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學校難度年關

過年了，學生放假隨在外打工的父母回老家。而在他們常住的異鄉土地上，他們學習和玩耍的校園，他們棲身的學校，卻正和被拆遷的命運搏鬥。他們的學籍卡、疫苗接種卡，甚至他們繼續上學的機會，都面臨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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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粉紅色棉襖的小敏正站在學校門口向裡張望著，她不敢走進去。校園裡面，小夥伴們曾經在趣味運動會上進行拔河比賽的麻繩，正被一群施工人員用作砍柳樹的工具。

這是一所民辦的打工子弟小學，位於北京市朝陽區奶西村，叫文德學校。這裡的學生幾乎全部是外地來京打工人員的子女。家長們選擇這所學校，是因為他們可以承擔這附近便宜的房租，儘管這裡離北京的心臟很遠，而且他們只能住在沒有暖氣的平房裡。

小敏今年上六年級，「爸爸是開車的，媽媽在麵條廠」。她來到文德學校剛剛一個學期。她此前在朝陽區雷橋村就讀的另一所打工子弟校已經被拆遷了。在新的學校，她還來不及記清自己的新老師叫什麼名字。

「學校怎麼了?」小女孩看著這一切，瞪大了眼睛問。

文德學校的校長崔克忠就站在一旁，但他也無法給出答案。這一天是2月7日，農曆臘月廿四。前一天剛剛下過一場大雪，「如果進得去，每次下雪都是我掃校園。」這個40多歲的東北男人望著被大雪覆蓋的教室屋頂和操場地面說道。

半個多月來，他只能這樣站在校門外望著自己的心血。據他回憶，從1月19日開始，學校的大門就被人鎖住。有人告訴他，「是村聯防上的鎖」。2月7日上午9點，他來到學校時，校門剛剛打開，某施工隊蜂擁而入。他跟在施工人員的後面，才得以進入這所他已經營了7年多的學校。

他知道，這個學校保不住了，要拆了。

根據北京市朝陽區於2009年7月召開的「推進城鄉一體化暨土地儲備工作動員會」，朝陽區「將啟動26.2平方公里農村地區的土地儲備」，文德學校所在的崔各莊鄉就位於其中。奶西村村委會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儘管他們並未接到關於騰退和拆遷具體時間的通知，但因為政府預計在今年年中進行拆遷，因此已經「開始著手準備了」。

這些準備就包括村集體於1月中旬解除與崔克忠的房東張嘯(本村村民)的合同，收回文德學校所在的「地上物和地」。該工作人員稱，他對文德學校內正在進行的施工並不瞭解，有什麼問題「應該找房東談」，但那裡「確實是我們集體的地方」。此時，距離崔克忠與房東的租賃合同到期還有3年時間。

崔克忠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村裡在鎖門後限他3天騰退。「那麼多桌椅、設備，我怎麼騰退?我沒有接到正式的拆遷通知。」

重新進入學校，他發現，自己的校長室像是經歷了一場洗劫。門玻璃被砸碎，教材、試卷、教具、抽屜被撒了滿地。一

不留神，就可能踩到幾沓從箱子裡倒出來的學籍卡。兩位曾經獲得第一屆新公民園丁獎的老教師的獲獎留念也被扔了出來。孩子從老家帶過來的疫苗接種卡，散亂地攤在地上。

沒有人聲稱為這強盜般的行徑負責。崔克忠小心翼翼地把散落在地上的疫苗卡撿起來，「這要是給孩子弄丟了怎麼辦?」他一直重複這句話，「早知如此，還不如讓孩子帶回老家。」

但這幾乎是無法實現的。當他被宣告必須騰退的前3天，這所小學就已經放假了。直到現在，那些回老家過年的家長和學生還不知道，等到春節結束，孩子就可能無處求學了。

文德學校一共有200多名學生，而這所學校幾乎是整個崔各莊鄉面臨拆遷的打工子弟校中學生最少的一個。據朝陽區教委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所長張連海介紹，崔各莊鄉將要被拆遷的學校大概有20多所，學校人數多則1000多人，少則200餘人。

