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雜誌編者按：近些年來，社會對醫生的抱怨不斷，對醫院的質疑不斷，而醫生本身也有很多話要說。《醫事——關於醫的隱情與智慧》一書理性地掃瞄當前中國社會的醫療環境，以一種責任感拉動醫患雙方不信任的雙手，希望給患者以尊重、給醫生以尊嚴，從而最終維護大眾的健康。作者謳歌是年輕一代的醫界人士，她寫該書的目的，正如胡大一教授在序中所說，「可以喚起大家共同的關心和關注，達成充分的探討和交流」，「理性和關懷是醫學最重要的支撐，缺了任何一個，醫學都無法真正飛翔」。
一位帶著滿腔熱情開始工作的年輕住院醫生，曾經在一篇小說中這樣描寫她的困惑：
有一回大家在看報紙，記者煽情地寫了一個故事：某個偉大的醫生，在飛機上碰到一個突發氣胸的急症，於是靈機一動，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開了一孔，用鋼筆筒當引流。下面就是家屬如何感激涕零之類。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問梁主治醫：「梁老師，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個喉頭水腫或是氣胸什麼的病人，你會怎麼做？」
梁主治頭也不抬：「關我什麼事？！他家屬送到醫院來，我就處理。」
我無奈：「要是在荒郊野地裡，送不到醫院來，那怎麼辦？」
梁主治：「我又不會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問：「那萬一呢！萬一你就是在一個荒郊野外，沒有別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會救他嗎？」
梁主治終於抬起了頭：「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時候！你想過沒有，你就能保證救得了他？萬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該負什麼責任啊？有病歷記錄嗎？有人證嗎？你保證你是為了救人，人家會怎麼想？」
和世界各地的權利覺醒運動一樣，中國病人也開始領會到《世界人權宣言》中「健康權是一種基本的人權」的真正含義。因為在病人與醫生之間，存在著專業知識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識到自己處於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權運動、消費者權益運動的衝擊下，病人越來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處境中，得到一種對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覺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務。如果這種服務出現了偏差，他們就開始尋找有力的手段捍衛權利。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醫務科，有的是告上法庭，還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魯莽，比如衝上去打醫生一頓，這時的醫院成了暗藏危機的暴力環境。
2005年的夏天，50歲的福建中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被一患者連砍數刀，因失血過多而身亡。在網上，繼此新聞之後的一千餘條評論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病人，有網友說：「醫患矛盾主要問題在醫生，患者由於醫療知識的缺乏，完全處於被動，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錢，甚至是借來的錢，到了醫院後，稀裡糊塗地錢就沒有了，可病還沒有看好。患者及家屬心中的怨憤到哪裡去發泄呢？」2005年北京電視臺還報導了一則新聞，一位70歲老人因醫患糾紛在醫院病房抗戰4年餘。他在病房的根據地，儼然是個家，鍋碗瓢盆、電視，甚至養魚缸……一應俱全。
