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明:我親屬中的七個右派份子

反右鬥爭至今已經五十年了。屈指算來，我的親屬中竟有七個右派。

大哥

說右派先說我的父親，他不是右派，原是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創始人之一。官辦的出版史不會提到他的名字，可是歷史應該記住真實的情況。在反右之前，1955 年他在潘漢年反革命集團案中作為嫌疑犯突然被逮捕，後來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三年飢荒中在提籃橋監獄餓死，二十八年後平反。我的腦海裡留下的印象是，那天半夜我被嘈雜聲音吵醒，看見滿屋的警察翻箱倒櫃，紙片狼藉，母親告訴我，父親被警察逮捕了。我望著牆上那一面父親獲得的獎旗"人民翻譯家"發愣。不過在反右時期，他的案子還一直沒有判決。我的大哥秋槐聽信了毛澤東信誓旦旦的謊言，決心以團員靠攏黨組織的姿態參與黨的整風。大哥是一個熱愛音樂和詩歌的人。初中時代就在學校裡出牆報，批評國民黨的時政。當時他未必明白什麼時政，但是社會風氣如此，可見國民黨統治時期言論自由的痕跡還確實存在。解放軍進駐上海，他就讀的上海麥倫中學是一所法國教會學校，師生中多有地下共產黨的骨幹，國民黨兵敗如山倒，這些師生便露出真相，宣傳共產黨的政策。1949年夏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沒有成立，大哥就在父親令他謄抄的翻譯稿中夾入了一張紙條：爸爸、媽媽：我參加革命了。不要到隊伍裡來追我。還特地改了個名字叫秋槐。這時他才剛剛十六歲。參軍以後，他隨解放軍南下服務團前往福建，後來駐紮在浙江、福建沿海地區，既是部隊的文化教員，也是戰士演出隊的演員。轉眼八年過去，大哥轉業回到上海。剛剛來到上海育嬰堂小學當音樂教師。反右運動開始了。第一輪反右沒有輪上他，後來整風補課的時候，名額不足，剛好大哥的言論中有內容涉及肅反。大哥說："我的父親在肅反中被捕，我是共青團員，如果他真的是反革命，我當然要站穩立場，堅決跟他劃清界限；但是如果無罪就應當釋放。這樣關押近三年而不判，是不符合黨的法律精神的。"反右鬥爭中凡是涉及肅反問題的（其他還有黨政領導、統購統銷、中蘇友誼、文字改革等）一律定為右派。大哥在劫難逃。當時他還未滿二十五歲，一位漂亮的女朋友正在熱戀中。右派加冕，一切都變了。開除團籍，不准授課，打掃廁所。女友也吹了。有一年我回到上海，大哥曾向我吐露過他的愁悶。他的學校離開鐵路文化宮不遠，那裡經常放映一些老舊影片。沒有家庭，沒有朋友，他有時一個人去那裡看一場夜場電影，可以暫時忘記自己的戴罪之身。那天的影片是莎士比亞的《奧賽羅》。美麗的泰斯特蒙娜被黑人將軍奧賽羅猜忌懷疑，她一片忠貞，竟得不到愛情的償報，甚至因將軍暴怒而被掐死。並不陌生的劇情此時此刻忽然勾起了大哥心中的創痛。明明是一片真心向黨交心，竟然被打成反黨的右派。他忍不住涕泗長流，回到宿舍，痛哭了一夜。這樣的心情除了對自家的弟弟悄聲訴說以外，有誰願意傾聽？摘帽以後仍是摘帽右派，所幸女校長一再向上級反映說大哥"犯錯誤"以前工作積極，服從領導，他沒有被開除公職，勞改勞教。文革時期再進牛棚，下干校，等到1979年"改正"，他已是快五十歲的人了，才當上了教導主任。因為"參加革命"早於1949年國慶日，所以竟獲得了離休待遇，當然他的離休待遇比起那些沒有右派經歷的人低得多，因為那些人早已是縣團級、地師級甚至省部級的幹部了。父親平反以後，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單位的業務骨幹，先後都被吸收入黨。起先大哥加入了民盟，後來又申請入黨。我冷笑對他說：歷史上的共產黨人有不少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今天的共產黨都是些什麼東西？他說：你不理解，這是我從青年時代開始的一種追求。我怎麼不理解。我中學的右派俄語老師說的話跟你一模一樣。我自己也曾寫過入團申請書，從來也沒有被批准。但是所不同者，我不可能忘記，這個黨是預設圈套，誘人入彀的"陽謀"黨。我是一個男子漢。決不做那種被人誘姦，半生忍辱含垢，到了那惡漢面目徹底敗露，威信掃地的時候，竟再委身相嫁的痴愚女子。我將我對姐姐入黨時所說的話給他重複一遍："我為你入黨感到一點興奮，決不是祝賀你加入了一個什麼先進的黨，而是我知道你是一個老實人，你能加入到這個黨裡面去，可以讓裡面的污泥濁水多少能遭遇一點清白誠信，如果還能推動一點改革自新，則更是喜出望外了"。如今大哥已經老態龍鐘，說他仍愛唱歌，寫詩。他參加的是老歌劇《江姐》的重新演出。我嗤之以鼻。那是什麼垃圾！1964年配合階級鬥爭宣傳的圖解式作品。肆意歪曲歷史上的地下鬥爭情況，而所謂階級鬥爭，用意完全是利用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挑動人民和青少年互相猜忌、互相監控。

