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夜郎被捕——李元龍

2005年9月9日，對我來說，這一天是一個充滿恐懼感的，刻骨銘心的日子。

那天是星期五，天氣晴朗，我心情也不錯。早上9點來鐘，騎上摩托車，準備先上街取頭天拍攝的一些待用新聞照片，然後去上班。我所在的週末特刊部，每週五上班，出第二天的週末版報紙。

哪曾料到，此時此刻，已有不知多少雙不懷好意的、也許還加瞭望遠鏡的眼睛，已在見不得天日的地方盯牢了我；我的手上、腳上，實際上已被躲藏在陰暗角落裡的魔鬼戴上了手銬、腳鐐。

摩托車僅駛出幾百米，手機響了。

「餵，李元龍嗎？我是某某。總編有急事找你，你趕快到他的辦公室去。」

今天我值班，一小會就要去辦公室，還用打電話催我？難道臨時有較急的採訪任務要我出馬？這是我接到電話後的第一個猜想。

進入報社大門前，我頭腦裡飛快地閃現過一絲疑慮：我在網上發的文章莫非……？

忐忑不安中來到總編辦公室門前，敲門。

請進，裡面是總編的聲音。

推門進去之後，我立刻感覺氣氛有些不對。因為除了總編之外，這間不大的辦公室裡，還站著七、八條眼光凶狠的大漢。

「我們是貴州省國安廳的，你有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我們奉命對你進行調查，請你配合我們的工作。」其中一條貴陽口音的大漢說。

「我沒有干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我說。

「你放心，沒有掌握一定的事實和證據，我們不會隨便來找你的！」大漢們鐵板釘釘般地說。

強行要去我手機後，大漢們又要我的住宅鑰匙。

「這是我的私人住宅鑰匙，我不能給你們。」我說。

他們強要。我不給。

「元龍，配合他們的工作，給他們吧。」總編終於開口說話了，但不是我期待的民國時期蔡元培、史量才等秉承職業良知為屬下教職員工、記者編輯的安危挺身而出的態度，我更加感到孤立無援，感到寒徹透骨了。

我知道他們可以硬搶，還可以撬鎖砸門，我只好無可奈何地將鑰匙給了這夥人。

接下來，我被帶到我的辦公室，他們開始翻我的辦公桌抽屜。一些弱勢群體求助媒體的材料，我的一些顯得「可疑」的手寫稿，乃至我和一位同事尚未寄出的加入一主旋律寫作學會的表格，都被他們如獲至寶地收入了囊中。我在心裏有幾分輕蔑地說，搜吧，查吧，在這裡，一份能讓你們立功受獎的東西，你們也找不到。

一個黑瘦、操畢節口音的國安舉著攝影機，一會兒對著東翻西找的同夥，一會兒又對著落入他們網中的我。我心裏頓時升起一股厭惡感，高舉起一張報紙作閱讀狀，以遮蓋住自己的面部。

我要上廁所解手，我要下樓加衣服，都有一個國安緊跟在我的屁股後面。普天之下，莫非黨土，我哪裡逃得出他們的手心呢。

隨後，帶著他們的戰利品，帶著他們的獵物──我，他們回到了畢節地區國安處。一番審訊之後，已是下午5點過鐘。他們說，要把我帶到貴陽去。我要求給妻子寫幾句話，他們說，「不能涉及案情，簡短些。」

我提筆，草草而書：

秀敏我妻：

實在對不起，讓你擔驚受怕了，我萬分歉疚，但也無可奈何。存摺上那兩千元錢，是我準備資助熊春麗的，如今，你按照更急需的地方去使用吧。我如今沒了收入，但房屋貸款、私人借款還得還，李鵷明年讀大學要用一大筆錢，我請律師還得花一大筆錢，經濟上實在不行了，找爸爸先幫助幫助。還不行，可找我的朋友，甚至找我幫助過的、如今有了收入的大學生借借。

事已至此，別無他法，你千萬堅強些，家和李鵷都拜託你了。囑李鵷不要因此一蹶不振，明年能考取他想考的大學，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爸爸那裡，你也盡力幫我寬慰他。我一定盡最大努力保重自己，望勿過多擔心。