在對中國200多位醫生「你是否在臨床工作中遇到過醫患糾紛」的調查中，醫生們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剛剛還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兩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調查的每位醫生都遇到過糾紛，輕則譴責怒罵，鬧得不愉快；重則患者告上法院，醫生遭受暴力。問醫生最怕什麼——「醫療糾紛」。而在這些醫療訴訟案中，患方永遠都是「弱者」，社會輿論也大多會倒向「弱者」。一種誇張的說法是：「無過錯賠償」一度竟然造成這樣的影響-要發財，鬧醫院。醫生面對病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在2006年3月的搜狐網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為「熱愛國家也熱愛人民的北京醫生們」的來信，題目是《我們是醫生，別太傷我們的心！》，信末寫道：讀2006年2月27日《新京報》「公眾希望醫生是廉價勞動力」後有感而發。幾天內，在這封來信的後面跟貼多達萬條，留言者多是工作在醫療一線的醫護人員。
現在全社會都在罵醫生，似乎所有的問題都是醫生拿回扣和紅包造成的。我們是北京著名醫院的高年資醫生，我們和我們周圍的醫生幾乎沒有拿回扣的，我們真的是在憑自己超負荷的勞動，掙一份比有些壟斷行業低得多的工資！
除了給病人看病，我們全部的時間都用在醫學研究和教學上了。為保持學科在全國的領先地位，為了晉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職稱，我們要不停地考試和學習；為獲得醫學研究經費，我們要寫各種基金的申請標書、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獻，做試驗、指導研究生，並花大量時間和國外的同行保持聯繫。沒有節假日，沒有娛樂時間，只有壓力和奉獻。在我們醫院，大部分醫生每天的生活和我一樣。
面對媒體和老百姓的謾罵及誤解，我們和我們周圍的醫生們在沉默著；面對每天從全國各地湧來的成千上萬的門診病人，我們依舊在認真地做好醫治工作，希望那些輾轉數家醫院，充滿期待的父老姐妹們能因我們的勞動和精湛醫術而獲得最後的診斷，把有限的救命錢花在刀刃上。
我們不敢奢望獲得全社會的理解，更不敢奢望獲得和我們的國外同行相同的勞動報酬，但我們希望得到尊重！
我們理解國家醫療改革的複雜與困難，我們願意，也已經為全社會人人享有醫療保險的那一天奉獻了我們的勞動！但在我們奉獻的時候，請關注我們！請尊重我們！我們是驕傲的，別太傷我們的心！！！
一位曾經半夜還接聽病人電話的敬業的內科專家，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有一年，我們醫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我也被拉過去打官司。一個在醫院腎內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會診，覺得可能是狼瘡腎。我們合力搶救了三天三夜沒合眼，總算度過了危險。半年後病情穩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醫院就診，一個醫生對她媽說：「現在看是肝豆狀核變性，根本不是狼瘡腎。」她媽聽了，就轉過來起訴我們，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後來不服又告到北京。
我是拿著國際系統性紅斑狼瘡的診斷標準去北京的。當時的情形完全符合診斷標準，我們還一一核對了病歷記錄。看見她媽我就氣。當年，為了搶救她女兒，我們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們果斷地決定用激素衝擊，可能小女孩都過不了那一關。經過激烈的辯論，法官判她敗訴。
這位專家提起這事依舊難掩氣憤：「說實話，這樣的病人是中山狼，這種醫患關係幾乎就是農夫和蛇的故事的翻版，讓人心寒。」
在一次骨科讀片會上，我目睹一個城市的200多位骨科醫生在討論一個病例。病人是個股骨頭缺血壞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髖關節置換，但老人家裡一貧如洗。主管醫生心生同情，對病人說看能不能盡量向廠家爭取免費的髖關節，結果為老人免費換了一個國產的人工髖關節。病人感激涕零，但一年後，覺得髖部疼痛並且活動困難。家屬領著病人來醫院找醫生，醫生向他們解釋臨床上確實也有置換術晚期失敗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假體鬆動、磨損、假體周圍骨折......但這些因素在臨床上還不能預防。家屬一口咬定這就是醫生的責任，要求給老人免費做第二次翻修術，並告到醫務科，醫務科也判定為醫生的責任。