二姨夫婦

我的二姨夫婦穆木天和彭慧都是北京師大的教授。1957年雙雙打成右派。穆教授青年時代留學日本，是中國最早的象徵派詩人，創造社七個創始人之一。《旅心》是中國現代詩壇三十年代象徵派的絕唱。他疾惡如仇，直言不諱，愛憎分明。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他當然看不慣一黨專制的政治，有限的新聞自由。於是他左傾，接近地下黨，結識魯迅。不幸遭到國民黨的逮捕。當他出獄的時候，竟遭到魯迅的懷疑，懷疑他背叛革命。不久魯迅去世，於是便成了魯迅筆下遺留的懸案。他不改初衷，繼續傾向革命，抨擊國民黨人。1949年後，從上海到東北師大，然後到北京師大，他發現新的社會並不是他所追求的可以暢所欲言，可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社會。師大黨委竟有藏垢納污的地方。1957年毛澤東的圈套張開了套索，號召知識份子幫助黨整風。嫉惡如仇的穆教授心存顧慮，但是他相信了毛澤東。他寫道：聞者不戒，言者有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是師大幾年一貫的傳統。這次運動，當然我也有很多顧慮，但，我相信黨，相信毛主席，終於鼓起勇氣發了言。......（在陳述他的批評被黨委打回之後）......我很不會說話，更不會巧辯，一氣之下，只好退出會場，直到今天，我沒有勇氣再參加這些會了。事實俱在，而作為領導整風的首長，還敢於巧辯，師大的這個運動的前途不能不令人擔憂。（最後他呼籲）......救救師大吧！讓黑暗王國有一線光明吧！（穆木天《我的呼籲》 1957年五月二十二日《光明日報》）。

