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下意識的站在維吾爾族一邊。邏輯是一貫的，在強大而專制的北京政權和壓倒性數量的漢人面前，他們是一群弱小的被殖民者，正像是高原之上的西藏人。而對於內地的漢族人，你很容易相信屠殺的真實性。在很多中國的內陸城市中，維吾爾人聲譽不佳，他們張狂、暴力、偷竊，並有某種特權，警察們經常對他們罪行坐視不理--似乎執行正義就要傷害民族情感。但同時，也很少有人真的試圖去理解維吾爾人的困境，他們的信仰、習俗、歷史、內心絕望與希望。在大部分時刻，漢族人都有一種下意識的種族主義，他們很難去真正欣賞與自己不同的人，尤其是那些正處於弱勢的種群。
在表面上，地方政府的反應與從前不同，與一年前的拉薩騷亂相比，它似乎更開放，新聞媒體尤其是境外媒體允許進入採訪。但內在邏輯上，卻並未改變。他們先是在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屠殺中，束手無策，一些絕望的求救電話很少得到響應。
在五日的夜晚的幾個小時內，整個城市進入了瘋狂的失控狀態。然後是推卸責任，所有的悲劇都緣於境外的恐怖勢力的操縱，而與自身的政策與行動的無能無關。他們也拒絕真正思考原因，一場關於熱比婭的討伐也由此開始，將這個可能並不非常能幹的女人（她甚至搞錯了烏魯木齊與石首的不同衝突照片），塑造成一個無所不知的恐怖超人。
與此同時，一場拙劣的粉飾性宣傳也隨之展開，軍隊的進入、秩序的恢復、超市裡又堆滿食品，人們又開始在街頭散步，生活在新疆的不同民族開始對著鏡頭訴說，不同民族間是多麽團結，暴徒只是一小部分，只有穩定才能謀發展。暴徒當然只是一小部分，穩定也至關重要。但是忽略暴力活動產生的社會基礎，將壓制理解為穩定，則只會帶來更大的問題。
民族的糾紛，仍是當今世界難以解決的命題。尋求自身的獨特的身份認同，是一場場獨立運動（或是分裂運動）的助燃劑。但是，專制的政治權力、粗暴的政策、失調的經濟現實，更往往是衝突的直接原因。
讓我們暫不分析一九四九年之後北京的民族政策對於宗教自由的限制，自治區從未真正獲得「自治」的含義。僅僅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政治與經濟上的兩個重大變化，都多少預示著今日的悲劇。根據王力雄的分析，一九九六年的「七號文件」標誌著一種強硬姿態的表現，它其中有這樣一個關鍵的定性--「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
文件發布後，對「分裂主義勢力和非法宗教活動」的打擊不斷加強。但在王力雄的分析中，與文件出臺前的六年時間（一九九零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相比，「文件」出臺後的五年中（一九九六年三月到二零零一年），恐怖活動明顯增加了，它造成死亡人數是之前的三點六七倍，造成的受傷人數是之前的四倍。強硬的姿態，招致了更強硬的反抗。
接著是二零零零年開始的西部大開發。這股浪潮不僅帶來了投資和商業機會，也讓大批漢族人湧來。對於這些來自河南、四川、浙江的小商人、打工者來說，新疆只是他們另一個尋找生計的地方。他們從不會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一心想賺到錢，再回家鄉。
而自從清代以來，政府就一直將漢人移民視作穩固邊疆的最好方式。但是，對於原本佔據著絕對支配力量的維吾爾人來說，他們看到的是恐懼和挫敗。不僅最重要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已由漢族人佔據，不斷湧來的人群，甚至將更平常的工作搶走，數量眾多的漢人讓他們下意識的心生恐懼--他們的家鄉將最終被這些外來者淹沒。
維族人將挫敗發洩到漢族人身上，但事實上，兩個民族都是一個巨大的、機能失衡的政治機器的受害者。從貴州的瓮安到湖北的石首，公眾挫敗和憤怒，發洩到地方政府與警察系統上。在烏魯木齊，民族和宗教問題增添了事件的複雜性。但是，我們不該僅僅把問題歸咎於顯而易見的民族和宗教問題，而忽略了更大的災難來源-- 我們的政治體制。
原題目：憤怒之城：無辜死難的災難源頭在哪兒？(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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