上，最重的活他帶頭干，對工友要求嚴格而又關心隨和，批評別人時，他自己的臉孔先紅了,替受批評者害羞。他幹活不是出於什麼「好思想」，而是「為了對得起自己拿的這幾個錢。」如果不給他「這幾個錢」，天塌下來和他也沒有什麼關係，他管不著。但既然他拿了七級工的工資和班長津貼，就不能迴避安全和生產的責任。他從不誇誇其談「我為人人」，只知道上班要恪守班長的職責，完成段長交付的任務；他也從不奢求「人人為我」，只要求礦上按月按量支付給他和工友們應得的工資和勞保。兩相對比，我感到周圍瀰漫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壓抑。
1960年1月初，發年終獎了。水利施工教研室開會宣布獎勵，每人也就是二十幾元，區分為不同的等級。宣布完畢，讓大家表態。由於我剛來，與此事無關，就做一個超然的旁觀者。那些發言的人，個個低聲下氣，而又掩飾不住內心的竊喜。發言的內容都相似，無非是說：「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有許多不足，距離黨和組織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是黨和組織還是對自己發給這麼多獎金。拿這些獎金自己確實感到慚愧。只有把這些獎金看作黨和組織對自己的關心和鼓勵，新的一年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負黨和組織的期望。」我在礦上勞動兩年，洗刷了身上的書生氣，性格變得豪邁粗獷，今天聽到這許多言不由衷的表態，心裏確實不是滋味，竟至暗暗對這些知識份子們產生了某種輕蔑。在煤礦，工人們也常常領取獎金。他們面對獎金固然都心裏喜悅，但沒有一個人表現出這種低聲下氣的態度，認為應該感謝黨和礦上的領導。
北京1月份的天氣是最冷的。這天，飛飛揚揚下起了雪。當我回到宿舍時，一雙棉鞋已經濕透了。我換上單鞋，把棉鞋放在凳子上，移近煤球火爐烘烤。前一天接到在甘肅鹽鍋峽水庫勞動的徐啟明同學的信，要求給他買一些食物寄去，他在那裡從事體力勞動，活很重，吃不飽，急需食物。徐啟明是我的同班同學，和我關係最好，也被劃成右派。那時北京商店的食物已經日見其少，但還能買到，比較容易買的零食就是江米球，不需要糧票。這天因為下班早，我給他買了二斤江米球，到海淀郵局寄出後，到舊貨商店轉悠，想買一雙舊皮鞋。在舊貨商店，我看中了一雙翻毛舊皮鞋，明碼標價十元。但我當時口袋裡只剩下十幾元，猶豫再三，終於下不了決心。趕回到宿舍，看見我烤鞋的凳子已經移開，一隻棉鞋完全烤焦了。那個工友說：「多虧我回來得早，要不，連凳子也燒著了，那可要出大事！」
第二天接到通知，要我次日去王家園水庫報到。我腳上只有一雙單鞋，而王家園水庫比北京更寒冷，條件也差。我急需一雙棉皮鞋，於是又到舊貨商店徜徉半晌，終因囊中羞澀，懷著遺憾的心情回到宿舍。如果我當時口袋裡能有20元，可能就不會發生後來「出走」的事情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由於買不起這雙舊翻毛皮鞋，竟影響了我一生的命運。
我穿著母親為我做的單鞋，背著薄薄的被褥，裡麵包了那一隻棉鞋，到王家園水利工地報到了。在工地見到了水91班的同學何慧貞。她反右時是水59級的黨支部書記，1949年以前就「參加革命」的「調干生」；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由各級黨組織主持的，給同學戴右派帽子，她有很大的決定權。過去我曾是水94班的團支書，她和我聯繫較多。但現在我是右派了，她見我就板起面孔，愛理不理的。她問我住哪裡，我說在一個民工的油毛氈工棚裡。
我的任務是負責混凝土的配料和質量檢驗。我的直接「上級」則是一個姓劉的實驗員。不知怎地，從一開始我就感到他對我有一股敵意。
我和打混凝土的民工們關係很好，除了指揮配料，還和他們一起打夯。其中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姓徐的民工，打夯的姿勢特別優美，號子也喊得激揚悅耳，散發著男子漢的雄美氣息。一個夯八條繩子，由老徐扶夯，喊著號子。節奏和力量的起伏，使我感受到一股快活湧流的青春活力和體力勞動的美好。煤礦上和工人一起勞動的感覺又回來了，而由於是在自然環境中，那感覺就更美好。
每次澆灌完混凝土，我都要做一個試塊，等到第七天，拿到清華大學去做強度試驗。回到學校，還可以抽空洗個澡，輕鬆半天。