他竟敢指責黨領導下的北京師大是黑暗王國？而且直接攻擊黨委的領導是"不學無術，整人有術"。再加上他早年是資產階級印象派詩人，又被魯迅先生懷疑是背叛革命的變節者，怎能不淪為右派份子！一位精通日語、法語、俄語的詩人、學者，不再授課，參加勞動時，到工地上去敲石子，平日為學校編寫資料。文革爆發後，工資再次被剋扣，住房被緊縮，保姆被遣出，妻子在批鬥會後，忽然去世。他不會做飯，每天購買幾枚火燒（北京的一種燒餅）度日。1970年師大傳達室工人偶然想起老人多日沒有再買火燒，撬門察看時，發現它早已魂歸西天，至今不知哪一天是他的忌日。他曾經加入左聯，痛恨國民黨，痛恨日本法西斯，傾向革命，嚮往蘇聯，追求共產黨。可是現實的新社會，現實的共產黨，決不是他理想中的社會和理想的黨。曾經在法國印象詩歌的夢幻中涵泳，曾經在王爾德的童話世界中遨遊的穆教授，怎麼也沒想到，他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竟是這樣的一個黑暗王國。在反右猛烈的打擊下，他檢討了，面對國民黨他沒有屈服，面對日本法西斯他也沒有膽怯，整風開始時他還敢退出會場發脾氣。可是學術界鋪天蓋地的批判，光明日報指名道姓的辱罵（"黑暗王國的貓頭鷹穆木天"），使他感到暈眩和困惑。文革前他已經摘帽，可是地位仍然很低，文革開始，他又成為批判、辱罵的對象。1967年我到北京串連時，住在他家，感覺他反應敏捷，並沒有抑鬱。可是到了他生命最後的時刻，妻子被批鬥而死，兒子在上海被打成反革命送往甘肅勞改而死，女兒下干校跟自己劃清界限，煢煢孓立，茶炊難繼之時，他是否想到他過去曾經對純粹詩歌pure poetry的追求？是否想到，自己明明是左派知識份子，怎麼變成了摘帽右派份子？是否想到在日滿統治下的東北，詩人們還能寫一點象徵主義的詩歌，隱諱地表達情感，在國民黨統治下的桂林、重慶和上海，他還能寫抨擊社會現實的文章，1948 年，他在同濟大學兼課，每月發薪時用布口袋提回一兜鈔票，卻買不了幾斤米。關於國民黨濫發鈔票，通貨膨脹造成的生活困難，他曾在《我好像到了一個鬼世界》的詩中寫道：

付飯錢的票子堆起來，
比一盤炒飯還高。
我覺得好像把一把票子硬塞進肚子裡。
結果還是餓。

到了自己追求的共產黨社會，他竟然成了叛徒、反動學術權威，不要說發表詩文，簡直連說話的權利也完全喪失，晚景淒涼到身邊連一個親人都看不見?

我的二姨媽彭慧曾經是魯迅的學生，北京女子師範大學三一八慘案那一天，劉和珍等死難同學的鮮血浸透了她的棉袍。她曾經到莫斯科孫逸仙東方勞動者大學學習革命理論，既是左聯的文學青年，又是地下黨的驍勇女將。她的戰友在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被殺，她的青春時代是用革命故事寫成的。抗戰時期她也是桂林、重慶、昆明的左派女作家，國共兩黨的內戰時期，她堅決地站在共產黨一邊，作為進步教授、婦女運動活動家、女作家，她的講演和文章吸引了許多國統區女青年的對共產黨的關注和尊敬。她翻譯了舊俄時代的《愛自由的山人》、蘇聯時代的《列寧格勒日記》等許多作品。她和穆教授在上海迎來了"社會主義的新國家"。先到穆木天的故鄉東北師大，然後奉調回到母校北京師大。講述馬列主義的文學概論，參與紅學討論，她成為建國初期人數很少的黨員女教授之一。也正是這樣的身份，當師大黨委少數人沾染腐敗，經常半夜開車將女生送回宿舍之類的行為引起學生議論的時候，女同學要求彭慧出來呼籲，以正風氣。嫉惡如仇的她當然義不容辭。於是跟黨委的領導形成了對立。反右的形勢剛好成為整肅他們夫婦的良機。於是他們兩人都在劫難逃。摘帽以後，現代中國的文學批評與現實政治關係交錯難解，被開除黨籍的摘帽右派很難再發表言論。於是她花費了巨大的精力創作革命回憶錄式的長篇小說《不盡長江滾滾來》。不幸剛剛脫稿，夢想尋找出版社，文革突然爆發，希望破滅了。北京師範大學的紅衛兵對她進行聯番批鬥。有一天，批鬥結束，紅衛兵將她解到一個小房間裡關押。年逾六十，身患嚴重哮喘的二姨平時常常因喘息不定而夜不成眠，經過批鬥大會這樣的語言暴力和肢體暴力侮辱，她的身心受到多大的創傷，是不難想像的。病痛、悲憤、孤獨、困惑一同襲來。次日當關押她的紅衛兵再來開門時，她已經永遠不再醒來。

