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一些老百姓精得很，他們寧要貪官，不要酷吏。這又是為何？在他們看來，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財富，民眾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發貪官，貪官之惡最多也是個人之惡。但到了酷吏時代，則是鐵通般的鉗制，個人之惡則變成制度之惡，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
在酷吏的統治之下，路不拾遺，盜賊絕跡。不過，你千萬別以為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這樣一個「沒有罪惡」的社會一旦出現，根本的原因在於統治者壟斷了全部作惡的權力。
以今天一些人的眼光來看，古代的酷吏似乎是很吸引人的。表面上看，酷吏有以下好處：
首先，酷吏的一大特點是專門和豪強做對，用今天的詞就是熱衷「打黑」。漢代大酷吏郅都，「敢面折大臣於朝」，不避親貴。做濟南太守的時候，到任就捕殺閑氏首惡，摧折濟南豪強，權貴們都不敢正眼看他，稱其為「蒼鷹」，對他是又怕又恨。張湯更是專治諸侯王，誅戮富商、大姓、豪強，自然也是其強項。王溫舒治廣平的時候，大肆「打黑」，捕殺「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至流血十餘裡」。到十二月底，已殺得「郡中無犬吠之盜」。
其二，酷吏的政績大都相當突出，尤其善於強化治安。郅都上任一年多，濟南「郡中不拾遺」。他守邊的時候，匈奴害怕，不敢進犯，被稱為「戰克之將，國之爪牙」。厙狄士文為貝州刺史時「道不拾遺」、趙仲卿主持屯田時「收穫歲廣，邊戍無饋運之憂」，王溫舒做廣平郡的都尉，外地的盜賊不敢過境，及做上河內太守，只用三個月的時間，夜裡連狗叫聲都聽不到了。
另外，酷吏不僅「能幹」，而且大多相當清廉。郅都從不收禮，在任的時候不拆私信。張湯死後遺產不到五百金，王溫舒甚至連五十金都沒有。隋朝的厙狄士文「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 」。
這樣的官吏，勤力「打黑」，又清廉，這麼一說，恐怕很多人會心嚮往之吧？可為何在古代，從官方到民間，一直都大力批判這種酷吏呢？對酷吏的批判貫穿儒家政治學說的始終，到底是古人糊塗還是今人腦殘？
古人批判酷吏，一來是因為其手段太殘酷，但更重要的是，不僅其手段殘酷，而且殘酷之後，也換不來太平繁榮，反而把社會搞得更糟！這又是為何呢？
最早提出酷吏一詞的是司馬遷，他專門做了《史記·酷吏列傳》，對酷吏們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後來司馬光也批評漢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為治者大抵多酷暴」。《後漢書》的作者範曄對酷吏的壞處一句點破：「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意思是說，酷吏們追求用嚴刑峻法，用殘酷的手段來妄圖解決社會失範的問題，完全是舍本取末的行為，沒有抓住問題的根本，也自然解決不了問題。
社會的繁榮和穩定的根本在於設置一個相對公正的制度，要儘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財富，這才是減少社會矛盾的切實可行的辦法。穩定的根本在於減少社會矛盾，而不是無視矛盾，靠暴力酷刑維持。僅僅靠強力，靠刀架脖子：「舉起手來，不許動」，這樣的穩定，縱有一點效果，也是暫時的。
酷吏嚴延年任河南太守時，為了數威，各縣的死囚集中到郡府行刑，血流數里，一時間野無行盜，庶幾太平。然而沒過幾年，更多的人鋌而走險，盜賊蜂起。朝廷也逐漸反思，好用酷吏之風也歇菜了。
