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以1989年「六四」事件為一個分界線，可分做兩個階段。中共當局在八十年代經濟改革方面，通過放權讓利，把國家壟斷的那些資源慢慢讓渡一些到民間，容許工人拿獎金，農民承包土地。這些措施在短時期內確實起到刺激作用，老百姓也得到一些好處，所以有些人又懷念起八十年代來，總覺得那是一個黃金時期。
在輿論方面，當時以《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為領軍，有一段時期可以討論政策，也可以討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看法，但是，那不是言論自由。當時統治者的正當性是需要理論上的正當性來證明的，鄧小平為了掌權，他一定要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確的，而過去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主張的「兩個凡是」是錯的，所以需要理論、尤其是需要馬克思理論（來支援）。
九十年代以後，「六四」屠城打斷了中國改革的進程，終止了原來那種理想主義改革，留下了兩個一直沒有完成的任務，一個就是政治民主化，另一個就是新聞自由。鄧小平痛定思痛，認為之所以有「六四」，就是因為當時有「走向未來」叢書、《河殤》等等一系列宣揚西方民主思想的書籍、影視片（的出現），以及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潮的進入。所以這道門在「六四」以後是關死了，只剩一條發展經濟的路。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就開始啟動了九十年代的一輪改革。這一階段的改革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改革缺乏公正性，中國的社會分配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了過大的貧富差距，我在國內的《東方》雜誌寫了一篇關於當代社會貧富差距的文章，當時國內還有好多人反駁我，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貧富差距。
但是就在《現代化的陷阱》出來後的兩年，大家都已經公認貧富差距過大。形象一點說就是「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在深圳給我印象最刺激的是這樣一件事，1988年8月8號，我到深圳第一天，讓我去海城大酒樓參加一個晚宴。我悄悄問服務員晚宴花了多少錢，她說是一千二百多元一桌。這是八十年代。當時我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我的月工資才380元人民幣。內地的大學生畢業後的工資還只有七十幾元，再加上各種補貼，一年也就一千幾百塊。從那以後，這個情況時越來越惡化。
衡量貧富差距有幾個指標，一個就是基尼係數。我當時找到一個民間研究所的資料，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5。基尼係數在0.1時表示絕對平均。中國在改革以前，因為不計算高級幹部的非貨幣收入，他們的保姆、廚師、勤務員等的工資，還有所有的其他的開支都不在他的貨幣收入裏邊。只計算貨幣收入，中國改革前的基尼係數是0.1多一點。但是就在我寫書的時候，也就是十幾年吧，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有0.1到了0.47，0.5是社會動亂的邊緣，貧富差距已經到了超過民眾的忍受界限的程度。
多年來不管收入差距如何變化，中國政府公布的基尼係數永遠是在0.47825到0.4732之間徘徊。它永遠不升上去，因為到了0.5，就說明中國社會已經到了社會動亂的邊緣。至於是不是已經到了社會動亂的邊緣，我們在海外的媒體上看得到。
那麽貧富差距為什麽這麽大呢？其實還不僅體現在工資收入這一塊上，更重要的還因為貪污腐敗者的灰色收入。中國的制度開啟了權力市場化的大門，政府行為企業化。官員不是把自己看作公務員而看作商人。他手中的權力就是用來交換的商品。到他這兒來尋求公共服務的，他都全看作是來做生意的，所以有廣大的尋租空間。
中國的腐敗是如何逐步嚴重化？深圳抓了中信實業銀行的行長高森祥，貪污了二百幾十萬元，四個情婦，大家就覺得很嚴重了。過了一年多，又抓了一個，就是王建業，貪污3000多萬，人還沒有槍斃，無錫鄧斌案出來了，集資一億幾千萬元。就是說貪污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就像翻跟斗一樣，甚至不是成幾何級數擴大。
