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及的埃米爾（Amir）電影院，我看到了《阿凡達》。影院破舊、觀眾稀疏，看不到一個女人。亞歷山大城的繁華與喧鬧都集中在Saint Stenfano新區，那裡有購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著牛仔褲的姑娘和小夥子們，徹夜遊蕩。我所住的老市區，榮耀不再，只有亞歷山大圖書館是嶄新的。但倘若耐心，你會發現它們曾是多麼典雅，它們是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遺蹟，是一個一心要變成另一個歐洲城市的亞歷山大的見證。老城堆積著層層的記憶，從二十三歲征服世界的馬其頓的年輕君主、妖冶的克利奧巴特再到奧托曼帝國的年代和拿破崙的艦隊，它訴說著埃及人獨特的身份--埃及不僅是尼羅河文明、伊斯蘭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在二十世紀後半葉，這裡發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講。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年輕的總統納塞爾在交易廣場發表了震驚世界的演講--僅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蘇伊士運河。自從一八八二年以來，它一直處於英國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獲得真正獨立的陰影。宣言有著錯綜複雜的背景，它也與納塞爾的性格緊密相關，也是新政權的權力本質的展現。不過，對於埃及人與整個阿拉伯世界來說，沒人想去探究這前因後果，它是一次徹心徹肺的狂歡--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掃而空。在接下來的十年中，納塞爾是全體阿拉伯人的領袖，他倡導「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他象徵著中東重獲的「尊嚴」，也是一個帝國退卻、殖民地獲得獨立的年代最重要的聲音。
《阿凡達》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它電影一樣，是驚心的特技和煽情風格的結合，黑白分明的簡化世界觀貫穿其中--殘酷的壓迫與正義的抗爭，它還如此不可救藥的追隨時髦情緒--人人都在談論全球變暖，我們就來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爾影院（埃米爾是伊斯蘭長老的意思），你很輕易產生這樣的聯想--西方人（一開始是英、法，如今是美國）帶著他們的資本主義邏輯與現代科技而來，他們破壞了原本自主的伊斯蘭世界。喚醒生命與力量的巫師，是納塞爾，也可能是本·拉登（當九一一發生後，中東很多地區是多麼的欣喜若狂）。
簡化的世界觀則有著無窮的魅力，它們以不同的面目出現。它是共產主義，它是反殖民運動，有時則以自然主義的面貌出現。總存在著明確的敵人和解決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獲得拯救。似乎歷史並非如此，審判了資本家、趕走了帝國主義、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後，一個新世界常常並未到來，在很多時刻，它甚至變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對法魯克國王的懷舊之中，而對一九五二年的革命則心生憎惡。至於納塞爾贏得的尊嚴，在一九六七年與以色列的戰爭之後，再度轉化成羞辱。那個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義，從未達成真正的聯盟，不同的阿拉伯國家也從未有過真正的和睦。但處在激動情緒中的人們，沒興趣理會這些東西。
《阿凡達》只是一部賣座電影，它激起的廣泛影響隱隱的預示了世界的新情緒--一種越來越兩極化的情緒正在形成，它與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和身份認同危機相關。不同群體間變得更難溝通，人們沒有耐心去辨別事物的細微性，只求助於簡單的方案，尋求更古老的身份認同-- 宗教、民族、群落，甚至階級。
在中國，它被看作一部非凡的電影。它引起了從知名導演到普通公眾的強烈興趣。除去絢目的技術，一些人在其中看到了「純淨」（他們經常忘記了卡夫卡的名言：枯燥的情感掩藏在熱情洋溢的風格背後），更多的人則被抗爭精神所鼓舞--他們在電影中看到了拒絕拆遷的釘子戶們，是所有被現有政權侮辱與損害的自己。
未來的歷史學家在描述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時，《二零一二》與《阿凡達》必定不容錯過。它們都是在中國贏得世界關注的頂峰時到來的。中國人在前一部分電影中看到了只有「中國模式」與「中國製造」可以拯救世界，而在後一部電影中則是普通中國人心中的積鬱憤怒與不滿。這所有的驕傲也好、憤怒也好，都只能經由美國人提供的經常是莫名其妙的述，來獲得釋放與發泄。我們所有自身的表達渠道正在被封死，並逐漸喪失。我們的頭腦和內心，正在被一種極端化和簡單化的邏輯情緒所佔據。
一個專制、傲慢的政權令人憎恨，但這不意味著所有憤怒的大眾與反抗情緒，就可以被浪漫化為正義和希望。二十世紀的世界與中國，充滿了這樣的例證，它們都以簡單化的希望為開端，以更深刻的幻滅為結果。一個喪失了細微的感受力與判斷力的社會，經常是這種希望與幻滅交替作用的溫床，此時此刻的中國，正是如此。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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