制度不合理，不僅酷吏解決不了問題，就算是「酷皇」出馬也是白搭。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貧苦，對於官員貪污腐敗深惡痛絕，想通過空前嚴酷的法律根除之。他規定官吏貪贓額滿六十兩的一律斬首示眾，並且剝皮實草。他還屢興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恆貪污案，牽連被殺的就有萬餘人。但結果如何呢？明朝貪腐有增無減，幾乎成了中國古代史上貪腐最嚴重的王朝。
如果一個社會的民眾，長期遭受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侵害，確實渴望有鐵腕青天的出現，用嚴刑峻法來盡快終結那種失範的現狀。這或許正是亂世中渴望酷吏「打黑」流行的社會心理基礎。
但千萬不要天真地認為，酷吏的嚴刑峻法就是「法治」。真正的法治，是以維護權利為本，而酷吏的嚴刑峻法，本質是為了鎮壓。酷吏之酷，絕不為紓解民困，而是為了取悅主子，酷吏「打黑」，說白了，就是更大的流氓去消滅地方小流氓罷了。酷吏這個角色，暗合封建政治的本質需要，是皇帝不可或缺的打手。酷吏「打黑」，錘擊豪強宗室，其實是為了維護最高集權的意志獨尊，替皇帝把有文才或武勇、有勢或有錢的中間階層，把「五蠹」去掉。他們同樣對民實施暴政，扒房、拉豬、牽羊。酷吏就是皇帝主子凶狠的牧羊犬，要像牧羊一樣收拾妥帖千千萬萬的納稅良民。
古代的一些老百姓精得很，他們寧要貪官，不要酷吏。這又是為何？在他們看來，貪官只能偷偷摸摸地攫取財富，民眾也可以堂而皇之地揭發貪官，貪官之惡最多也是個人之惡。但到了酷吏時代，則是鐵通般的鉗制，個人之惡則變成制度之惡，整個社會籠罩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之下。民眾只能三緘其口，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也不敢言。
在酷吏的統治之下，路不拾遺，盜賊絕跡。不過，你千萬別以為這是政治清明的大同盛世了，這樣一個 「沒有罪惡」的社會一旦出現，根本的原因在於統治者壟斷了全部作惡的權力。一個通過「打黑」消滅了豪強的社會，只是讓一個個民眾直接面對更強大的統治者的全面鉗制，更加無還手之力。
「打黑」之後，小民們或許能夠得到一點好處和安寧，但那只是短暫的。酷吏打黑除惡一時，卻讓惡的制度長命百歲。更何況酷吏絕不是依法辦事的人，絕對只是人治，曲法枉法是酷吏的家常便飯。史書記載，酷吏周陽由「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王溫舒縱使督捕，「快其意所欲得」。沒有來自民眾的約束，只對主子負責，酷吏們哪裡還會遵循法條，哪裡還顧得上程序正義呢？
因為替主子出頭賣命，酷吏的官運一般都相當好，經常越級升遷，屢廢屢起，深得皇帝喜愛。張湯就是因為替漢武帝屢次清除諸侯豪強而深受武帝信任，升為御史大夫，位居三公，僅次於丞相。還有尹賞，他起初任縣令，犯「殘賊」罪免官。但後來又很快被重新起用為鄭縣令。後來因首都長安治安惡化，尹賞被任命為長安縣令，皇帝賦予其「得一切便宜從事」的全權。不久，尹賞升為江夏太守，因為誅殺盜賊及吏民太多，又坐「殘賊」之罪免官。後又因為「南山群盜起」，尹賞又被重新起用，任右輔都尉，不久再升一級。
這也是古代酷吏頻出的原因，說白了，就是一種政治投機罷了。
不過，酷吏投機，這條路也不是那麼好走的。雖然他們在官場常能平步青雲，但最終的結局往往很悲慘。皇帝主子經常要把他們拋掉，來假裝好人。不僅郅都、張湯、嚴延年都無善終，漢代十幾個著名的酷吏，沒被殺的僅有趙禹、楊僕等兩三人，唐代的酷吏，也就姚紹之、毛若虛等幾人得以倖免，其餘都沒逃脫斬首誅族的下場。
酷吏「打黑」，別迷戀它，它只是個傳說。（李鐵，香港浸會大學西方政治哲學博士，擅與流行的謬誤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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