在場的200多位骨科醫生，除了詳細討論骨科手術的細節之外，每個人都聽到了當事醫生的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報，除非你能堅持一輩子做好人，不計後果，無怨無悔。」
看看現在的我們所身處的輿論環境，各種各樣揭露社會弊病的報導見諸報端，觸目驚心。不論報紙、電視還是網站，我們都會經常看到歸類於社會新聞的醫療事故報導：手術器械遺留腹內、誤診、漏診、用藥不當、手術致殘……這樣的報導，挑戰著我們脆弱的神經，讓我們的脊樑一陣陣發涼。身為平凡的小人物難以掌握暴露的大環境，我們平添的只有憂心忡忡。前幾天我還收到一則逗趣的簡訊，醫生也被編排其中：
這年頭教授搖唇鼓舌四處賺錢越來越像商人，商人現身講壇著書立說越來越像教授。
醫生見死不救草菅人命越來越像殺手，殺手出手麻利不留後患越來越像醫生……
作為病人，因為本身不具備判斷醫療過程正確與否的知識，往醫院裡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為是弱者，我們更強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來捍衛自己的權利，讓強者無法或者儘可能少地侵犯我們的權利。還好，我們起碼還能衡量結果，起碼還知道醫生的服務態度和質量，這時，法律似乎是彌補這種「弱勢地位」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我們也看到了用法律來解決問題的效果——在與醫療事故的鬥爭越來越正規化、法律化的過程中，醫生們擰緊了那根叫「責任」的弦，雖然有的是被動擰緊，有的是主動擰緊。不管怎麼說，在「醫為仁術」已漸漸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時，這種鬥爭具有了某種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積極的意義。
但我們依舊不能忘記人情味的溫暖。只是這回，是醫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經歷，在我看來，是一例絕好的討論醫生和病人關係的題材。這題材的豐富性在於，它不是簡單的醫生冷淡病人、病人埋怨醫生的反面題材，也不是醫生愛護病人、病人感激醫生的正面頌歌，它也不同於那些免不了誇大新聞點的負面醫療報導-那些作者們試圖只用略去某些細節的事件，來說明一個武斷的結論。這位朋友的經歷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本已山重水復，卻又峰迴路轉。
這位朋友的乳腺上長了個腫塊。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70多歲的乳腺外科專家。這位身材高大的專家曾在給我們上課時，頗有氣勢地大臂一揮，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說：「中國婦女乳房被一刀切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還用科學的口吻說：「中國有一半婦女的乳房都經過我的手一一觸診。」我們每個人在實習時，都會抽空安排出時間，特意跟著他出回乳腺外科門診，看看他是怎麼用自己的手感診斷普天下女性的乳房是正常還是出錯的。我朋友看的正好就是這位專家。那天門診，這位專家告訴我朋友說：「沒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這種中藥，三個月來隨診一次。」他說的這劑中藥，我們當年跟他出門診時也見過，他當時得意洋洋地說有藥廠出一百萬買專利，他沒賣。「那些商人！」他用不屑的口氣這麼評價。
我跟這位朋友吃飯時，她就掏出這麼一袋中藥，跟餐館服務員要水，衝開喝下，臉上露出痛苦難挨的表情。這樣過了半年，中間又去看過一次老教授的門診，他依然是原話：「沒事，回去繼續喝我配的中藥。」有一天，我接到這位朋友的電話，聽起來語氣焦急，她說剛去做了個B超，單子上面寫著：乳腺腫塊邊緣不清，血流豐富，懷疑是惡性腫瘤。