幾所打工子弟校校長告訴記者，他們沒有辦法通知家長「開學別來了」，因為打工者一旦回到老家，往往都會立刻停掉北京的手機號，換成當地號碼。

「正月初八來上學的孩子怎麼辦?難道要看著鏟車推平學校嗎?」一位校長激動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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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學校這一次遭遇的困難，是在整個辦學過程中最艱難的一個——或許也是最後一個。

中國地質大學的志願者易國強在打工子弟校做志願者時，覺得這裡「條件比我們農村老家的小學還要差」。另一位來自外企的志願者胡搏第一次看到校舍，幾乎認為這是「毛坯房」，「水泥地和牆面甚至都不平，講臺就是用水泥砌了個臺，黑板只是塗了幾層黑漆」。

在一堂名為「我們的城市」的課上，胡搏發現這些孩子只有在逢年過節時才能吃一頓麥當勞，但她同時也發現，「這裡的學生看上去挺快樂」。

這些孩子的父母從各地來，在北京城裡從事著最底層的工作，做裝修工人、計時工，或者以賣煎餅、撿廢品為生。在文德學校，許多孩子在家庭地址欄中就填寫著「奶西市場」。在這片平房中，這些家庭能用每月200元的租金安置一個「家」。

打工子弟校的校長和老師們必須因為學生的特殊情況而將學校改變得更適合他們。在北皋實驗學校，因為打工者下班都很晚，學生可以在老師的陪伴下一直待到晚上8點半，校長李俊山總是擔心「他們回到家一撂下書包就去黑網吧」。

在文德學校，崔克忠幾乎叫得出每一個孩子的名字。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工者們常常搬家，這裡的孩子流動得太快，「能在這念3個學期就算時間長了」。易國強也發現，每一次在這裡做志願者，「總有一些過去熟悉的小朋友不見了」。

但這個校長還是要求老師們時常進行家訪，因為「每一個孩子的家庭都不一樣」。他們為一個男孩免掉學費，因為他直到六年級「幾乎沒穿過新衣服」，常常穿吊腳褲，甚至是媽媽的女式毛衣。這個男孩現在在這所學校裡讀他的「第二個六年級」，因為家裡擔負不起他上初中的費用，於是就懇求校方讓孩子在這裡一直念下去，「念到能出去工作」。

崔克忠的妻子祝欣老師總是記掛著另一個女學生。據說，她的父親好逸惡勞，女兒13歲的時候，就想給她「說人家，拿彩禮錢」。為了保護這個女孩，祝欣把她接回自己家裡住了一整個學年。沒想到，假期時，女孩回到爸爸家裡，就再也沒了消息。最後祝欣聽說「她才16歲就成了兩個孩子的媽」。

「我們投入越多，就越傷心。」崔校長站在校門外望著自己的學校。2009年9月，他剛剛將這裡重新裝修一番，教室外的牆上塗著孩子們喜歡的紅色、黃色和藍色。

可是現在，柳樹的樹枝已經被砍光，孩子們再也不可能在夏天裡坐在柳樹下讀書了。本來崔克忠還想多蓋幾間教室，但校園西側剛剛搭建的鋼筋也已經被迅速地拆除。施工隊的一位指揮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這裡要全封起來，蓋三層樓。」但他不肯透露究竟被誰僱用。

「看到你們這裡，我心涼了大半截。」北皋實驗學校校長李俊山看到文德學校的現狀後說。他收到的不是一把鎖，而是崔各莊鄉政府下達的《關於提前做好拆遷騰退中停止辦學的通知》，要求「2010年2月底前上述村域範圍內的非住宅房屋土地騰退搬遷工作結束」。

