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名叫萊拉的黑人女性,逃亡在非洲、法國、墨西哥和美國等地。她的背包裡始終帶著一本書,法國著名思想家法農的《地球上苦難的人們》。這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克萊喬小說中的故事。
十六年前,我從中國廣東大鵬灣,乘一葉小舟逃往香港,隨身攜帶的,是我在1989年六四後入獄幾年的日記。我不知道路在何方。香港郊外的荒山上,一步一回頭,心緒茫然的我,就這樣淒涼地告別了故國。
幸好,北歐的瑞典向我們慷慨地伸出了援手,給我們一家提供了一塊安棲的綠洲。這裡,一望無際的森林,星星點點的湖泊,以令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自然之美,安慰著心靈痛楚的異鄉人。
東歐的流亡作家曾教我們擺脫流亡心態,讓自己成為沙漠中的一粒沙,消失在人海之中。我倒是甘心情願地,化為瑞典森林裡的一片樹葉。
在陽台上遙望藍色的波羅的海、白色的船影,我有了一種寧靜知足之感。往日的坎坷和苦難,似乎被我收拾停當,擱置在一個被遺忘的角落裡去了。
偶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刻骨銘心的自問:"我是否配得上我所遭受的苦難"--也會觸動過著安寧的教書生活的我,令我的內心不能安寧。於是,我在這些年裡為國內人權受害者代言,幫弱小的西藏呼籲,力圖揭開中共當局要摀住的傷口,我總是與滿腹冤屈的失敗者站在一起。
當《瑞典森林散步》一書即將在臺灣問世之際(允晨文化),秋色已染上門前的楓樹,正是劉禹錫的詩境,"數樹深紅出淺黃"。在這本書裡,滿懷感恩之心的我,力圖把這個北歐小國的方方面面,描繪得色彩斑斕。
來自一個閉塞的東方專制國家,我充滿驚奇地觀察這裡的一切:
為什麼瑞典人有那麼長的帶薪假期享受森林小木屋的樂趣?為什麼瑞典女性要和她們心愛的男人平分帳單?為什麼瑞典資本家被稱為"人道資本家"?為什麼只讚揚一句中國"政治穩定",瑞典首相就差點被彈劾?瑞典國王為什麼不能發表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普通瑞典公民為何有權到政府辦公室查閱官員的收入和支出?為什麼瑞典願意讓附屬國挪威和平地獨立出去?瑞典的平民王后為何高貴?伯格曼的電影有什麼奧秘?影星嘉寶因何息影幾十年?......
瑞典在全球民主指數中排名第一,它創造了舉世聞名的"瑞典模式",每年頒發大名鼎鼎的諾貝爾獎。在追索瑞典民族的理念及其歷史背景的同時,我也把目光投向連接斯堪地納維亞半島的大陸--歐洲各國,投向中國文壇。
我仍然在流亡。在無可彌補地失去故園之時,命運讓我變成一個作家。漢娜.鄂蘭曾說,最終能帶來拯救的是作家、詩人和講故事的人。在我的第二故鄉,我用我的母語講故事。母語就是祖國。放逐中的寫作,是精神上的回歸,是一種自我拯救。
克萊喬筆下的黑人女性在周遊各國後,終於決定回到她已經失去記憶了的摩洛哥鄉村。我還會繼續與瑞典森林為伴,直到那鐫刻六四受難者名字的石頭髮出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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