我在電話裡大嘆：「不會吧？一雙摸了中國大半婦女乳房的手，也會有錯？」朋友心情極其低落，我陪她沿馬路走了半小時，一路上哀嘆的都是老馬失蹄，讓老專家給耽誤了病情。
「一個北京大興龐各莊的農民，種了兩年的西瓜，隨意一拍都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說，一位摸了幾十年乳房的醫生，是良性還是惡性，摸不出來？」朋友這麼問我，百思不解。
她轉天拿著B超結果去看老專家，老專家仍然堅持說：「目前很難說是惡性，相信我這雙手，再去找個高手做B超吧。」
我安慰她說：「B超結果也確實是因B超醫生而異，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結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實習的時候，主治醫生看B超時都得先看看誰做的，碰到一些平庸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請高手做一下才算。咱們先這麼想，心存點僥倖吧。」
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結果居然是：邊緣欠清，血流不豐富，乳腺增生，建議隨診。
兩份結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無措，不知道信誰好。
在這兩份結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變成了一個執著討說法的秋菊，又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許多醫生，無一例外，這些醫生的建議都是：切出來看，病理結果一出來什麼都清楚了。她又轉過來問我這個醫學生的建議，我說出來的話和那些醫生如出一轍。她再去問老專家，老專家卻仍說：「不要隨便動手術，相信我這雙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鉬靶檢查，結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著這些結果去看老專家門診的那一天，前面還有幾位病人，她坐在走廊裡等。這時，一位40多歲的中年婦女突然闖進了老專家的診室，衝上前去，對著老專家一陣拳頭落下。70多歲的老專家被打得頭髮零亂，表情痛苦。警察把老專家和女病人帶走時，身材高大的老專家在人群裡看見了我朋友，正了正色，對她說：「改天來看吧，不要掛號，直接來吧。」朋友形容說被打之後的老人，依舊像驕傲從容的老馬，充滿尊嚴地離開了事發現場，在那一刻，她突然被觸動了。
朋友是位記者，懷著高度的職業敏感，她緊密跟隨著現場知情者，瞭解到整個事件的原委。原來，這位女病人在五年前看過老專家的號，當時因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專家動員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則復發的可能很大。這位女病人做了手術，切了乳房，五年期間倒是再也沒有復發，但是她的生活卻因為這場病和這次手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下了崗，離了婚，經濟窘迫，生活無著。這位女病人把自己這一切的悲慘生活，都歸咎於五年前老專家建議她做手術造成的。所以，五年後，她來到門診用自己的方式發泄怨恨。
朋友在人群中，手裡捏著一堆前後不一致的檢查結果，看著一世英名的老教授居然被一個有心理障礙的女病人在眾人面前給打得狼狽不堪。而在這樣的狼狽遭遇下，他還不忘正色和朋友說，過幾天來看他門診，不用掛號。
幾天後，朋友再去挂老專家的號時，護士說：「他今天來不了了，身體不舒服。」朋友回家喝著老教授開的中藥沖劑，想到老人家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出門診。
她又困惑地想到：為什麼別的醫生都建議她把腫塊切了，看病理結果？為什麼老專家冒著可能被病人打罵的危險，建議她不要輕易動手術，請她相信自己的那雙手？
醫療糾紛事情屢有發生
當法律介入了醫生和病人的關係之後，當我們的生活裡充滿了對醫生的抱怨、戒備甚至敵視後，醫生從病人那裡也越來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饋。他們在給病人做決定時，漸漸學會了保護自己，儘可能給病人一個清晰、明確、可衡量的結果。朋友諮詢的那些醫生，出於對腫塊性質的不可知，所以建議她一切了之，病理結果出來後，便真相大白。這樣的醫生，算是法制社會的好醫生，這樣的醫生四平八穩，看所有的乳腺腫塊，在良性和惡性定不了性質時，都會勸病人切了算了，自己的責任也被摘得干乾淨淨。我對朋友的建議也不例外。