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叫《 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其中提到中共政府的腐敗演變過程，講中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個人腐敗，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政府各部門有「創收」的任務，比如醫療部門也要創收，這就變成集體腐敗。下級政府向上級政府多要點資源，比如多要點財政撥款，或要點什麽政策，就需要去賄買，還有官位安排上的賄賂，政治保護關係的形成，等等，最後形成了制度性腐敗。
《 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成了我個人一個命運的轉折，過去寫《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就給我記了一筆帳，有人就警告過我，叫我不要再寫了，到此為止。這篇文章出來以後，中紀委就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叁個「理直氣壯」。
第一個，「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不是制度化腐敗，腐敗只是個別官員的腐敗行為」，「要理直氣壯地相信，我們的官員是好的或者絕大部分是好的，貪污腐敗只是其中極少數的害群之馬」，「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黨能夠戰勝腐敗」，這篇文章發表在12月下旬某日的《人民日報》上。
中紀委的文章出來之後，我問一位曾邀請我去中紀委開會的熟人：「你們出來的東西，你們自己相信嗎？這不就是像黑夜裏走路吹口哨，給自己壯膽嗎？他說，你就不要認真了，你的文章出來以後，責成我們要表一個態，那就這麽表一表態囉。」
第二個問題，中共當局假改革之名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社會福利。中國的老百姓其實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政治自由、言論自由這些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只需要有口飯吃。問題是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改革確實是讓他們生存發生困難。最開始是朱鎔基要甩包袱，就是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先改革醫療保險。世界各國的醫療體系都有兩塊，一個是市場化的，另外一塊就是國家的公益服務。包括印度也是這樣。
中國卻是政府放棄了在醫療上的公共責任，使得政府投入只佔整個醫療投入的30%，醫院需要自己創收。中國還有一個情況，就是醫藥不分家。國外的醫生只開處方，不靠賣藥賺錢。中國的醫生盡量給病人開藥，所以出現一個感冒沒有幾百塊、一千塊，就看不下來。因為醫生的福利、醫院的很多開支都靠這個收入。
國內曾有一個報導，說是一個人在醫院開的一種針藥，花了二十幾元。後來發現在醫藥公司去買，只需要一元多就買了，醫院的價格是醫藥公司價格的17.8倍。向報社投訴之後，記者作了調查，發現這個高價格中有這麽幾塊，藥品生產成本不到10%，剩下的90%，醫院拿走60%，其他就是醫生、藥房人員的回扣。所以這些應該屬於政府公共開支的部分全轉嫁到患者頭上來了。
同時，中國醫療保險的覆蓋面相當低。betway体育手机网 出的資料是2005年的，2006年的還沒有出來，只覆蓋了不到50%的城市人口。農村人口只有不到70%加入了合作醫療，但是每年的醫藥費平均到人頭上只有十幾塊錢。這個醫療制度還有等級，高級官員可以享受很高的福利等級。農民和城市中的很多低收入家庭，有人生一場病就把多年積蓄花的乾乾淨淨，因病致貧的人佔城市貧困人口的50%以上。農村裏的多數人生病以後，就是等死。
至於教育問題，自從中國政府搞了產業化以後，讀一個大學對每一個農民家庭是一個浩劫。每一個學期開學之前，很多農民四處為子女籌款交學費，籌不到就自殺、上吊、喝農藥，這種事大家都看到過報導。江西那個小孩鄭清明就為了交不起學校的欠款680元人民幣，就臥軌自殺了。就為大約80多美元就丟了一條命。