文革結束，第四屆文代會將穆木天、彭慧夫婦的名字寫入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作家、藝術家名單。小說《不盡長江滾滾來》終於出版。可是作者已經無法看到它了。更加可惜的是，小說的原稿中本有不少更加生動感人的情節，可是害怕政治上不符合當時的政治框框，被忍痛割捨，出版時那些框框早已成為笑柄，可是原稿已經不復存在了。

大表哥

穆路易，因為他父親穆木天教授專攻法國文學，所以孩子一出世，就給他起了個法國人的名字路易。這個名字還上過《魯迅全集》。那是路易小時候，爸爸媽媽推著童車帶他到魯迅的家裡去做客。吃飯的時候，路易忽然說，那個菜不好吃了！父母說小孩不要亂講話。魯迅嚐一嚐那盤小菜，發現孩子沒有說錯，那盤小菜真的是餿了，不能再吃。魯迅全集記錄了這件小事。路易長大了，正是抗戰爆發，兵荒馬亂的年代。學校解散，父母已經先行前往大後方。他在街上到處亂走，發現一貼招生廣告，無線電技術學校，免收食宿費用。他初中文化剛好符合招生條件。於是便被錄取入學。孰料這是一所國民黨軍統培養電報人員的學校。他並不費力地學完了課程，便被分派到無線電臺收發密碼。本來這種技能還有對日抗戰的軍事意義，可是後來密碼電報就是對付共產黨的武器了。當他意識到這個學校的惡劣性質的時候，他已經身不由己，機密單位是不允許隨意脫離的。父母為此更加著急，明明是進步教授家庭的兒子，怎麼能去為國民黨的專制特務機構供職？他們上下一齊努力，一方面路易在機關內大鬧情緒，一方面託人情關係，買通上級，總算託詞說祖母生病，必須還鄉照料，終於擺脫了國民黨的專制機關，重新讀書。解放軍兵臨上海的時候，他是同濟大學生物系預科班的學生，躊躇滿志地迎接"解放"。同濟大學在江灣鎮，校園裡已經是共產黨的天下，他經常將共產黨的消息帶回市區，告訴我們家庭。解放軍接管上海，他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前身），每天在街上維持秩序，汗流浹背，廢寢忘食。他的父母鼓勵他參加革命事業，停止生物學學業，於是他成為上海長寧區團委的工作人員。他又一次作了錯誤的選擇，如果他在生物系畢業，成為學者，或許還有稍好的結局。可是在一個黨團機關裡面工作，又有過在國民黨特務機構工作過的經歷，到了五十年代階級鬥爭觀念越來越嚴緊，他就是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了。單位裡將他視為異類，而父母還要求他靠攏黨組織，要求進步！1955年肅反，因為懷疑他的歷史，將他逮捕入獄，後來考慮她父母是進步教授，重新釋放。他想離開這類黨團機關，上級也曾勸他重新考大學。可是大學招生也要看政治歷史，1957年的高考政審特別嚴格。大學根本不可能錄取他。他心裏煩悶，發過一點牢騷，既然動員有文化的青年報考大學，考了又（不按成績而是根據政治問題）不予錄取。