但老專家希望盡量少地影響病人的生活質量，不想讓病人無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對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一個被刀割過的乳房，終歸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著可能被挑釁、被埋怨、被誤解的危險，告訴病人在他看來最為合適的選擇。「請相信我這雙手吧。」這樣的話不知道現在還有幾個醫生能說出來，也不知道那些懷著戒備、提防之心而來的病人，有幾個願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誠的醫生，會不會日後腫塊真成了惡性，會反過來把醫生告上法庭。「你說，他圖什麼呀？」朋友這麼問我。
我說，這可能是一位現代好醫生和一位瀕臨絕種的牛醫生的區別吧。
一位現代的好醫生會這麼說：「你這種情況，目前幾項檢查結果不一致，為了保險起見，建議你手術，等病理結果出來，就能定腫塊的性質了。病理結果是金標準。」
一位像老專家那樣瀕臨滅絕的牛醫生會說：「我摸過你的腫塊了，我認為是乳腺增生。不要輕易動手術，畢竟手術對你來說也是一次打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請相信我這雙手，定期來隨診。」
我的朋友極不希望手術，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專家的話，第一份B超檢查結果仍像陰影一樣籠罩著她。我只好勸她說：「就像選擇一種宗教信仰一樣，如果你極不情願動手術，選擇了相信他的手，就請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擔任何後果的準備。如果你仍有懷疑、戒備之心，那就聽那些現代好醫生的建議，切出來看看病理結果。」
如果仔細分析一下這兩種選擇，我們會發現，漸漸地，我們作為病人，也開始順應、配合現代好醫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廢話，手術見，病理結果出來真相大白，兩不相干，互不耽誤，醫生和病人都服氣。再過些年，也許沒有一位醫生願意站出來說：「手術對病人也是一次打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請相信我這雙手吧。」因為沒有一個病人不是帶著防備而來，也沒有一位醫生不是繃著保護自己的弦看病。醫生和病人之間理想的溫情關係，這回是徹底面臨尷尬境地了。
(摘自《醫事——關於醫的隱情與智慧》，北京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一位帶著滿腔熱情開始工作的年輕住院醫生，曾經在一篇小說中這樣描寫她的困惑：
有一回大家在看報紙，記者煽情地寫了一個故事：某個偉大的醫生，在飛機上碰到一個突發氣胸的急症，於是靈機一動，就地取材，拿出水果刀，開了一孔，用鋼筆筒當引流。下面就是家屬如何感激涕零之類。看得我心潮澎湃，不由得問梁主治醫：「梁老師，要是你在街上碰到一個喉頭水腫或是氣胸什麼的病人，你會怎麼做？」
梁主治頭也不抬：「關我什麼事？！他家屬送到醫院來，我就處理。」
我無奈：「要是在荒郊野地裡，送不到醫院來，那怎麼辦？」
梁主治：「我又不會到荒郊野外去！」
我追問：「那萬一呢！萬一你就是在一個荒郊野外，沒有別人，只有你，只有你可能救他！你會救他嗎？」
梁主治終於抬起了頭：「這可不是你逞英雄的時候！你想過沒有，你就能保證救得了他？萬一他病情加重死了，你該負什麼責任啊？有病歷記錄嗎？有人證嗎？你保證你是為了救人，人家會怎麼想？」
和世界各地的權利覺醒運動一樣，中國病人也開始領會到《世界人權宣言》中「健康權是一種基本的人權」的真正含義。因為在病人與醫生之間，存在著專業知識上的不平等，病人敏感地意識到自己處於脆弱不利的地位。在民權運動、消費者權益運動的衝擊下，病人越來越希望能在不平等的處境中，得到一種對自己脆弱地位的保障，得到自己感覺受尊重的、公正的服務。如果這種服務出現了偏差，他們就開始尋找有力的手段捍衛權利。這些手段有的是告到醫務科，有的是告上法庭，還有的可能更直接、更魯莽，比如衝上去打醫生一頓，這時的醫院成了暗藏危機的暴力環境。
