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監察制度，簡單說即臺諫制度。"臺"為御史臺，"諫"為諫官。御史監察行政官僚及軍事將領，諫官規勸、監督君主。在此，我們不妨先簡單回顧一下歷史上幾個特點鮮明、形式迥異的監察制度。
在戰國時期，掌管文獻史籍的御史就已有了明顯的監察職能。秦代更是形成制度，設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貳丞相，掌天下文書和監察。之後成為一項歷朝歷代都採用的重要政治制度。
漢承秦制，在監察制度上較秦更密。中央仍設御史大夫，武帝時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即州部，各設刺史一人。東漢後期，刺史逐漸變為凌駕於郡之上的一級地方行政長官，失去監察作用，改稱州牧，成為行政軍事大權集一身的割據勢力，地方監察制度土崩瓦解。
隋唐一體，唐代更進一步擴大了監察機構的權力。御史臺享有部分司法權，有權監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在地方上，全國分為十個監察區，即十道（後增為 十五道），每道設監察御史一人巡迴按察州縣。及至後來，在地方上觀察使（職同監察御史）事事干預，權力逐凌駕到州縣地方官之上，成為地方行政的最高之一 級，有如漢代刺史。觀察使巡按邊遠省份者，稱節度使。
明清兩代官制，由於剔出了宰相這一唯一有可能"相對有力"地制約君權的機構，雖然監察名目繁多，以致疊床架屋，但實際上只是在"用一個官員制約另一個官員"，"用一派官員制約另一派官員"，本質上已經淪為"人盯人"最低端的監察方式。
歷代反腐難逃兩大困局
觀中國歷代監察之得失，雖然兩千多年的體制被整個冠以"封建制度"，但比較不同朝代，還是有諸多區別甚至相去甚遠的之處。然而，以下兩個問題卻是歷代都沒有也不能解決的困境：其一是"監察悖論"，即"誰來監察監察者"；其二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這兩個難題伴隨中國兩千年極權體制始終。從另一個方面說，也正是由於這兩個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才創造出了一個個王朝"興也勃，亡也忽"的歷史循環。
極權體制下監察制度的最大弊病是一切監察權力來源於君主，君主才是最高的監察者，無論多麼龐大的監察體系對君權及君權衍生物都是無能為力的。只有做到 "臣權制約"和"君權制約"相輔相成，政體才能實現動態穩定。君主制大框架下，"君憲體制"是迄今唯一有效的辦法，近代西方君主國家在艱難中完成該轉型。 在大清王朝的最後幾年裡，最高統治者也發現了這一"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秘訣，但為時已晚。
對於第一個難題，即"誰來監察監察者"，宋代進行了有益嘗試，取得了有限經驗，但由於無法走出極權窠臼，對地方監察控制過嚴，以致犧牲了地方的發展積極性，不能形成帝國有效合力，正所謂"強幹弱枝"，兩宋在艱難延續320年後走入歷史。
至於"一放就亂"，極好理解，漢、唐兩個最為燦爛的王朝即亡於此，原來的監察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蛻變為行政官員之後，則意味著監察力量的徹底消亡，不可 逆轉的地方離心力就會蜂擁展現。"一抓就死"則集中表現為監察機構層出不窮被設置，而後迭次實效，不僅基本的肅貪功能無法實現，監察官員更有可能淪落政治 鬥爭的工具，整個官僚體制滑入準死亡的腐爛階段。
古代監察制度的黃金時代--宋
宋代官制大體延續唐代。在監察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經濟審計工作較唐代有進一步發展。三司（指鹽鐵、度支、戶部）主管經濟事務，是北宋最高財政機構， 號稱"計省"，取代了尚書省諸多職務，是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統。每司都對應設置有"勾院"，是對各司進行經濟審計專門機構。如果說唐代的經濟審計工作還是 在每一機構內部由副職官員分管的話，宋代則建立起了獨立審計機構。
對於地方勢力的監察力度也逐步加強。唐代的"道"是朝廷定期或不定期派遣的單一監察體制，而宋代"路"級監察不僅有了固定機構，而且由轉運司、提點刑獄 司、提舉常平司等多部構成。嚴密的監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官僚腐化、地方分裂的趨勢，但是又束縛了地方自主性。有宋之弱，不是因為兵不多、將不廣，或財稅 不豐，而是因為各級各部門受到體制性束縛；對外則表現為不能禦敵於國門之外。
君權制約方面，宋代不少君主對貞觀之治中的做法全面繼承，並且在兩宋具有連續性和習慣性。宋太宗建立起比唐代更為分工明確的專職封駁機構，規定所有君主的一切詔書都要經過"通進、印臺、封駁司"審核。