在反右的時期，這類牢騷分明就是對黨不滿的右派言論。恰好父母雙雙都已打成右派，從黨員教授的兒子變成了雙料右派的兒子，再看他的歷史經歷，右派帽子還嫌太輕，於是最後以反革命的罪名逮捕，遣送甘肅勞改。他的父母都在北京，平時他週末常到我們家來度過。我和姐姐還是小弟小妹，所以他經常買來各種童話新書。灰姑娘、驢耳國王、豌豆公主、綠野仙蹤之類的優美故事及其美麗的圖畫都是他給我們的禮物。判刑勞改，押解甘肅。行前家屬可以見一次面。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我的母親帶著姐姐一起去會面。三年飢荒已經初露兆頭，一路上什麼都難買到，順便只買到一包咸菜。送他路上佐餐。當囚車開動，犯人家屬們哭聲震天，他那一聲"三姨再見！"竟成永訣。幾個月後，他來信說，那包咸菜，對他和幾個同伴幫助太大了，"謝謝三姨"。由此可以想見，一路飲食的艱辛。起初他來信還央求給他寄一些糕點食品，母親盡量設法寄去，接到回信時，打開來看到"親愛的三姨"，母親就忍不住落淚。有一次他的來信要我們寄去一把鐵鎖，可以將吃食暫時鎖住。不難想像，他跟其他犯人住在一起，飢餓難耐，周邊好似虎狼世界。飢荒最嚴重的時期，其時我和母親也被趕出上海，下放農村，又收到他的來信，希望給他寄去棉鞋。媽媽從他當年被捕後單位送至我家的包袱中找出他的手錶，加上新買的棉鞋一起投郵。不料，很久沒有回音。忽然包裹又被退回來了。幾乎同時寄來了監犯死亡通知書。包裹打開看時，棉鞋還是新的，手錶卻沒有了。1980年我到上海市長寧區委交涉路易冤案平反的事情。出來一個五十好幾的老婦人皺起眉頭大罵路易是反革命。我堅持要找有關平反事務的領導幹部，結果來了一位新官上任的年輕人。三五句問話應對，立刻答應寫下名字，開始複查。我猜出，那老婦人是當年打擊"右派和反革命"的積極份子，所以才能為官幾十年；平反這類冤案，她的心裏怎麼能繼續保存革命的功勞之感？而這位年輕幹部，跟那些蒙冤者無怨無仇，只要挂得上上面說的理由，多平反一宗冤假錯案，就是今天"撥亂反正"工作上多一份功績，何樂而不為呢？平反通知下來了。甚至還找到了當年路易在無線電臺供職時營救的一名地下黨幹部的證詞。當時路易曾在家裡多次聽父母說過這位重慶大學地下黨學生的名字。忽然他在機關裡接到一份密電，說發現此人是共產黨，必須立即逮捕。路易譯出電報，立刻直奔這個同學的住地，叫他趕快離開。三十年後，他的證明材料來了。每當我想起這件事來，常常忍不住痛罵這位革命老幹部，當年路易不被單位信任的時候，當年大學不錄取路易的時候，當年路易被逮捕判刑的時候，你為什麼不站出來為他做一次證明？現在他已經死了！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可是我轉念一想，運動這般頻仍嚴酷，路易挨整的時候，或許這位地下黨幹部也被懷疑是叛徒、或被指責有右派言論呢？

