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火眼看罪犯

依照加拿大溫哥華基督教王進財牧師的說法：共產黨剝奪天賦人權，是邪魔，所以天要滅它。天滅共產黨的理由可以依據它"永不註冊"的共匪邪道，依據它通過黨組織變異公檢法之警察、法官仁愛情懷和檢察官、律師正義精神的事例。《冷眼看律師》理性清晰地證明：寄生司法局暗控律師協會的共產黨，已成使國家和社會整體壞死的"惡性腫瘤"；律師本是公民社會裏專職的人權辯護人，在中共盜匪嚴控的山寨國，卻與家人共同成了共匪的政治人質；黨有領導權，全民無人權，活著即幸福。如此中共"惡瘤"注定要將邪惡進行到底，世間沒有任何人力能清除它。共匪只能被洪水、地震、瘟疫等天災淘汰，惟有以退黨、退團、退隊之"三退"聲明與中共毒瘤劃清界線的人才會免於天災禍害。結論：趕快三退。

作為一個社會觀察者冷眼看律師之後，再以孫悟空似的金睛火眼看罪犯，就能一眼看透共產黨白骨精似的妖魔本質。共產黨慣於玩賊喊捉賊的政治遊戲：它背叛北伐革命，就栽贓國民黨背叛北伐；它消極抗日，就誣蔑國民黨消極抗日；它搶奪抗戰成果，卻說蔣介石下峨眉山摘桃子；它發動內戰，卻倒打一耙......這個黨當然知道這是謊言。可它不停地顛倒黑白使人雖知道可能它就在撒謊，卻也不敢相信國民黨。它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你誰都不信時，它就可以妖言惑眾搞統戰。它現在可勁地說西方妖魔化中國，將其魔鬼似的陰笑藏在憤青的叫罵中，一刻也沒停過將國家當網站辦卻不登記領證的領導魔術，非法地為所欲為地無惡不作。

《冷眼看律師》業已指出：中共山寨國的法律主要是管老百姓的而不是管政府的，管官員、警察、法官、檢察官、律師的是各級黨組織的紅頭文件。法律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說白了就如同中國暴發戶和貪淫官的二奶，主要是陪共產黨在黑暗的政治床上歡騰的，不是來管制共產黨的。火眼看罪犯，共產黨就是中國最大的犯罪團夥，從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懷孕，就種下了從1922年到1949年在中華民國裡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兩次內戰中的所有打老闆、燒地契、綁活票等非法行為的政治精子。中共生來就是罪犯。

1950年之後，土改肅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鎮壓學生、迫害信仰等所有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共產黨都是首先發紅頭文件、強硬社論煽動，而後用法律或裝模作樣騙人或裝腔作勢嚇人，整個國家機器人員--政府官員、公安警察、法院法官、檢察院檢察官、事務所律師等--全都成了共產黨的犯罪工具和教唆人員。這樣它就成功地成了寄生在國家司法機制裡的惡性腫瘤，能夠卓有成效地驅使警察、法官、檢察官、律師保護自己犯罪，逼人犯罪，好人和英雄也不可倖免。

去年在黨的七一生日魚躍而起的刀客楊佳就是這樣一個好人轉型的殺人犯。楊佳是個北京的好兒童好少年，兒時被父親培養出讀書和逛書店的好習慣，對學校那些洗腦的教科書懂得只需要馬馬虎虎應付就可以了，卻因品行端正在父母亂扔垃圾時毫不含糊地批評並撿到垃圾箱。老師評價楊佳"從不與人打架，也不調皮搗蛋"。就這樣一個兒時生活充滿陽光、知書達禮的孩子，卻被共產黨的跛足改革開放給了一個父母互相猜疑對方有外遇而離婚的單親家庭，導引他成了一個在網路上結交了119個美媚的綠野青年和一個喜愛行萬里路的旅遊者。楊佳是一個過馬路走橫道線、從不闖紅燈的極具公民素養的人，卻在山西被警察打壞牙齒、在上海租車被警察冤枉和打傷後要求索賠遭拒絕，最終被逼成一個持刀襲警（死6傷10）的殺人者。楊佳比武松還威武：警察不還我公道，我就還警察每人一刀。

楊佳無疑是個英雄型的殺人者。10個月之後被稱為女楊佳的巴東女子鄧玉嬌殺人卻不是出於英雄豪氣，出刀純屬事急被逼。她只是在野三關鎮夢幻城休息室洗衣服時，拒絕酒足飯飽的招商辦主任鄧貴大等三名官員行淫慾求後遭到鄧貴大往臉上扔錢、往沙發上摁人圖謀強姦之際才操起水果刀的。淫官一死一傷一嚇破膽，鄧玉嬌自首。顯然鄧玉嬌是個好女人，她根本就沒有殺人意圖，只為捍衛貞操。

相比之下，早於楊佳、鄧玉嬌之前7、8年的山西殺人者胡文海更有獻身精神：他謀劃殺了14人，坦然陳述："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污行賄，欺壓百姓，村裡的小煤礦（村民冒著生命危險）等企業上交的 400餘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紀檢、檢察、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眼......那些只掙著工資的人民的公務員開著30多萬元買的小車耀武揚威，根本顧不上辦案，甚至和村幹部 相互勾結欺壓老百姓......。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了......。實際上，我每年的收入都有4、5萬元，我完全可以不管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注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污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稍有些閱歷或者知識，就不難發現：胡文海、楊佳、鄧玉嬌都是正道社會的正經好人，只是不幸地"生長在共匪紅旗下，殺人在新的邪社會"。胡文海如果生在中華民國的當代臺灣，其正直善良、仗義執言、與村民和睦相處的品性，完全可能成為一個有榮耀、有保障的縣議員，不需要殺人殉道。楊佳如果生在"學校即社會"的美國，接受杜威主義的民主教育，他做公民可能比歐巴馬還合格，可以公正指揮警察而不必以襲警殺人的"一個人起義"來討說法。鄧玉嬌如果生在中國宋朝，她就是一個可以載入史冊的烈女。他們被冠以"殺人犯"罪名，只因為生在共匪山寨國的21世紀：有錢可以享有嫖娼、聚賭、包二奶、同性戀等邪道自由，但有良知卻不能有批評政府、討論政治、關心人權的正道自由。如此中共新（邪）中國，正經的尚有血性的好人，被逼不殺人就惟有做人皮豬狗。

在共匪山寨國，全社會都淪為放大了的勞教所和看守所，國家機體患政治癌症而壞死。共產黨通過政府、家庭等機制變異著胡文海、楊佳們。警察、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以及老百姓，都這樣你壞帶著我，由於共產黨惡瘤的腫大而成為壞死的社會細胞。天滅中共是定數。三退救人是慈悲，即歷史安排好的剝離中共寄生機體上的人。退黨、退團、退隊之"三退"聲明，就是與中共毒瘤劃清界線的標記。依照中國人"蒼天有眼"的正統思維邏輯推理：這些人將被天災放過。雪災、地震、洪水、瘟疫都在向你警示：你的性命很危險，生死取決於你一念之抉擇。

朋友，有人跟你講三退，你聽了嗎，退了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