（未完待續）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親友們一致反對，卻對我的一生至關重要的決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拋棄了清華大學的「工作」，選擇了到社會底層拚搏的命運。要知道那時中國正處在大量餓死人的嚴重時期，而我的戶口在首都北京，享受著每月30斤糧食的「定量」。對於那些正在挨餓的人，我的條件無異於天堂生活。但是偏偏在這嚴峻的時刻，我卻走上了從清華園出走這一條人們百思不解的不歸路。
導火索是由一雙「差巴乎」鞋引起的，根本原因卻是我心中郁勃積久的壓抑、厭惡情緒。
對於「反右鬥爭」的嚴酷後果，當初一切善良的人們是根本想像不到的。1958年2月，北京高校的一批右派師生，被送到北京礦務局「勞動考查」。我被分配到離北京最遠的木城澗煤礦，總共四名教師，五名學生，分屬五所高校。雖然我和陸功一（石油學院大三學生）、李都華（礦業學院助教）經常喜歡朗誦普希金的詩句：「在西伯利亞礦坑的底層，望你們保持著驕傲忍耐的榜樣；你們悲慘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絕不會就那樣消亡」，但在井下勞動兩年期間的最大希望，卻是盡快離開煤礦，回到學校的工作、學習崗位上。當時我們都天真地認為，一旦「考查」期滿，就會理所當然地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不再被視為「敵我矛盾」而終止歧視孤立。不僅我們這些右派們這樣想，就是和我們一個班組的工人師傅甚至礦上的幹部們，也都這樣想。由於有這個期望，大家對我們都很友好、客氣，心裏總以為，「人家不過就是來鍛練鍛練那麼幾天。」
1959年10月1日是國慶十週年，前幾個月，我們就盼望著「大赦」和隨之而來的政策寬鬆，然而盼來的卻只是對於部分「戰犯」的「特赦」。我們這些右派的命運，卻沒有一絲動靜。
希望遙遙無期，前途暗淡悲觀的氣氛，在每個人的心裏悄無聲息地瀰漫開來。我們相互之間甚至做著這樣的假設：如果摘掉右派帽子，給一個六級工，再讓我娶自己公然揚言喜愛的那個小寡婦「阿克西尼亞」(蘇聯小說《靜靜的頓河》中的女主角)，在礦上幹一輩子，將會如何？……但這年的12月中旬，忽然接到通知，讓我回學校報到。
雖然只是我一個人的變化，卻使大家忽地萌生了希望。於是紛紛向我表示祝賀，筆記本上題詞留念，贈送紀念小禮物，抓緊時間說一些知心的話語。將近兩年時間，和工人是工友，和右派師生是「難友」，相濡以沫，相依為命，患難與共，彷彿家人。現在突然要分離，反而依依不舍起來。特別是那個李都華，用他秀美的行書，在我的筆記本上留下了數頁深情感人的臨別贈言。我們倆的感情至為深摯，筆記本上留下了他的淚痕。最難忘的是他的最後一句贈言：「祝願你能遇到自己的‘簡’！」
我雖然即興寫了二十幾行自由體的惜別詩《我愛木城澗》，但我的心更多地已遐想著回到學校的生活。離開學校時我正讀大四，現在回到學校，59級的同學都已經畢業，我應當跟著61級上課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年齡都比我小。但那有什麼，自己學習自己的就是了。想到這些，都很朦朧，但總的來說，似乎應該是美好的。一個全新的生活就要開始了。礦上的兩年，回憶起來是多麼漫長啊。雖然不無值得回憶的地方，但總的色調是灰暗的。和我住一個宿舍的復員軍人張連城，有一句典型語言：「我一聽到拉笛聲（準備上班的電笛聲）就頭痛！」工人們對礦工的生活總結為「上班幹活，掙錢吃飯」八個字，就這麼單調乏味。一個月四五天「輪休」的日子，是和妻子團聚的最大期盼和幸福。上班時的基本心願是能安全下班。上班時間過半，眼前的最大盼望就是下班。我所在的高守義班，最使大家興奮且具表現力的語言是「八攪木」（俄語「回家」的轉音）。這樣的生活，我就要永別了。而我一生中經歷的每一次「永別」，內裡都包含著特別的苦愁。