中國的小學到初中，說是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義務教育有很多費用。就拿我兒子的經歷為例。他十叁年前來美國，過來一年以後，我叫他比較中國和美國最大的不同在哪裡。他想了一下說，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國老師經常跟我們講：交錢，交錢。六一節要贊助，元旦要贊助，教師節要贊助，買校服要錢，天天就是錢錢錢。
在美國，老師根本就不跟我們講要錢的事。這就是最大的差別。學校要學生贊助，並不是有多少出多少，而是上光榮榜，誰贊助的錢最多，他就排在第一名，這樣激勵小孩找家長拿更多的錢贊助學校。所以中國的教育已經成了教育利益集團憑藉自己手裏的壟斷資源掠奪民眾的一個手段。（未完待續）
(看中國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在輿論方面，當時以《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週報》為領軍，有一段時期可以討論政策，也可以討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看法，但是，那不是言論自由。當時統治者的正當性是需要理論上的正當性來證明的，鄧小平為了掌權，他一定要證明他的理論是正確的，而過去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主張的「兩個凡是」是錯的，所以需要理論、尤其是需要馬克思理論（來支援）。
九十年代以後，「六四」屠城打斷了中國改革的進程，終止了原來那種理想主義改革，留下了兩個一直沒有完成的任務，一個就是政治民主化，另一個就是新聞自由。鄧小平痛定思痛，認為之所以有「六四」，就是因為當時有「走向未來」叢書、《河殤》等等一系列宣揚西方民主思想的書籍、影視片（的出現），以及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潮的進入。所以這道門在「六四」以後是關死了，只剩一條發展經濟的路。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就開始啟動了九十年代的一輪改革。這一階段的改革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改革缺乏公正性，中國的社會分配政策是非常不合理的，造成了過大的貧富差距，我在國內的《東方》雜誌寫了一篇關於當代社會貧富差距的文章，當時國內還有好多人反駁我，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貧富差距。
但是就在《現代化的陷阱》出來後的兩年，大家都已經公認貧富差距過大。形象一點說就是「富人一席酒，窮人一年糧」。在深圳給我印象最刺激的是這樣一件事，1988年8月8號，我到深圳第一天，讓我去海城大酒樓參加一個晚宴。我悄悄問服務員晚宴花了多少錢，她說是一千二百多元一桌。這是八十年代。當時我在深圳市政府工作，我的月工資才380元人民幣。內地的大學生畢業後的工資還只有七十幾元，再加上各種補貼，一年也就一千幾百塊。從那以後，這個情況時越來越惡化。
衡量貧富差距有幾個指標，一個就是基尼係數。我當時找到一個民間研究所的資料，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5。基尼係數在0.1時表示絕對平均。中國在改革以前，因為不計算高級幹部的非貨幣收入，他們的保姆、廚師、勤務員等的工資，還有所有的其他的開支都不在他的貨幣收入裏邊。只計算貨幣收入，中國改革前的基尼係數是0.1多一點。但是就在我寫書的時候，也就是十幾年吧，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有0.1到了0.47，0.5是社會動亂的邊緣，貧富差距已經到了超過民眾的忍受界限的程度。
多年來不管收入差距如何變化，中國政府公布的基尼係數永遠是在0.47825到0.4732之間徘徊。它永遠不升上去，因為到了0.5，就說明中國社會已經到了社會動亂的邊緣。至於是不是已經到了社會動亂的邊緣，我們在海外的媒體上看得到。
那麽貧富差距為什麽這麽大呢？其實還不僅體現在工資收入這一塊上，更重要的還因為貪污腐敗者的灰色收入。中國的制度開啟了權力市場化的大門，政府行為企業化。官員不是把自己看作公務員而看作商人。他手中的權力就是用來交換的商品。到他這兒來尋求公共服務的，他都全看作是來做生意的，所以有廣大的尋租空間。
中國的腐敗是如何逐步嚴重化？深圳抓了中信實業銀行的行長高森祥，貪污了二百幾十萬元，四個情婦，大家就覺得很嚴重了。過了一年多，又抓了一個，就是王建業，貪污3000多萬，人還沒有槍斃，無錫鄧斌案出來了，集資一億幾千萬元。就是說貪污腐敗涉及的金額越來越大，就像翻跟斗一樣，甚至不是成幾何級數擴大。