二姑父

我父親的二妹嫁給了程湘成，於是他成了我的姑父。他的父親是武漢著名的房地產商，漢口好幾條街的公寓都是他們家營造的。他是一個典型的富家闊少；卻不是薛蟠式的惡少，而是愛讀書，豪俠尚義、快樂王子式的書生少爺。除了愛跟我父親交往，還戀上了我父親的姊妹以外，他接濟最多的是後來共產黨外交幹部伍修權一家。少年時代的伍修權和伍修同兄弟家貧如洗，程湘成經常慷慨資助。共產黨建國以後不久，伍修權衣錦還鄉，沒有忘記他少年時代的朋友，特地接他乘坐吉普在武漢市內兜風一天。當年我奶奶擔心姑姑跟他自由戀愛，日後他如其他公子哥兒一般，三妻四妾，豈不倒霉？所以不想允婚。不料姑姑跟他已私定終身，於是上演了一場吞金自殺的驚險事變。搶救之後，奶奶嚇得不敢再說半個不字，一切由他倆決定。結果他們恩愛攜手，直到姑姑1953年病歿。

湘成姑父曾到日本留學，學的是美術。長期從事美術教育。他既沒有參加共產黨的革命，也沒有攀附國民黨的權勢，就是一個自得其樂的普通人。愛開玩笑，愛喝酒，諢名就是程瘋子。他任教的黃岡第一中學，雖是一所中學，卻非常有名，持續至今，每年的高考升學率，一定在95%。他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子弟，又曾留學日本，1955年肅反，他被押進牢房，嘗盡了縣、地級監獄裡飢餓難耐的鐵窗風味。無罪開釋不久，他覺得曾經被關押在獄，羞於面對學生，請調到其他學校任教，於是調往大冶師範學校。1957年反右，他到上海來度假，還跟我母親議論穆木天、彭慧被光明日報點名批判，誰知他回到單位仍被揪住了一句"右派言論"被《湖北教育》雜誌蒐集在材料中："大冶師範的程湘成說：‘成績是主要的，但問題也是嚴重的'。"這句今天看來十分平常的話，在反右年代就是反動言論。他被開除公職，遣返原籍。武漢是大城市，他的母親已經過世，房產都已經公私合營，不能由他支配。他已無家可歸。幸而他在反右前夕，續弦娶了一位當地農村的寡婦，這時就提出，不如回到她的村莊，那裡有她與前夫共有的一間瓦屋。於是湘成姑父就下放到了這個村莊。不久我和母親被上海市政府驅逐出城，要麼去新（疆）西（寧）蘭（州），（這是上海人口頭語中的大西北苦寒地區的代名詞），要麼自投親友。我們被逼無處可去，就拿了一枚湘成姑父的舊信封，千里投奔而來。除了大中小學裡的右派老師以外，他是我朝夕相處時間最長的右派長輩。我在那個地方度過了五年，其中包括慘絕人寰的三年大飢荒，看到了人民如何餓死的真實景象。平心而論，姑父絕沒有反叛之心，直到這步田地，他還是認為是黨和政府冤枉了他，他提的意見，沒有惡意。他曾經對我說："你也下地除過草。鋤頭下力，能把雜草刨去，可是有時也會不小心用力稍偏，竟將棉花秧子給刨了。我就是那一棵棉花秧子！"他哪裡知道，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右派都是棉花秧子。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集團並沒有實踐歷史上民主承諾的誠意，他們要建立的就是一黨專制的獨裁國家，人民是不能享有言論自由權利的。而姑父的這番話則是當時很多右派份子內心的獨白，讓我刻骨銘心。他雖然默默忍受了一切，可是當局仍然說他不老實。大煉鋼鐵的狂潮席捲而來，領導叫他畫一幅《鋼鐵元帥升帳圖》。他調色作畫，一個鋼鐵工人的背影形象反襯出鋼花四濺的熱烈場面，在工人的背影上是一行醒目的數字，就是黨中央決定的年產1070萬噸鋼的"躍進"指標。不知是那位縣委領導看了不順眼，說是將數碼寫在工人階級的背上，（有點像勞改犯？）是侮辱領導階級。立刻取消這幅宣傳畫，叫程湘成罰站，深刻反省自己對待勞動人民的態度。飢荒襲來，村裡的老人小孩不斷餓死。市場上"高級食品"價格飛漲。藥品不貴，他陸續把縣城藥房裡的多瓶魚肝油滴劑買了回來，每天在稀粥和小菜裡滴上幾滴。他說，這是一點營養。或許就是這樣，他和家人竟然熬過了飢荒。我患肝炎之後，回到上海養病轉學，從此沒再跟姑父聯繫。1981年，我在復旦大學讀書，姑父的兒子從大冶來到上海，看望我和媽媽。這位弟弟雖沒有乃父少年時的倜儻，卻很知禮而本分。他告訴我們，他的父親獲得了"改正"。老人家上了歲數，不再下地勞動，每天看書讀報，年逾七十，無疾而終。