2005年的夏天，50歲的福建中醫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被一患者連砍數刀，因失血過多而身亡。在網上，繼此新聞之後的一千餘條評論中，有80％表示「理解」行凶的病人，有網友說：「醫患矛盾主要問題在醫生，患者由於醫療知識的缺乏，完全處於被動，患者花了自己的血汗錢，甚至是借來的錢，到了醫院後，稀裡糊塗地錢就沒有了，可病還沒有看好。患者及家屬心中的怨憤到哪裡去發泄呢？」2005年北京電視臺還報導了一則新聞，一位70歲老人因醫患糾紛在醫院病房抗戰4年餘。他在病房的根據地，儼然是個家，鍋碗瓢盆、電視，甚至養魚缸……一應俱全。
在對中國200多位醫生「你是否在臨床工作中遇到過醫患糾紛」的調查中，醫生們的回答是「太多了」、「我剛剛還碰上一起」、「我的同事前兩天被打了」。基本上被調查的每位醫生都遇到過糾紛，輕則譴責怒罵，鬧得不愉快；重則患者告上法院，醫生遭受暴力。問醫生最怕什麼——「醫療糾紛」。而在這些醫療訴訟案中，患方永遠都是「弱者」，社會輿論也大多會倒向「弱者」。一種誇張的說法是：「無過錯賠償」一度竟然造成這樣的影響-要發財，鬧醫院。醫生面對病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在2006年3月的搜狐網站上，登出了一封落款為「熱愛國家也熱愛人民的北京醫生們」的來信，題目是《我們是醫生，別太傷我們的心！》，信末寫道：讀2006年2月27日《新京報》「公眾希望醫生是廉價勞動力」後有感而發。幾天內，在這封來信的後面跟貼多達萬條，留言者多是工作在醫療一線的醫護人員。
現在全社會都在罵醫生，似乎所有的問題都是醫生拿回扣和紅包造成的。我們是北京著名醫院的高年資醫生，我們和我們周圍的醫生幾乎沒有拿回扣的，我們真的是在憑自己超負荷的勞動，掙一份比有些壟斷行業低得多的工資！
除了給病人看病，我們全部的時間都用在醫學研究和教學上了。為保持學科在全國的領先地位，為了晉升副教授和教授的職稱，我們要不停地考試和學習；為獲得醫學研究經費，我們要寫各種基金的申請標書、要看大量的英文文獻，做試驗、指導研究生，並花大量時間和國外的同行保持聯繫。沒有節假日，沒有娛樂時間，只有壓力和奉獻。在我們醫院，大部分醫生每天的生活和我一樣。
面對媒體和老百姓的謾罵及誤解，我們和我們周圍的醫生們在沉默著；面對每天從全國各地湧來的成千上萬的門診病人，我們依舊在認真地做好醫治工作，希望那些輾轉數家醫院，充滿期待的父老姐妹們能因我們的勞動和精湛醫術而獲得最後的診斷，把有限的救命錢花在刀刃上。
我們不敢奢望獲得全社會的理解，更不敢奢望獲得和我們的國外同行相同的勞動報酬，但我們希望得到尊重！
我們理解國家醫療改革的複雜與困難，我們願意，也已經為全社會人人享有醫療保險的那一天奉獻了我們的勞動！但在我們奉獻的時候，請關注我們！請尊重我們！我們是驕傲的，別太傷我們的心！！！
一位曾經半夜還接聽病人電話的敬業的內科專家，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有一年，我們醫院被病人告到了北京，我也被拉過去打官司。一個在醫院腎內科住院的小女孩，病情危重，我去會診，覺得可能是狼瘡腎。我們合力搶救了三天三夜沒合眼，總算度過了危險。半年後病情穩定，有一天她又去另外一家醫院就診，一個醫生對她媽說：「現在看是肝豆狀核變性，根本不是狼瘡腎。」她媽聽了，就轉過來起訴我們，先是在上海打官司，後來不服又告到北京。
我是拿著國際系統性紅斑狼瘡的診斷標準去北京的。當時的情形完全符合診斷標準，我們還一一核對了病歷記錄。看見她媽我就氣。當年，為了搶救她女兒，我們累得精疲力竭，要不是我們果斷地決定用激素衝擊，可能小女孩都過不了那一關。經過激烈的辯論，法官判她敗訴。
這位專家提起這事依舊難掩氣憤：「說實話，這樣的病人是中山狼，這種醫患關係幾乎就是農夫和蛇的故事的翻版，讓人心寒。」
在一次骨科讀片會上，我目睹一個城市的200多位骨科醫生在討論一個病例。病人是個股骨頭缺血壞死的老人，需要做人工髖關節置換，但老人家裡一貧如洗。主管醫生心生同情，對病人說看能不能盡量向廠家爭取免費的髖關節，結果為老人免費換了一個國產的人工髖關節。病人感激涕零，但一年後，覺得髖部疼痛並且活動困難。家屬領著病人來醫院找醫生，醫生向他們解釋臨床上確實也有置換術晚期失敗的例子，原因可能是假體鬆動、磨損、假體周圍骨折......但這些因素在臨床上還不能預防。家屬一口咬定這就是醫生的責任，要求給老人免費做第二次翻修術，並告到醫務科，醫務科也判定為醫生的責任。
在場的200多位骨科醫生，除了詳細討論骨科手術的細節之外，每個人都聽到了當事醫生的感慨：「做好人未必有好報，除非你能堅持一輩子做好人，不計後果，無怨無悔。」