我曾寫了一篇文章，叫《 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其中提到中共政府的腐敗演變過程，講中國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個人腐敗，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由於政府各部門有「創收」的任務，比如醫療部門也要創收，這就變成集體腐敗。下級政府向上級政府多要點資源，比如多要點財政撥款，或要點什麽政策，就需要去賄買，還有官位安排上的賄賂，政治保護關係的形成，等等，最後形成了制度性腐敗。
《 中國當前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成了我個人一個命運的轉折，過去寫《中國現代化的陷阱》就給我記了一筆帳，有人就警告過我，叫我不要再寫了，到此為止。這篇文章出來以後，中紀委就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叁個「理直氣壯」。
第一個，「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不是制度化腐敗，腐敗只是個別官員的腐敗行為」，「要理直氣壯地相信，我們的官員是好的或者絕大部分是好的，貪污腐敗只是其中極少數的害群之馬」，「要理直氣壯的相信我們黨能夠戰勝腐敗」，這篇文章發表在12月下旬某日的《人民日報》上。
中紀委的文章出來之後，我問一位曾邀請我去中紀委開會的熟人：「你們出來的東西，你們自己相信嗎？這不就是像黑夜裏走路吹口哨，給自己壯膽嗎？他說，你就不要認真了，你的文章出來以後，責成我們要表一個態，那就這麽表一表態囉。」
第二個問題，中共當局假改革之名剝奪了中國人民的一切社會福利。中國的老百姓其實是世界上最好統治的老百姓，政治自由、言論自由這些他們從來沒有想過，只需要有口飯吃。問題是九十年代中後期的改革確實是讓他們生存發生困難。最開始是朱鎔基要甩包袱，就是改革社會福利制度先改革醫療保險。世界各國的醫療體系都有兩塊，一個是市場化的，另外一塊就是國家的公益服務。包括印度也是這樣。
中國卻是政府放棄了在醫療上的公共責任，使得政府投入只佔整個醫療投入的30%，醫院需要自己創收。中國還有一個情況，就是醫藥不分家。國外的醫生只開處方，不靠賣藥賺錢。中國的醫生盡量給病人開藥，所以出現一個感冒沒有幾百塊、一千塊，就看不下來。因為醫生的福利、醫院的很多開支都靠這個收入。
國內曾有一個報導，說是一個人在醫院開的一種針藥，花了二十幾元。後來發現在醫藥公司去買，只需要一元多就買了，醫院的價格是醫藥公司價格的17.8倍。向報社投訴之後，記者作了調查，發現這個高價格中有這麽幾塊，藥品生產成本不到10%，剩下的90%，醫院拿走60%，其他就是醫生、藥房人員的回扣。所以這些應該屬於政府公共開支的部分全轉嫁到患者頭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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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教育問題，自從中國政府搞了產業化以後，讀一個大學對每一個農民家庭是一個浩劫。每一個學期開學之前，很多農民四處為子女籌款交學費，籌不到就自殺、上吊、喝農藥，這種事大家都看到過報導。江西那個小孩鄭清明就為了交不起學校的欠款680元人民幣，就臥軌自殺了。就為大約80多美元就丟了一條命。
中國的小學到初中，說是義務教育。但是這個義務教育有很多費用。就拿我兒子的經歷為例。他十叁年前來美國，過來一年以後，我叫他比較中國和美國最大的不同在哪裡。他想了一下說，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中國老師經常跟我們講：交錢，交錢。六一節要贊助，元旦要贊助，教師節要贊助，買校服要錢，天天就是錢錢錢。
在美國，老師根本就不跟我們講要錢的事。這就是最大的差別。學校要學生贊助，並不是有多少出多少，而是上光榮榜，誰贊助的錢最多，他就排在第一名，這樣激勵小孩找家長拿更多的錢贊助學校。所以中國的教育已經成了教育利益集團憑藉自己手裏的壟斷資源掠奪民眾的一個手段。（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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