另一位表哥

我的大姨父楚圖南教授是《希臘神話》和美國詩人惠特曼《草葉集》的翻譯者，也是中國民盟的領導人之一。八十年代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其實他早已加入地下共產黨，但是為鬥爭方便，長期以民主自由知識份子的面目出面。讀過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的人都知道，楚圖南在反右時期是堅定的左派。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期，左派民主人士的處境其實也是非常危險的。稍有言語閃失，就可能遭滅頂之災。他的長子楚莊就沒有逃過這一劫，被打成右派。我跟這位表哥沒有任何接觸，僅僅是聽母親說起而已。他小時候也許是聰明健壯，被選入當時由美國資助，由蔣介石夫人宋美齢主持的空軍幼年學校（國民黨的空軍培訓學校）上學。但他仍然成為了一位嚮往革命的青年。十九歲的時候，他衝破封鎖線，從北平投奔解放區，進入了革命的陣營。共產黨建國後，他不僅是民盟組織中黨員領導幹部的兒子，也是一名解放牌的青年幹部。可是他接受了父親交給他的任務，這個任務也是共產黨組織同意的任務，就是在社會主義時代民主黨派仍然可以繼續發展。於是楚莊就在河北地區的知識份子中介紹加入民主黨派，擴大組織。運動來了，民主黨派是右派份子的大本營，楚莊曾經在當地發展組織，被認定為是"與黨爭奪群眾"的反黨行為。天地良心，如果沒有黨（通過民盟領導人、自己的父親）的指示，楚莊怎麼可能去發展組織？可是毛澤東就是一個出爾反爾的人。明明說是為黨整風，言者無罪，結果全部右派都是以言論定罪。毛澤東自己說"教授治校可能有道理"，可是反右時提"教授治校"的人全部都劃成右派。後來文革前毛澤東也是先鼓勵吳晗寫海瑞，《海瑞罷官》寫出來了，卻說吳晗是含沙射影，為彭德懷翻案，罵吳晗是"反共老手"。人家吳晗是背棄了恩師胡適來投靠毛澤東的，在五十年代的運動中，吳晗不惜辱罵許多知識界的同仁，例如嘲弄梁思成，譴責胡風、斥責右派份子，表示立場堅定。結果還是被毛澤東所拋棄。吳晗自殺前夕的思想沒有留下片言只語，至少他沒有像許多其它自殺幹部那樣留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字句。毛澤東的卑鄙和冷酷應該在生死之間已令他寒透了心。

戴著右派帽子，楚莊從中學的領導幹部變成了監管對象，為食堂賣飯票、打雜。經過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摘帽"以後，到石家莊市圖書館工作。他比路易表哥幸運的是，空軍幼年學校的經歷，因年齒尚幼，比較輕微，沒有被逮捕勞改。而民間所有曾經有過國民黨軍政經歷的人員除了統戰人物以外，到1958年為止，無一倖免。楚莊的右派經歷於人於己恐怕既是不幸，亦是有幸。他比其他民主黨派人物的子女更加懂得什麼是冤假錯案，被政治運動打擊的滋味是什麼。他今天的地位，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名譽副主席，主要來自他的父親。這是共產黨封建傳統的無奈表現，也是共產黨人事布局的有意安排。在這樣的地位上，他不可能是一位批評人物。現在他年近八旬，言辭謹慎，能發表談話關心農民工的處境，關注濕地環保問題，已屬難能可貴。由於他嘗盡二十二年右派生活的艱辛，當不會再參與整人的活動。至於要答覆中國在二十世紀中葉為什麼走上了共產黨社會的道路，以及對共產黨數十年執政的得失和評價問題，已經不是他們父子力所能及的事了。