看看現在的我們所身處的輿論環境，各種各樣揭露社會弊病的報導見諸報端，觸目驚心。不論報紙、電視還是網站，我們都會經常看到歸類於社會新聞的醫療事故報導：手術器械遺留腹內、誤診、漏診、用藥不當、手術致殘……這樣的報導，挑戰著我們脆弱的神經，讓我們的脊樑一陣陣發涼。身為平凡的小人物難以掌握暴露的大環境，我們平添的只有憂心忡忡。前幾天我還收到一則逗趣的簡訊，醫生也被編排其中：
這年頭教授搖唇鼓舌四處賺錢越來越像商人，商人現身講壇著書立說越來越像教授。
醫生見死不救草菅人命越來越像殺手，殺手出手麻利不留後患越來越像醫生……
作為病人，因為本身不具備判斷醫療過程正確與否的知識，往醫院裡一站，就立刻成了弱者。因為是弱者，我們更強烈地希望能找到有力的手段來捍衛自己的權利，讓強者無法或者儘可能少地侵犯我們的權利。還好，我們起碼還能衡量結果，起碼還知道醫生的服務態度和質量，這時，法律似乎是彌補這種「弱勢地位」的唯一可靠的保障。我們也看到了用法律來解決問題的效果——在與醫療事故的鬥爭越來越正規化、法律化的過程中，醫生們擰緊了那根叫「責任」的弦，雖然有的是被動擰緊，有的是主動擰緊。不管怎麼說，在「醫為仁術」已漸漸失去它的道德土壤時，這種鬥爭具有了某種可以量化的、可衡量的、積極的意義。
但我們依舊不能忘記人情味的溫暖。只是這回，是醫生向病人要求的「人情味」。
一位朋友的乳腺外科經歷，在我看來，是一例絕好的討論醫生和病人關係的題材。這題材的豐富性在於，它不是簡單的醫生冷淡病人、病人埋怨醫生的反面題材，也不是醫生愛護病人、病人感激醫生的正面頌歌，它也不同於那些免不了誇大新聞點的負面醫療報導-那些作者們試圖只用略去某些細節的事件，來說明一個武斷的結論。這位朋友的經歷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本已山重水復，卻又峰迴路轉。
這位朋友的乳腺上長了個腫塊。大半年前，她最初去看的是一位70多歲的乳腺外科專家。這位身材高大的專家曾在給我們上課時，頗有氣勢地大臂一揮，用他的潮汕口音激昂地說：「中國婦女乳房被一刀切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還用科學的口吻說：「中國有一半婦女的乳房都經過我的手一一觸診。」我們每個人在實習時，都會抽空安排出時間，特意跟著他出回乳腺外科門診，看看他是怎麼用自己的手感診斷普天下女性的乳房是正常還是出錯的。我朋友看的正好就是這位專家。那天門診，這位專家告訴我朋友說：「沒事，乳腺增生，回去喝我配的這種中藥，三個月來隨診一次。」他說的這劑中藥，我們當年跟他出門診時也見過，他當時得意洋洋地說有藥廠出一百萬買專利，他沒賣。「那些商人！」他用不屑的口氣這麼評價。
我跟這位朋友吃飯時，她就掏出這麼一袋中藥，跟餐館服務員要水，衝開喝下，臉上露出痛苦難挨的表情。這樣過了半年，中間又去看過一次老教授的門診，他依然是原話：「沒事，回去繼續喝我配的中藥。」有一天，我接到這位朋友的電話，聽起來語氣焦急，她說剛去做了個B超，單子上面寫著：乳腺腫塊邊緣不清，血流豐富，懷疑是惡性腫瘤。
我在電話裡大嘆：「不會吧？一雙摸了中國大半婦女乳房的手，也會有錯？」朋友心情極其低落，我陪她沿馬路走了半小時，一路上哀嘆的都是老馬失蹄，讓老專家給耽誤了病情。
「一個北京大興龐各莊的農民，種了兩年的西瓜，隨意一拍都能知道瓜是生是熟。你說，一位摸了幾十年乳房的醫生，是良性還是惡性，摸不出來？」朋友這麼問我，百思不解。
她轉天拿著B超結果去看老專家，老專家仍然堅持說：「目前很難說是惡性，相信我這雙手，再去找個高手做B超吧。」
我安慰她說：「B超結果也確實是因B超醫生而異，做的人不同，得出的結果也可能不同的。我實習的時候，主治醫生看B超時都得先看看誰做的，碰到一些平庸的名字，基本得重新請高手做一下才算。咱們先這麼想，心存點僥倖吧。」
朋友找到了B超高手又做了一回，第二份B超結果居然是：邊緣欠清，血流不豐富，乳腺增生，建議隨診。
兩份結果截然相反，她哭笑不得，手足無措，不知道信誰好。
在這兩份結果的折磨下，朋友似乎變成了一個執著討說法的秋菊，又馬不停蹄地去看了北京其他許多醫生，無一例外，這些醫生的建議都是：切出來看，病理結果一出來什麼都清楚了。她又轉過來問我這個醫學生的建議，我說出來的話和那些醫生如出一轍。她再去問老專家，老專家卻仍說：「不要隨便動手術，相信我這雙手吧。」