歉疚的 元龍

一名國安帶著我的便條去了一會兒，帶來了妻子給我準備坐牢的衣物，還有一張我將終生視為無價之寶的便條：

元龍：

家中的事情你放心，相信我。你一定要保重身體，相信老天一定會保佑好人的，我無論怎樣，都等你回來！

敏

被他們帶上車後，我左右兩邊，一邊一個國安「護衛」著我。車駛出國安大門，沒想到還會有兩個很要好的同事在此等候著為我送行。車未停，我只能隔了車窗玻璃向她們揮揮手。表情也異常沈重的她們，也只能默默地向我揮揮手。

重獲自由之後，敏妻曾遺憾萬分、淚水瀅瀅地對我哭訴說，當時，她曾一再向尚在抄家的國安請求：「讓我見他一面吧，我保證一句話都不說。我一個身單體弱的小女子，也做不了什麼讓你們擔心的事的，求求你們，無論如何讓我見他一面吧！」

但是，任何請求、再多的淚水，也沒有讓那夥人起半點憐憫之心。

災難從天而降，一剎那間，我從一個令人羨慕的記者，從一個優秀新聞工作者，從一個畢節地區「十佳青年」提名者的身份，變成了一個與詐騙犯、三隻手、強姦犯、大毒梟同床共枕、稱兄道弟的囚徒。讓我略感奇怪的是，在整個充滿恐怖氣氛的過程中，我為什麼聲音沒有打顫，手腳沒有發抖。但心裏的悲涼，只有我最清楚：不知何年何月，我才能重新回到溫暖無比的家中，才能重新與我深愛，也深愛著我的父親、妻子、兒子團聚？

數小時之後，我被關進了貴州省國安廳看守所二樓三號監室。看守所提供的被褥，薄得不能再薄，我又瘦骨嶙峋，硬床板對尖骨頭，弄得我每隔十來分鐘，就要翻回身。加上頭頂明晃晃徹夜無情地照射著的節能燈，以及為自己前途和命運，為至親親人安康的憂慮等等，使得我一夜未曾入睡。

在國安看守所的最初50來天，我被一人獨囚一室。我至今認為，將思想犯、政治犯單獨囚禁，是他們對付思想犯、政治犯的特殊手段。直到當年11月初，我才被「特許」與另一個涉嫌間諜罪的人關押在一起。在得知我失去自由的那一天是9月9日後，他驚訝地說：「巧了，那一天正好是毛澤東魂追秦皇的日子。」

我聽了之後，如一股電流通過全身：冥冥之中，似乎有什麼神靈在向我昭示──我，以及千千萬萬個想做真人、說真話的良知尚存者之所以足將行而躊躇，口將言而囁嚅，之所以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會無罪而陷牢籠，根本原因之一，不就是那個「偉大領袖」陰魂未散嗎！

從上訴到二審判決下來，我被他們判成正式的「國家」、「人民」的敵人，足足有五個多月。無巧不成書的是，二審判決下來的那一天，剛好又是「偉大領袖」降臨人世的日子──2006年12月26日。這雖是後話，但我還是願意相信，這是冥冥之中的神靈再次暗示我，這與我的「雙九」之災有著某種特殊的聯繫。是啊，死期、生日，一死一生，不就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嗎！他們抓、關、判我，不是讓我成了「網路名人」、不是讓我頭上有了令人羨慕的「作家」頭銜嗎！敵人對你的幫助有時候比朋友還大，這是西方哲人的說法；我國方耆儒的說法，則叫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如果，他們有大智慧、是大聰明，或者說，他們是真心熱愛他們的黨、真心熱愛他們的國家的，那麼，他們不僅不會以我為敵，相反，他們應該以我，以我們為友──說我好話的人未必是我的朋友，說我壞話的人未必是我的敵人。

倒霉的星期五，看開看透看長遠些，不也就是獲得新生的星期五嗎！

謝謝「黨國」的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