這位開辦了兩所學校的校長常常說：「咱不關心國家大事，咱也關心不了。」但這一次，「大事」將渺小的個人遮蔽了。鮮艷的紅色條幅掛在了實驗學校的院牆上，「響應騰退政策，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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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各莊鄉的打工子弟學校幾乎都面臨著拆遷，但有幾所學校卻還都沒有開始動手搬家。那些桌椅、黑板、半年前剛剛安裝的鍋爐沒有地方擱置，辦學者希望為過去的投資得到「合理補償」。

他們向各級部門尋求解決辦法，在各自的村委會、崔各莊鄉政府、朝陽區政府、朝陽區教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政府之間奔走。但很少有部門作出明確的回應。村委會告訴他們，「既然是和房東簽的合同，就應該去找房東」。拆遷辦則表示，「我拆的是地上物，你們是辦學機構，得找教委。」

2月8日臘月廿五上午，4名學校舉辦者和兩名幼兒園舉辦者來到朝陽區教委。接待上訪的工作人員表現得很無奈，連說，就算要賠償，「也應該是崔各莊給錢，不是我們教委給錢啊。」更何況，這些學校本來就屬於「非法辦學」。

位於朝陽區的63所打工子弟學校，只有14所獲得了辦學許可證。朝陽區教委社會力量辦學管理所所長張連海告訴記者，打工子弟學校大多條件很差，幾乎都無法達到《民辦教育促進法》中的辦學要求。「已經是將辦學標準控制得低到不能再低了」，才批下來這14所。從2005年開始，再沒有打工子弟學校取得過這類許可證。

正在上訪中的好幾所學校，都曾被教委要求過「停辦」。可這群舉辦者堅持認為，「教委就是我們的娘家」。

他們也有自己的理由。教委常常給他們開會，對這些校長和教師進行培訓。在大望京村的打工子弟學校拆遷時，他們也曾經按照教委的要求，「無償接收大望京村的學生」。

目前，朝陽區的外來人口子女達10萬人，佔整個北京市外來人口子女的四分之一。公立學校有限的資源無法滿足這樣龐大的群體，打工子弟學校應運而生。儘管它們中的許多已存在超過10年，但畢竟缺少一張「辦學許可證」，而這恰恰是獲得賠償的關鍵。

半個多月過去了，他們的賠償訴求沒有得到明確答覆。儘管這已經不是第一所或第二所面臨拆遷的打工者子弟學校，但至今仍沒有「有關部門」制定出相應的政策。

「問題不可能一天就解決。快過年了，等到春節後我們會幫助協調。」在接待上訪中，朝陽區教委作出了這樣的表態，「但我們肯定不會讓任何一個孩子失學。」

在區教委待了近3個小時後，這些校長帶著這個答覆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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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場拆遷補償的博弈中，學生和他們的父母——打工者及其子女，卻是缺席者。

住在文德學校附近的蕾蕾，她的父母在奶西村開了一個小飯館。蕾蕾1歲的時候來到北京，今年上二年級，但她還沒有「進北京城裡玩過」，最喜歡去的地方只是「隔壁的小朋友家」。

蕾蕾的父母每天都能看到那座正在被佔領的學校，他們聽說自己的小飯館也快要被拆了。未來是如此迷茫，「搬到哪裡去?再找什麼學校?我們也不知道。」

在能夠聯繫到的尚未離京返鄉的家長中，儘管有些是從記者口中才剛剛知道學校即將被拆，但他們的表現都很平靜，「拆了就重找地方，還能怎麼辦?」

隨著城鄉一體化的推進，他們只能向更遠處遷移。這個城市可能已經讓他們習慣了不斷尋找新家。

也許，孩子們剛愛上自己的學校，但他們不得不離開。

文德學校四年級的小驥在學校外面和小朋友玩。天氣太冷，他被凍得鼻涕都淌出了半截，卻很興奮地從院牆外看著狼藉的校園。有人問他，「你知道學校裡為什麼變成這樣嗎?」

他吸了一下鼻涕，很自信地回答：「我知道!學校要把滑梯蓋得更好。」

半個月之後，誰將在緊鎖的校門前告訴他真實但殘忍的答案?