回到清華大學，到「工字廳」的人事處報到。我最為關心的「摘帽子」問題，得到的答覆卻是：暫不摘掉右派帽子，在學校繼續接受「考查」。這個消息對於我，真如五雷轟頂，使我的心一下子涼了下來。黨對我們這些人的政策是「孤立右派」，到礦上勞動前，我已經領教了「孤立」的滋味。和工人在一起，都是勞動的弟兄，互相關心、互相尊重，不存在誰孤立誰的事情。現在我又要陷落到被人故意「孤立」的環境中，忽然一種下地獄的惡劣心情湧上心頭。我寧願回到礦上繼續「改造思想」，而不願回到由一張張冷漠的面孔組成的人群沙漠中。我當即提出要求，希望回到礦上繼續勞動考查，直到「改造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天。我的要求也當即遭到那位人事幹部的教訓，他說：你要服從組織的分配，接受組織的考驗，在哪裡都是改造思想。既然如此，就硬著頭皮繼續我未竟的學業吧。但當我問到我上哪個班級時，卻聽到他回答說：「根據工作需要，你現在參加工作了，到水利系當一名實驗員。」這個回答，對我是第二個打擊。我考清華大學，就是奔水利系來的，一心想到艱苦的水利工地大幹一場。現在卻讓我去當一名實驗員。當時清華大學的實驗員，都是從初中畢業生中招來的，屬簡單勞動。1958年，清華大學把打成右派的著名科學家錢偉長教授，下放到普通物理實驗室當實驗員，報紙上還登文章嘲笑他： 「這個頂著科學家頭銜的資產階級教授，竟然不會做普通物理實驗」。我當然不畏懼實驗員的工作，但覺得這個工作對於我，既沒意思，也不來勁，無論從體力還是從腦力，都太「屈才」了。但礦上的經驗又使我想到，當一名掘進工，我尚且可以幹得很出色，何況一個實驗員！一個人的成就不應被他的職業所限。於是我表示願意接受組織的安排和考驗，到水利施工實驗室報到了。
水利施工實驗室屬於水利施工教研室，講師以下有四五個教師。其中一個王桂仙，南方人，是我們水59級的男同學。 1954年入學報到時，恰巧他與我一起來到報名處。聽他說出一個完全女性化的名字，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個印象就是報完名後，他直截了當地問：「我們到哪裡吃飯？」這使我這個從農村來的青年很驚駭，無論如何，我沒有勇氣等閑便提出吃飯這個「俗問題」。後來分系分專業，他和我都分配到水利系。我是水94 班，他是水95班。由於不一個班，平時很少說話。但見面都認識。現在他作為畢業生，分配到了水利施工教研室當助教，見了我，卻如同根本不認識一樣。至於其他幾個教師，由於相處時間很短，現在連姓名都記不起來了。
和我一起回到學校的，還有一個同學瀋爾桔，水利系60級的，原在北京礦務局西山平峒勞動，回校後分配在水力學實驗室當實驗員。我們倆臨時住在一個工人宿舍，四個人四張單人床，屋子中間燃燒著一個煤球爐子。幾天以後，相處漸熟，瀋爾桔卻搬到水利系的集體宿舍去了。我拖著不願搬，情願和誰也不認識誰的工人住在一起。
當時水利施工實驗室沒有什麼實驗任務，就讓我抄寫實驗室資料的編目。工作量不是很大，於是我很認真地抄寫，工整乾淨，自己也覺著滿意。只要不和人打交道，物我兩忘，倒也能靜下心來。下班後，興致勃勃地讀托爾斯泰和傑克·倫敦的小說。
1959年底，清華大學正在熱烈開展「教育革命」，一方面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由學生自己編寫教材，刪繁就簡，表示離開「資產階級教授」，大學照樣辦；一方面徹底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實現思想革命化。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食堂參加的一次會議。一個青年教師作典型發言說：「過去推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認為這是共產主義原則。現在認識到，這種說法其實是資產階級思想。因為‘我為人人’的前提是‘人人為我’。無產階級世界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就應當拋棄‘人人為我’的思想，讓單純的‘我為人人’佔據我們的頭腦，成為自己全部生活的內容。」這個發言使我非常震驚。我想，難道說這話的人不食人間煙火嗎？摒棄‘人人為我’，莫非他的衣食日用都要親自生產製造出來？這顯然是虛偽的空話、謊話，卻得到主持會議者的大力肯定。這使我感受到一種公然的厚顏無恥，一種自欺欺人的彌天大謊。我沒有想到，反右派運動兩年以來，知識份子的心靈，竟然墮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我一面聽著這些無邊無際的大話，一面回憶礦工們那質樸的語言和生活態度。我的師傅高守義，因為是七級大工，又是一個月拿4元津貼的班長，他就認真地負起自己的責任，最危險的地方他自己上，最重的活他帶頭干，對工友要求嚴格而又關心隨和，批評別人時，他自己的臉孔先紅了,替受批評者害羞。他幹活不是出於什麼「好思想」，而是「為了對得起自己拿的這幾個錢。」如果不給他「這幾個錢」，天塌下來和他也沒有什麼關係，他管不著。但既然他拿了七級工的工資和班長津貼，就不能迴避安全和生產的責任。他從不誇誇其談「我為人人」，只知道上班要恪守班長的職責，完成段長交付的任務；他也從不奢求「人人為我」，只要求礦上按月按量支付給他和工友們應得的工資和勞保。兩相對比，我感到周圍瀰漫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壓抑。