另一個舅舅

我的母親沒有親兄弟，所以我沒有親舅舅。不料從我結婚以後，我就有了一個必稱其舅的親戚。他是我妻子的大舅。我妻子的外公在舊上海做豬鬃加工的生意，能維持長子即大舅上學，知書識禮。可是大舅並不用功好學，大約上了高中就不再升學。接了父輩的作坊生意，臨到1949年他不知交接了什麼朋友，被安排當上了國民黨的"義務警察"。大約是幹些業餘協助維持治安的小差事。公私合營時作坊合併成豬鬃廠，他是多家合營的業主之一，只因他有文化，還當了一陣科長。可惜好景不長，他平時口沒遮攔，鳴放、反右一來，立刻就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因為曾是偽義務警察，他不能算普通的右派，按反革命逮捕判刑，送往安徽勞改。事情還沒有結束，毛澤東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裡弄要發掘階級鬥爭的苗子，有人就想到大舅當過義務警察，應該有槍。他說連正式警察還夠不上，沒有槍，沒人相信。懷疑他將槍扔進了後院的井裡。於是公安局調來了抽水機、高壓水銀燈，將大部分井水抽出，然後派年輕力壯的青年警察脫了衣服，下到井底泥湯中亂摸細捏，寒冬臘月，通宵達旦，輪班換人，最後終於什麼也沒有找到。全家老小當時嚇得半死。幾十年的老井，萬一有什麼人真的丟進什麼壞刀、爛鐵，誰能講得清楚？刑滿後，不准他回上海，送回武進老家農村落戶。八十年代，右派獲得改正，大舅也恢復了名譽。恢復了一份退休工資，他仍然獨自一人在鄉間度日，看看報紙，聽聽廣播。偶爾還提一句從廣播中聽來的人權。

親屬中僅僅是右派就有七人，還不包括反革命、走資派、地主、資本家之類的其他人。這七個人都不是反對共產黨的人物。二姨夫婦和楚莊、秋槐根本就是一生追求革命的知識份子，路易是誤入歧途，堅決脫離國民黨營壘，來參加革命的青年，姑父是個樂善好施的好好先生，大舅連正式警察也夠不上，頂多是個抓抓小偷的角色。可是毛澤東共產黨數十年執政，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人民中製造敵人，再加整肅，荒廢了建設。從1949年開始，北京的老虎橋監獄，上海的提籃橋監獄，各地的監獄和看守所都不足以容納輪番的政治運動所逮捕的人犯，北京市立刻建設清河農場（1950），爾後陸續增建秦城監獄、黑龍江的興凱湖農場；上海市立刻興建江蘇大豐農場（1949），爾後陸續增建安徽白茅嶺農場、軍天湖農場，並建立青海勞改支隊，各省市也紛紛建立勞改農場和勞教農場，黑龍江、青海、內蒙、安徽等地興建了多達上百個這類勞改場所。安徽宣城人說，宣城沒有一所大學，卻有十多個勞改勞教場所，白茅嶺、軍天湖在上海無人不曉。據說建一所勞改農場比建一所大學花錢還要多，因為需要鋼鐵安全設備，電網圍牆，武裝配置。為了關押每年上千萬的人犯，從1949年到文革時期，這類興建在全國各地始終沒有停止。文革後大批平反通知下達的時候，大部分冤獄者早已長眠在勞改營邊的草莽之中。然而就在肅反與反右之間的1956年，毛澤東給《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撰寫按語時，他談到中國農村還有很多地方不僅學齡青少年沒有學校，而且還有超過學齡的青少年也不能入學，成人文盲更不待說。他要求各地合作社自編本地掃盲教材，編入人名、地名、農具、農活，縣區也編寫地區教材，省市再編省市教材，中央僅給予指導。教員則利用本鄉的高小畢業生，開展掃盲。（《毛澤東文集》第六卷456頁）。一方面是大批知識份子被整肅，被勞改，被監禁，國家花費非常巨額的資金，配備武裝力量，增擴遍及各省市自治區的監獄和勞改農場，關押這些原本可以效力建設的公民；另一方面，各地沒有資金為農村青少年建設學校，沒有資金編印各類教材，沒有資金聘任教學和掃盲的師資，甚至已經找不到合適的師資，只好找僅有小學畢業水平的人來充任義務教員。青少年的校舍校園化作了勞改營的鐵網高牆，這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澤東時代的德政。上述按語中，毛澤東引用了俄國革命家列寧的名言："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他大概一輩子也不知道，另一位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的名言：多建設一座學校，就可以少構建一所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