宋皇祐二年（1050年），仁宗擢升張堯佐為三司使，輿情大嘩；知諫院諸員聯合上書，彈劾張堯佐："乃凡庸之人，只因寵私，驟居要職。"
張堯佐何許人？《宋史》載：溫成皇后之伯父，舉進士。任地方推官時，轄內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卒，道士逃，為巡邏者獲，牽連百餘人。堯佐複審，明其冤。後知諸縣，因地少人多，田訟頻繁，張堯佐為正其疆界，制訂條款，教育百姓。
張堯佐出身寒士，早年考取進士，處世謹慎，熟悉法律。但毫無疑問，他的被重用與其外戚身份直接相關。
在臺諫系統與君主經過數月博弈之後，仁宗最終罷免了張堯佐的三司使之職，但改授他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郡牧制置使四要職。
群臣不作任何讓步，再次諫仁宗。包拯越階趨前，責仁宗重用張堯佐是"失道敗德"，言辭激憤，以致唾沫濺到仁宗臉上。
是年，宋仁宗迫於壓力與宰相文彥博將決定公布於眾：免除張堯佐宣徽南院使和景靈宮使兩職，同時規定外戚不得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等要職。
但到第二年八月，宋仁宗又改任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兼任河陽三鎮節度使。御史中丞王舉正立即上書，宣稱如仁宗固執己見，將辭職。殿中侍御史李兌，及知諫院官員相繼上書"必賜施行"，一個"必"字，迫使宗仁宗最終下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
宋代是古代監察制度的黃金（206,-0.84,-0.41%）時期，雖在南宋後期成為宰相擴張權力的工具，但總體而言，它對監察臣權、平衡君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此後歷朝歷代卻更多繼承了宋代監察制度的弊端，更加傾向於君主專制，對君權的制約因素逐步消失殆盡。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大一統王朝中，宋代"內廷"力量是最為衰弱的，也就是說，在正常官僚體制之外，沒有出現強大的皇權衍生勢力。
在監察中滋生血腥與腐朽--明
至明代，開國君主雖無學養，卻尤為重視歷代興亡經驗。表面上看，明太祖和繼承者都極力恢復唐宋官制，以示正統。實際上卻是棄其精華，揚其糟粕。
廢除丞相之後，隨著君主專制的加強，內部監察制度更加嚴密、機構更加繁複，而獨立性更加削弱，明太祖改御史臺為都察院，以"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 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成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從而完成臺諫合一，一般都察御史之上又增設總督和巡撫總攬地方監督；都察院外又設監督六部活動的六科給 事中。甚至在此之外又設廠衛制度，是為君權完全控制下的特務監察機構，共同構成一張明暗結合的多維監察網。
但明王朝幾乎比任何一個王朝都更迅速地迎來行政、軍事官僚的整體腐化。總體看來，明代監察制度教訓要大大多於經驗。
"臺諫合一"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更加職能不清、君權制約因素進一步削弱的表現。另一方面，明代御史職權過大，其職能被明文定為"代天子巡狩"，每至府 縣，官吏跪拜。為御史濫用權力、索賄貪腐大開方便之門。天啟年間，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京察"、"大計"之爭，舉國官員悉數捲入。監察官員的介入更擴大了 黨爭規模和殘忍程度。
"重典吏下"、"明刑弼教"這些法家思想成為明代監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一手段不但不能發揮實質作用，反而淪為當權者"反監察"的工具。
例如明代嚴嵩父子當朝時期，"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為奸臣"。但凡彈劾嚴嵩的，不是被殺就是杖責流放，監察官員雖前仆後繼卻不能改變既有政治格局。
嘉靖三年（1524年），因諫諍大禮事件，廷杖大臣134人，被廷杖死者多達16人。
明代監察法規雖非常發達，但由於東西廠、錦衣衛等"特別監察機構"超越既有司法、行政秩序，直接對君主負責，更加重了明代官場的血腥程度和腐朽速度。君權高於一切、對君權制約因素的空白造成了明代制度的致命缺陷，使得監察制度在實際操作中舉步維艱。
中國古代君權是不能分割的，也沒有任何第二股力量對其進行有效制衡。在此格局下，單靠監察制度是無法完成約束權力、提高行政效率任務的。哪怕諫者如何忠 君愛國，以致死諫、尸諫、碎首諫，如果缺乏分權制約和正當程序的原則作保證，沒有真正的無差別法治為監察制度保駕護航，無論多嚴密的監察工作也只能是一種 治標不治本、甚至是加速腐敗的權宜手段，所謂的監察體系和官僚體系也就沒有本質區別。