她又去做了份鉬靶檢查，結果也是提示乳腺增生。她再拿著這些結果去看老專家門診的那一天，前面還有幾位病人，她坐在走廊裡等。這時，一位40多歲的中年婦女突然闖進了老專家的診室，衝上前去，對著老專家一陣拳頭落下。70多歲的老專家被打得頭髮零亂，表情痛苦。警察把老專家和女病人帶走時，身材高大的老專家在人群裡看見了我朋友，正了正色，對她說：「改天來看吧，不要掛號，直接來吧。」朋友形容說被打之後的老人，依舊像驕傲從容的老馬，充滿尊嚴地離開了事發現場，在那一刻，她突然被觸動了。
朋友是位記者，懷著高度的職業敏感，她緊密跟隨著現場知情者，瞭解到整個事件的原委。原來，這位女病人在五年前看過老專家的號，當時因為乳腺癌病情已到晚期，老專家動員病人做全乳切除，否則復發的可能很大。這位女病人做了手術，切了乳房，五年期間倒是再也沒有復發，但是她的生活卻因為這場病和這次手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她下了崗，離了婚，經濟窘迫，生活無著。這位女病人把自己這一切的悲慘生活，都歸咎於五年前老專家建議她做手術造成的。所以，五年後，她來到門診用自己的方式發泄怨恨。
朋友在人群中，手裡捏著一堆前後不一致的檢查結果，看著一世英名的老教授居然被一個有心理障礙的女病人在眾人面前給打得狼狽不堪。而在這樣的狼狽遭遇下，他還不忘正色和朋友說，過幾天來看他門診，不用掛號。
幾天後，朋友再去挂老專家的號時，護士說：「他今天來不了了，身體不舒服。」朋友回家喝著老教授開的中藥沖劑，想到老人家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出門診。
她又困惑地想到：為什麼別的醫生都建議她把腫塊切了，看病理結果？為什麼老專家冒著可能被病人打罵的危險，建議她不要輕易動手術，請她相信自己的那雙手？
醫療糾紛事情屢有發生
當法律介入了醫生和病人的關係之後，當我們的生活裡充滿了對醫生的抱怨、戒備甚至敵視後，醫生從病人那裡也越來越得不到人情味的回饋。他們在給病人做決定時，漸漸學會了保護自己，儘可能給病人一個清晰、明確、可衡量的結果。朋友諮詢的那些醫生，出於對腫塊性質的不可知，所以建議她一切了之，病理結果出來後，便真相大白。這樣的醫生，算是法制社會的好醫生，這樣的醫生四平八穩，看所有的乳腺腫塊，在良性和惡性定不了性質時，都會勸病人切了算了，自己的責任也被摘得干乾淨淨。我對朋友的建議也不例外。
但老專家希望盡量少地影響病人的生活質量，不想讓病人無端地多挨一刀。「乳房對女人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一個被刀割過的乳房，終歸是不完整的乳房。」他不惜冒著可能被挑釁、被埋怨、被誤解的危險，告訴病人在他看來最為合適的選擇。「請相信我這雙手吧。」這樣的話不知道現在還有幾個醫生能說出來，也不知道那些懷著戒備、提防之心而來的病人，有幾個願意去相信眼前一腔真誠的醫生，會不會日後腫塊真成了惡性，會反過來把醫生告上法庭。「你說，他圖什麼呀？」朋友這麼問我。
我說，這可能是一位現代好醫生和一位瀕臨絕種的牛醫生的區別吧。
一位現代的好醫生會這麼說：「你這種情況，目前幾項檢查結果不一致，為了保險起見，建議你手術，等病理結果出來，就能定腫塊的性質了。病理結果是金標準。」
一位像老專家那樣瀕臨滅絕的牛醫生會說：「我摸過你的腫塊了，我認為是乳腺增生。不要輕易動手術，畢竟手術對你來說也是一次打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請相信我這雙手，定期來隨診。」
我的朋友極不希望手術，但她又不能完全相信老專家的話，第一份B超檢查結果仍像陰影一樣籠罩著她。我只好勸她說：「就像選擇一種宗教信仰一樣，如果你極不情願動手術，選擇了相信他的手，就請相信到底吧，也做好承擔任何後果的準備。如果你仍有懷疑、戒備之心，那就聽那些現代好醫生的建議，切出來看看病理結果。」
如果仔細分析一下這兩種選擇，我們會發現，漸漸地，我們作為病人，也開始順應、配合現代好醫生的潮流了，那就是——少廢話，手術見，病理結果出來真相大白，兩不相干，互不耽誤，醫生和病人都服氣。再過些年，也許沒有一位醫生願意站出來說：「手術對病人也是一次打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都有，請相信我這雙手吧。」因為沒有一個病人不是帶著防備而來，也沒有一位醫生不是繃著保護自己的弦看病。醫生和病人之間理想的溫情關係，這回是徹底面臨尷尬境地了。
(摘自《醫事——關於醫的隱情與智慧》，北京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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