1960年1月初，發年終獎了。水利施工教研室開會宣布獎勵，每人也就是二十幾元，區分為不同的等級。宣布完畢，讓大家表態。由於我剛來，與此事無關，就做一個超然的旁觀者。那些發言的人，個個低聲下氣，而又掩飾不住內心的竊喜。發言的內容都相似，無非是說：「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有許多不足，距離黨和組織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是黨和組織還是對自己發給這麼多獎金。拿這些獎金自己確實感到慚愧。只有把這些獎金看作黨和組織對自己的關心和鼓勵，新的一年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負黨和組織的期望。」我在礦上勞動兩年，洗刷了身上的書生氣，性格變得豪邁粗獷，今天聽到這許多言不由衷的表態，心裏確實不是滋味，竟至暗暗對這些知識份子們產生了某種輕蔑。在煤礦，工人們也常常領取獎金。他們面對獎金固然都心裏喜悅，但沒有一個人表現出這種低聲下氣的態度，認為應該感謝黨和礦上的領導。
北京1月份的天氣是最冷的。這天，飛飛揚揚下起了雪。當我回到宿舍時，一雙棉鞋已經濕透了。我換上單鞋，把棉鞋放在凳子上，移近煤球火爐烘烤。前一天接到在甘肅鹽鍋峽水庫勞動的徐啟明同學的信，要求給他買一些食物寄去，他在那裡從事體力勞動，活很重，吃不飽，急需食物。徐啟明是我的同班同學，和我關係最好，也被劃成右派。那時北京商店的食物已經日見其少，但還能買到，比較容易買的零食就是江米球，不需要糧票。這天因為下班早，我給他買了二斤江米球，到海淀郵局寄出後，到舊貨商店轉悠，想買一雙舊皮鞋。在舊貨商店，我看中了一雙翻毛舊皮鞋，明碼標價十元。但我當時口袋裡只剩下十幾元，猶豫再三，終於下不了決心。趕回到宿舍，看見我烤鞋的凳子已經移開，一隻棉鞋完全烤焦了。那個工友說：「多虧我回來得早，要不，連凳子也燒著了，那可要出大事！」
第二天接到通知，要我次日去王家園水庫報到。我腳上只有一雙單鞋，而王家園水庫比北京更寒冷，條件也差。我急需一雙棉皮鞋，於是又到舊貨商店徜徉半晌，終因囊中羞澀，懷著遺憾的心情回到宿舍。如果我當時口袋裡能有20元，可能就不會發生後來「出走」的事情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由於買不起這雙舊翻毛皮鞋，竟影響了我一生的命運。
我穿著母親為我做的單鞋，背著薄薄的被褥，裡麵包了那一隻棉鞋，到王家園水利工地報到了。在工地見到了水91班的同學何慧貞。她反右時是水59級的黨支部書記，1949年以前就「參加革命」的「調干生」；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是由各級黨組織主持的，給同學戴右派帽子，她有很大的決定權。過去我曾是水94班的團支書，她和我聯繫較多。但現在我是右派了，她見我就板起面孔，愛理不理的。她問我住哪裡，我說在一個民工的油毛氈工棚裡。
我的任務是負責混凝土的配料和質量檢驗。我的直接「上級」則是一個姓劉的實驗員。不知怎地，從一開始我就感到他對我有一股敵意。
我和打混凝土的民工們關係很好，除了指揮配料，還和他們一起打夯。其中一位二十四五歲的姓徐的民工，打夯的姿勢特別優美，號子也喊得激揚悅耳，散發著男子漢的雄美氣息。一個夯八條繩子，由老徐扶夯，喊著號子。節奏和力量的起伏，使我感受到一股快活湧流的青春活力和體力勞動的美好。煤礦上和工人一起勞動的感覺又回來了，而由於是在自然環境中，那感覺就更美好。
每次澆灌完混凝土，我都要做一個試塊，等到第七天，拿到清華大學去做強度試驗。回到學校，還可以抽空洗個澡，輕鬆半天。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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