在戰國時期，掌管文獻史籍的御史就已有了明顯的監察職能。秦代更是形成制度，設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以貳丞相，掌天下文書和監察。之後成為一項歷朝歷代都採用的重要政治制度。
漢承秦制，在監察制度上較秦更密。中央仍設御史大夫，武帝時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即州部，各設刺史一人。東漢後期，刺史逐漸變為凌駕於郡之上的一級地方行政長官，失去監察作用，改稱州牧，成為行政軍事大權集一身的割據勢力，地方監察制度土崩瓦解。
隋唐一體，唐代更進一步擴大了監察機構的權力。御史臺享有部分司法權，有權監察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在地方上，全國分為十個監察區，即十道（後增為 十五道），每道設監察御史一人巡迴按察州縣。及至後來，在地方上觀察使（職同監察御史）事事干預，權力逐凌駕到州縣地方官之上，成為地方行政的最高之一 級，有如漢代刺史。觀察使巡按邊遠省份者，稱節度使。
明清兩代官制，由於剔出了宰相這一唯一有可能"相對有力"地制約君權的機構，雖然監察名目繁多，以致疊床架屋，但實際上只是在"用一個官員制約另一個官員"，"用一派官員制約另一派官員"，本質上已經淪為"人盯人"最低端的監察方式。
歷代反腐難逃兩大困局
觀中國歷代監察之得失，雖然兩千多年的體制被整個冠以"封建制度"，但比較不同朝代，還是有諸多區別甚至相去甚遠的之處。然而，以下兩個問題卻是歷代都沒有也不能解決的困境：其一是"監察悖論"，即"誰來監察監察者"；其二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這兩個難題伴隨中國兩千年極權體制始終。從另一個方面說，也正是由於這兩個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才創造出了一個個王朝"興也勃，亡也忽"的歷史循環。
極權體制下監察制度的最大弊病是一切監察權力來源於君主，君主才是最高的監察者，無論多麼龐大的監察體系對君權及君權衍生物都是無能為力的。只有做到 "臣權制約"和"君權制約"相輔相成，政體才能實現動態穩定。君主制大框架下，"君憲體制"是迄今唯一有效的辦法，近代西方君主國家在艱難中完成該轉型。 在大清王朝的最後幾年裡，最高統治者也發現了這一"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秘訣，但為時已晚。
對於第一個難題，即"誰來監察監察者"，宋代進行了有益嘗試，取得了有限經驗，但由於無法走出極權窠臼，對地方監察控制過嚴，以致犧牲了地方的發展積極性，不能形成帝國有效合力，正所謂"強幹弱枝"，兩宋在艱難延續320年後走入歷史。
至於"一放就亂"，極好理解，漢、唐兩個最為燦爛的王朝即亡於此，原來的監察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蛻變為行政官員之後，則意味著監察力量的徹底消亡，不可 逆轉的地方離心力就會蜂擁展現。"一抓就死"則集中表現為監察機構層出不窮被設置，而後迭次實效，不僅基本的肅貪功能無法實現，監察官員更有可能淪落政治 鬥爭的工具，整個官僚體制滑入準死亡的腐爛階段。
古代監察制度的黃金時代--宋
宋代官制大體延續唐代。在監察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經濟審計工作較唐代有進一步發展。三司（指鹽鐵、度支、戶部）主管經濟事務，是北宋最高財政機構， 號稱"計省"，取代了尚書省諸多職務，是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系統。每司都對應設置有"勾院"，是對各司進行經濟審計專門機構。如果說唐代的經濟審計工作還是 在每一機構內部由副職官員分管的話，宋代則建立起了獨立審計機構。
對於地方勢力的監察力度也逐步加強。唐代的"道"是朝廷定期或不定期派遣的單一監察體制，而宋代"路"級監察不僅有了固定機構，而且由轉運司、提點刑獄 司、提舉常平司等多部構成。嚴密的監察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官僚腐化、地方分裂的趨勢，但是又束縛了地方自主性。有宋之弱，不是因為兵不多、將不廣，或財稅 不豐，而是因為各級各部門受到體制性束縛；對外則表現為不能禦敵於國門之外。
君權制約方面，宋代不少君主對貞觀之治中的做法全面繼承，並且在兩宋具有連續性和習慣性。宋太宗建立起比唐代更為分工明確的專職封駁機構，規定所有君主的一切詔書都要經過"通進、印臺、封駁司"審核。
宋皇祐二年（1050年），仁宗擢升張堯佐為三司使，輿情大嘩；知諫院諸員聯合上書，彈劾張堯佐："乃凡庸之人，只因寵私，驟居要職。"
張堯佐何許人？《宋史》載：溫成皇后之伯父，舉進士。任地方推官時，轄內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卒，道士逃，為巡邏者獲，牽連百餘人。堯佐複審，明其冤。後知諸縣，因地少人多，田訟頻繁，張堯佐為正其疆界，制訂條款，教育百姓。
張堯佐出身寒士，早年考取進士，處世謹慎，熟悉法律。但毫無疑問，他的被重用與其外戚身份直接相關。
在臺諫系統與君主經過數月博弈之後，仁宗最終罷免了張堯佐的三司使之職，但改授他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郡牧制置使四要職。
群臣不作任何讓步，再次諫仁宗。包拯越階趨前，責仁宗重用張堯佐是"失道敗德"，言辭激憤，以致唾沫濺到仁宗臉上。
是年，宋仁宗迫於壓力與宰相文彥博將決定公布於眾：免除張堯佐宣徽南院使和景靈宮使兩職，同時規定外戚不得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使等要職。
但到第二年八月，宋仁宗又改任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兼任河陽三鎮節度使。御史中丞王舉正立即上書，宣稱如仁宗固執己見，將辭職。殿中侍御史李兌，及知諫院官員相繼上書"必賜施行"，一個"必"字，迫使宗仁宗最終下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
宋代是古代監察制度的黃金（206,-0.84,-0.41%）時期，雖在南宋後期成為宰相擴張權力的工具，但總體而言，它對監察臣權、平衡君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此後歷朝歷代卻更多繼承了宋代監察制度的弊端，更加傾向於君主專制，對君權的制約因素逐步消失殆盡。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大一統王朝中，宋代"內廷"力量是最為衰弱的，也就是說，在正常官僚體制之外，沒有出現強大的皇權衍生勢力。
在監察中滋生血腥與腐朽--明
至明代，開國君主雖無學養，卻尤為重視歷代興亡經驗。表面上看，明太祖和繼承者都極力恢復唐宋官制，以示正統。實際上卻是棄其精華，揚其糟粕。
廢除丞相之後，隨著君主專制的加強，內部監察制度更加嚴密、機構更加繁複，而獨立性更加削弱，明太祖改御史臺為都察院，以"糾劾百官，辯明冤枉，提督各 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成為全國最高監察機關，從而完成臺諫合一，一般都察御史之上又增設總督和巡撫總攬地方監督；都察院外又設監督六部活動的六科給 事中。甚至在此之外又設廠衛制度，是為君權完全控制下的特務監察機構，共同構成一張明暗結合的多維監察網。
但明王朝幾乎比任何一個王朝都更迅速地迎來行政、軍事官僚的整體腐化。總體看來，明代監察制度教訓要大大多於經驗。
"臺諫合一"是中國古代監察制度更加職能不清、君權制約因素進一步削弱的表現。另一方面，明代御史職權過大，其職能被明文定為"代天子巡狩"，每至府 縣，官吏跪拜。為御史濫用權力、索賄貪腐大開方便之門。天啟年間，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京察"、"大計"之爭，舉國官員悉數捲入。監察官員的介入更擴大了 黨爭規模和殘忍程度。
"重典吏下"、"明刑弼教"這些法家思想成為明代監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一手段不但不能發揮實質作用，反而淪為當權者"反監察"的工具。
例如明代嚴嵩父子當朝時期，"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為奸臣"。但凡彈劾嚴嵩的，不是被殺就是杖責流放，監察官員雖前仆後繼卻不能改變既有政治格局。
嘉靖三年（1524年），因諫諍大禮事件，廷杖大臣134人，被廷杖死者多達16人。
明代監察法規雖非常發達，但由於東西廠、錦衣衛等"特別監察機構"超越既有司法、行政秩序，直接對君主負責，更加重了明代官場的血腥程度和腐朽速度。君權高於一切、對君權制約因素的空白造成了明代制度的致命缺陷，使得監察制度在實際操作中舉步維艱。
中國古代君權是不能分割的，也沒有任何第二股力量對其進行有效制衡。在此格局下，單靠監察制度是無法完成約束權力、提高行政效率任務的。哪怕諫者如何忠 君愛國，以致死諫、尸諫、碎首諫，如果缺乏分權制約和正當程序的原則作保證，沒有真正的無差別法治為監察制度保駕護航，無論多嚴密的監察工作也只能是一種 治標不治本、甚至是加速腐敗的權宜手段，所謂的監察體系和官僚體系也就沒有本質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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